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秋》是裴士锋的第二部作品，裴士锋 Stephen R. Platt，耶鲁大学中国史博士，其博士论文获颁瑟隆•费尔德奖（Theron Rockwell Field Prize）。目前执教于美国阿姆赫斯特马萨诸塞大学，著有《湖南人与现代中国》（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他大学时主修英语，因此大学毕业后以雅礼协会老师的身份在中国湖南待了两年。
书中作者以外国人的视角讲述了发生在19世纪、为我们所熟知的太平天国战争的历史。与传统的将太平天国当做一次进步的农民运动不同，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战争的本来面目，突出了战争的残酷性，同时，也分析了太平天国战争怎样塑造近代中国。作者也用了比较多的篇幅研究了西方列强的介入对于战争走势的影响，以及作为儒家和传统代表的曾国藩和作为亲西方和渴望现代化的洪仁玕之间，两种观念的剧烈碰撞。本书2012年2月由KNOPF出版，随即受到很多关注。基辛格和史景迁也撰文推荐此书，更有读者赞扬普拉特的作品已经超越了他的师父史景迁的《太平天国》一书。
序言
尽管本书是写给那些对太平天国战争罕有所闻的美国读者，但我仍希望中国读者会发现这虽是一个与所知版本不一样的故事，却同样有趣。我更希望他们认识到在全球语境中局外人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特别是西方列强在影响当时中国局势时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我对中西关系史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一九九三年，其时我充任耶鲁大学雅礼协会项目的英文教师，第一次到了中国。在长沙，我给中学生讲美国文化，两年后回国，感觉让美国人更多了解中国亦极为必要。自首次中国之行，迄今已有二十余年，今日我已是马萨诸塞大学的历史教授，为美国本科生讲授中国近代史(课上也有为数不少的中国留学生)。
关于这段中国史，在我看来，中国人通常认为曾国藩和湘军剿灭了太平天国，而在西方，则更强调华尔与戈登的作用，尽管二者其实并行不悖。
迟至一九一九年，当中国在《凡尔赛和约》谈判中令人震惊地向日本割让利权——以致引爆了“五四运动”——英国政治家劳合·乔治(Lloyd George)仍以太平叛乱为证，试图说明为什么不能给予中国平等待遇。他说：“中国的死气沉沉恰好证实了外国人所作所为的正确。中国人如同阿拉伯人一样，是非常聪明的种族，却处在一个无所进取的阶段。如果不是戈登组建了常胜军，中国定会被太平军颠覆。”
对英语读者来说，撰写此书的一个目的，是想矫正一个长期以来的幻觉，即无论如何是英国人在十九世纪“拯救”了中国；而对中国读者，我则要强调另一面，即外人的干预——混乱，疏于谋划，缺少道义上的心理准备——却极为关键地帮助曾国藩与李鸿章赢得这场战事。当然，绝大的讽刺在于，从伦理上反对向洋人求助的曾国藩恰是英人干预的最大获益者；而倾其所能希望获得英国支持的太平天国总理洪仁歼却被他毁灭。
无论对中国来说，还是对业已通过贸易而紧密联系的世界来说，这都是历史上黯淡的一刻。再次审视这场战争，我希望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十九世纪西方列强与中国的关系，是如何循着他们共筑的毁灭之路而惨淡收场。而更好地了解我们共同的过去，或将有助于我们为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关系找到一个稳定的基础，少一些求同的幻想，而更尊重彼此的差异。
英文版序
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年席卷中国大片江山的战争，不只是十九世纪破坏最烈的战争，也可能是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战争。这场战争在英语里称作太平叛乱（Taiping Rebellion），战争一方是名叫太平天国的汉人叛军，另一方是立朝已两百年而国力日衰的满清王朝。惨烈的十四年战争期间，至少有两千万人因为这场战事及它带来的恐怖饥荒和瘟疫而丧命。太平叛乱最后几年期间，美国上演了南北战争，而中国这场内战的死亡人数至少是美国内战的三十倍之多。
