时至今日，媒体业正在面临深刻而艰难的转型，昔日辉煌的著名报刊相继关停，数字化浪潮不可阻挡。“我服务的媒体停运了。我创办的媒体衰落了。我热爱的媒体消失了。”这样的声音和叹息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变得越发熟悉。
2011年7月10日英国百年老报《世界新闻报》停刊，这年五月，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的月独立访问用户数量首次超过《纽约时报》。一名美国在线(AOL)员工在Twitter上写道：“6年战胜了100年”，意思是《赫芬顿邮报》用6年时间超越了拥有100年历史的老字号《纽约时报》。是的，传统媒体传统模式正退出历史舞台，但新闻不会停止。在大趋势下，传统媒体想要存活就必须要向新媒体转型。在陈序眼中，“没有主编才是新媒体”。
陈序，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中文刊前执行主编、政经专栏作家，他在《主编死了》一书中这样预测媒体的未来：
“将来的写作形态和叙述形态会这样改变：从客观转向主观，从理性转向感性，从故事叙述转向游戏叙述，从全面呈现转向碎片吸引。新闻会变成更加情感化，新闻会从一个新闻业变成一种新闻活动，一种公众积极参与的社会活动。”
推荐序一
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段永朝
大约三个月前，收到陈序兄发来的这部书稿，首先被书名吸引-《主编死了》，然后被畅快淋漓的阐释所震撼，一口气读完，而后掩卷长思。
在诸多传统媒体左冲右突、寻求新媒体转型的艰难旅程间，人们反复在问：什么是新媒体？陈兄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主编是否已"死"？
"陈序问题"一下子抓住了思考"新媒体"的命门，这又是一个乍一看使媒体人、特别媒体主编，难以接受，甚至难以直面的"硬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硬"，或许在于以下三点：
其一，作为一种职业，主编曾是权力、荣耀的象征。与任何一种诞生于工业时代的职业、权力与荣耀一样，主编这一符号无疑是"议程设定"、"风格塑造"、"思想守望"的代名词。主编之"死"，令这些承载权力的光环与外衣瞬间滑落，更暴露出传统媒介"立足之本"的怪异和荒诞。
媒介的"立足之本"与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有关，与新闻专业主义有关，与新闻业数百年的梦想和坚守有关。但是，这一建构在工业化思维基础之上的媒介权力，在不断遭遇媒介泛化、新媒介赋权的冲击之下，显露出难以自圆其说的窘境。
其二，互联网背景下之"受众"，再也不是被动"喂食"的消费者。抵达第一现场的目击者，真实生活的记录者、报道者，不再是媒介组织和媒介人士专属的权力。网民介入公共生活的现实，使媒介?有的生产方式彻底崩塌。
其三，传统媒介的合法性和运行的有效性，事实上无法与"消费社会崛起"（鲍德里亚）、"后工业时代兴盛"（丹尼尔·贝尔）、"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詹明信）摆脱干系。甚至可以说，传统媒介的存在形态、组织模式、运转方式，以及在事关意识形态时的论辩姿态，无一不显示出对"确定性世界"居高临下操控与建构的图谋，而这一图谋恰恰显示出，现代媒介是商业社会权势集团、资本主义政党政治合谋的最佳伙伴。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资本主义公共空间的衰落，实质是媒介和大众批判意识的丧失。
惬意的、娱乐化的、过度营销的媒介，是今天媒介的真实面孔。陈序书中条分缕析的种种"主编窘境"-在道德正直和营收绩效之间以及在教化受众和启迪思想之间找寻平衡的窘境，无一不暴露出这个行当致命的软肋。
这个软肋，用陈序独到眼光给出的诊断书，就是一句话：主编死了。
这不是一个让人舒坦的说法。但这是一个催人思考的说法。是时候了，这个时代需要重新思考"主编"这一称谓的含义-这个含义首先要敢于让它传统的含义"死去"，而后才可能培育出作为一个新的行业、崭新的可能。
推荐序二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志安
资深媒体人陈序的新著《主编死了》即将出版，乍一看书名，实在有点颠覆，但仔细读完全书，就能感受到作者对未来新闻业的忧虑和深思。
书中的不少观点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对传统媒体衰落的反思、对主编角色将死的预言，都显得过于冷静甚至有些残酷。而实际上，作者始终紧扣赢利模式再造这个根本问题，从生产、技术、产业、社会等多维度深度思考传统媒体的转型，颠覆之中试图理性重建、破坏之外不失人文关怀。
的确，赢利模式是新闻业转型和融合的关键挑战。未来的新闻业，到底以商业化主导的方式还是公益化主导的方式生存，学界和业界暂未有结论。不过，受众、组织和生产层面的变化和变革是无疑的。为此，笔者也想预测下未来十年或二十年的新闻业。
未来的受众特征
其实，使用"受众"或者"观众"已?是过时的词，因为隐含着被动接受的意味，而实际上，每一个"受众"都可以随时转变成"记者"，进行网络爆料或发布信息。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以"受众-用户-公民"的三重角色来理解跟媒体打交道的人：他们多数时候的确在接受媒体传播的信息，但媒体必须更加尊重其需求和体验，而他们又在逐步建立起公共参与的理性，随时可能通过技术赋权而进行公开传播。那么，未来的受众是怎样的？
首先，从信息获取方式上看，他们会习惯于"实时、个性、定制"。他们通过便携式终端甚至可穿戴设备随时随地获取个性化的内容，这些内容既由他们自己定制，也可能?由数据挖掘智能化地推送。他们会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寻求个人注意力的最佳分配方案，因此，哪家媒体能更精准地实现内容传输与受众注意力的匹配，?就更可能依托高质量的内容创造价值。
其次，从接受信息的规律看，他们对信息的接收是有偏好的。我们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从生活方式和生活情境来看，受众对信息的接收是有偏向的：早晨，人们更愿意接受硬新闻以及跟自己出行和生活有关的服务资讯；中午，人们比较愿意去接受行业新闻或跟工作有关的资讯；晚上，人们更重视休闲娱乐，于是软性信息和节目更加受青睐。因此，"早晨-硬新闻、服务，中午-行业新闻、知识，晚上-软新闻、服务"或许会成为未来受众接收信息的周期性偏好特征。
再次，从受众角色的变化看，他们既是"个性化消费者"，也是"互动化生产者"。受众会主动地生产大量的生活信息，这种生活信息不同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公共事务报道，可能比较碎片化、个性化和随意化，但越来越多的受众不会再通过专业媒体获取"新闻"，而是通过自己在线社交圈亲朋好友分享的"类新闻"去了解周围环境的变化。此外，受众也会在目击重大事件后发布一些信息，至于他们会否联合起来、搞个小网站专门做"草根新闻"，这得取决于采访权的突破和报道环境的改善。
最后，从行动主体的角度看，受众在常态中越来越接近"消极受众"，而只在非常态时接近"积极受众"。在日常生活中，受众的信息接触和使用是比较消极的，他们越来越容易被技术控制。过去，他们会有意识地根据自身需求去了解重大的公共信息，去寻找合适的媒体、合适的版面，而将来，他们会更习惯接受软性的生活资讯。如果他们越来越习惯或沉溺于移动化、碎片化的信息阅读，那么，他们"深思"的能力可能会弱化，"快思"或"浅思"的意识可能会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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