大部分美国人受完正规教育，不知什么是太平天国，我也不例外。我受完十二年公立教育，读完四年大学，在中国待了大半年，才首度读到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而这样的经验，我想并不罕见。在美国，这场战争仍鲜有人知，原因不只是因为我们自然而然把本国的内战当作这段时期历史的中心，也因为存在已久的一个错误认知，误以为十九世纪的中国基本上是个封闭体系，因而中国的内战，不管规模多大，只与发生内战的这个国家有关系。
撰写此书的目的之一，是协助恢复中国十九世纪时在世界上应有的位置。中国不是个封闭体系，全球化也谈不上是我们有时以为的晚近现象。大清帝国透过贸易深深融入世界经济，有数千名外国人住在香港及上海。因此，中国这场内战与地球彼端的欧美有千丝万缕的纠葛，受到外界即时的关注。此外，让已经疲于奔命的中国王朝统治者更为焦头烂额的是，英、法两国于一八五○年代晚期为了通商权与派驻大使的问题向他们开战。
这场战争与尚在进行的太平叛乱同时扑来，把大清帝国推到完全瓦解的边缘。
美国人该认识太平叛乱，不只是因为该了解中国历史，或因为有美国自己人涉入其中，还因为这有助于阐明美国内战在美国国外的遥远异地所产生的更广大影响。中国与美国两场内战的同时进行，绝非不值一顾的小事，而本书的基本论点之一，乃是一八六一年美国内战的爆发迫使英国有所行动，从而影响了中国内战的结局。中国与美国是当时英国最大的两个经济市场，为了解英国在这两场战争中的角色，我们得记住，英国面临着同时失去这两大市场的风险。英国得想办法恢复其中一个的秩序，而基于本书后面会解释的几个理由，英国本可能介入美国以重启棉花贸易，但却选择投入中国的内战。事后英国首相会把介入中国一事，当作英国为何得以在不干预美国内战下仍能熬过经济崩溃的原因。或者换句话说，英国靠着对中国内战放弃中立，才得以对美国内战保持中立。
本书目的不在全面叙述这场中国内战的来龙去脉，毕竟以这场战争规模的浩大，如果这么做，很容易就只剩一长串令人麻木的日期、战役和伤亡数据。本书尝试从各个方面来呈现这场战争，并尝试重现当时的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包括被卷入这场冲突的中国人，还有冷眼旁观的、下场参与的、火上浇油掀起别的战争的外国人。我紧扣住双方阵营某些人的经验，试图借此穿透这个混乱时局的事件，在我看来，这些人最深刻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抉择、恐怖与机会。本书的主要人物，乃是我眼中最直接将这场战争导向其结局的那些人，他们各个可以说都决定了这场卷入数千万人之战争的面貌。
这些人从会说英语、传布基督教并且梦想建立拥有自由贸易、铁路与报纸之中国的太平天国总理，到受了在中国内战打仗的报酬利诱而来到上海的美国佣兵，到试图了解自身周边陌生的异国世界而在最终塑造了那个世界的西方外交官和传教士，形形色色，非常多样。就清廷这边来说，读者得按捺住最大性子等待登场的人物是曾国藩，因为他直到第六章才终于登场，成为主角。这个贫穷农家出身，后来统率家乡子弟兵的将领，其部队人数之多、之忠心、之残酷无情，一如美国内战时与他角色相同的格兰特所统率的军队，而到了中国这场内战末期，这位将领的权力之大，则使格兰特相较之下像是个下级军官。曾国藩在现代中国的身后评价颇为曲折：由于支持异族满清王朝，曾国藩被数代人痛骂为汉奸，晚近则得到平反，被奉为中国人的典范，或更具体地说，是以未受西方影响的地道本土儒家方式，体现道德、强毅与克制精神的典范。他是今日中国境内最受欢迎的历史人物之一，在任何机场书店里都陈列了数十本有关他生平与书信的书籍。拙著则是八十多年来试图重现他生平的第一本英语作品。
描述这场战争时，必然得谈外国因素，因为中国这场内战的双方势均力敌，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八六○年代初期外国人的外交与军事干预。英、美史家已针对训练及带领中国部队投入这场战争的两位最重要的外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与戈登（Charles Gordon）——写了不少有溢美之嫌的传记。我重新检视他们的经历，对他们所投入的这场可怕战争的内部情势抱着应有的谅解，再以此角度探究他们，发觉他们大不同于那些传记所呈现的形象。历来都把华尔和戈登称作英雄，称他们是冲进中国拨乱反正的外国人（不只一本传记把华尔称作“神”）。中国受到两次鸦片战争的欺凌，在枪炮威胁下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从这样的时代背景来看，他们两人代表了中国与列强罕见的积极合作时刻。但这一观点主要是因为对更广大战争情势的无知，而如果说有什么契机使我起心动念想回头探索这一时期，那就是我在无意中看到并在本书结语里引述的一次采访记录。那次采访发生于一九○九年，受访者是日本知名政治家伊藤博文。他告诉采访记者，英国介入中国内战其实不是中外合作的绝佳范例，反倒是英国在中国所犯下的最大错误。
但刚开始为本书的撰写爬梳数据时，我以为会得到外国介入其实对大局毫无影响的真相。毕竟，西方史家长久以来喜欢夸大外国人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而在当时的上海，英国人无疑太过膨胀自己对中国的重要性——即便他们对中国国内情势的了解极其有限。相对的，以中文写成的太平天国战争史书籍，往往把焦点放在地方军队和其他国内势力，而对华尔与戈登之类人物少有着墨。上海沿岸的洋人只是中国内部更广大战争边缘不值一顾的小角色——因此，在发觉他们的角色其实必不可少时我才会那么惊讶。外国介入不仅至关紧要，而且（这也是最让我感到惊讶的一点）大体上是非正式的、往往半推半就的、充满道德情怀的介入，且从许多方面来看，其收到成效纯属偶然。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几乎完全是无心插柳，洋人的行动与来自中国内陆的地方民兵部队的行动，却恰好彼此协同一致。比对记述这场战争的中外史料，我们发现一个奇特的情况，就是两股势力基本上在打同一场战争，但各打各的，各都自认是左右大局的唯一力量。因此，本书的叙事循着两条交织的轴线：一条来自外部，通往外国介入；另一条来自内部，通往湘军兴起。到了这场战争的最后阶段，两条轴线会一起构成全部的战事经过。
至于非军人身份的洋人的参与，这一时期的各种事件正提醒我们，将人道主义干预与帝国主义两者隔开的那条线是多么细薄——以及那条线的走向和曲率，往往只取决于谁成功让本国人相信自己对另一国的情势有特别深入的了解。书中论及国际的部分，主要着墨于外部观察者如何努力接受并处理清帝国内部正发生的事——不管在他们眼中那是一场叛乱、一场内战、一次民族革命，或只是渐渐堕入无政府状态——以及他们如何根据自己的推断，努力说服本国政府站在其中一方去积极介入。处于这个过程中的核心人物，是在领事馆、商界、新教传教圈、新闻界与在政府工作的一群人，他们彼此的意见往往针锋相对。其中许多人按良心办事，心怀善意，有些人则不是。但一如这类情况下所常见的，就连其中的穷凶极恶之徒，都在某种程度上深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造福人类。
已熟稔太平天国历史的读者，会发现我笔下的这段历史与他们的认知有不同之处。关于这场叛乱的根源和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已有极出色的英文著作着墨，因此我把心思摆在别的地方。本书的重点在战争的结局而非其根源，着重在叛军试图以民族诉求来鼓动人心之举，而非叛军的宗教意识形态。有很长一段时间，西方的中国史学者深信，在这一时期，统治的满人和被统治的汉人之间的族群差异可以略而不谈，或起码难以察觉。传统看法认为，满人之类入侵中国的外族，久而久之就变得跟汉人无异，因此，太平天国的种族层面——乃至种族灭绝层面——遭到贬低，而他们的宗教诉求，则相对受到特别着墨。
但晚近几年，研究满人的学者发现，在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献里，满人其实深切意识到自己与汉人的民族差异。从战争后期太平军散发的文宣分析，这类心态看来是双方皆有的。因此，对于叛军较偏于民族主义的诉求——亦即主张推翻异族统治以让汉人重新当家做主——我们必须以比过去更严正的心态来看待。光是宗教皈依本身，即使再加上强征入伍的补强，也仍无法说明为何战争晚期太平军能像变魔术般组建出人数达数十万的大军。当时，叛军的民族诉求在国外的确受到严正看待。西方世界支持太平天国的最有力依据，不仅在于太平天国据认的基督教信仰，还在于他们被认定为让汉人摆脱满人统治的解放者。
读者可能也会注意到，我提到这场冲突时，基本上倾向于称之为内战（当时普遍用来指称它的字眼），而非今人较熟悉的太平叛乱。长久以来，西方史家撰述这场冲突时站在王朝那一边，至少在术语的选用上是如此。太平天国的确是叛军，但把这整场战争称作太平叛乱，就是判定叛军永远站在不对的一方，就是责怪他们反抗其合法统治者，摧毁可能在某些人看来原本是承平稳定的帝国。但回到当时，很难分辨哪一边的破坏较大、比较暴力，尤以战争最后几年为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家通常采取相反的立场，把太平天国视为原始共产主义的农民叛乱，把这场战争叫作“太平革命”或“农民起义”。我希望读者看过这本书后会明了，一如称太平天国是造成这场战祸的唯一凶手并不公允，声称他们在打造某种农民乌托邦，同样流于夸大不实。
对这个时期最中立的中文称呼，而且是最吸引人的称呼，乃是单纯的“太平天国”。那是丝毫不带战争或破坏意味的字眼，那使人认识到，不管你对这个政权的评价如何，这个政权统有中国最富饶、人口最多地区的一大部分十余年，把它称作国家最为理想。我就是抱持这种态度探究它，而当时许多外国人也以这种态度看待它：把它当作内战中敌对的政府之一、国家之一，代表对中国该走之路的另一种不同于当道的追求。
最后我还要说，这本书旨在为十九世纪世界一隅的骚乱开一扇窗，帮助读者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但这本书也可单纯当作以衰落帝国为背景，讲述良心和命运的一则道德故事来读。故事中的主要中国人物，无缘像外国人那样可以一走了之。这是他们的世界，供他们打造或摧毁的世界。这是少数几个人的故事，这些人被扯离安稳的家庭生活，身不由己地扮演起他们做梦都想不到而影响历史深远的角色。这本书在谈人所无法回头的慎重选择，在谈一旦做下，其影响就无法打消的作为，在谈危机时代可走的路愈来愈少，终至除了挺身冲进天翻地覆的巨变，冀望巨变过后能找到平和安稳的人生之外，别无他路可走。
精彩文摘
领兵作战不是曾国藩原本希望走的路，他也未料到这个安徽省乡间的偏远山谷，如今在他看来，竞可能会是他丧命之处。他不是军人，而是文人：饱读诗书和理学，自幼生长的环境和洪秀全及其他数百万想考取功名之人生长的环境差别不大。他生于湖南乡下农家，身为长子，下有四个弟弟，从出身来看，前途并不看好。这不是说他家族中的男丁没受教育，而是说他家族里尚无人考取过功名。他父亲是家族里第一个认真参加科考的，但光是为考取秀才，他就考了十六次都落第，直到一八三二年才通过，那时他已进入中年许久。但曾国藩比他父亲远更有本事(至少就科考官所想要的那种本事来说是如此)，父亲考取秀才来年，他也通过同级考试，那时他才二十二岁，有着大好前程。这并不轻松——他第七次才考取秀才——但靠着无比毅力和苦读的决心，他通过了层层的科考考验。来年，他通过洪秀全从未通过的乡试，成为举人，然后赴京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最高阶考试，会试。会试两次落第，一八三八年以优异成绩通过，考取众所艳羡的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在由儒家学者治理的帝国里，翰林院汇集了全国精英中的精英，是人才的储备所，曾国藩一八三八年获选为翰林，使他成为帝国约四亿人口中精选出的百名左右学生与教师的一员。资深翰林掌管儒家典籍的诠释；为科考命题并担任科举考官。他们是皇帝的私人教师，也是日后有可能成为皇帝的年轻皇子的私人教师。他们是皇帝的智囊团，是将数千年前的古老艰涩哲学典籍转化为有用政策与治国良方的智库。对曾国藩之类资浅翰林来说，翰林是登人权力殿堂的门槛——在这段领朝廷俸给期间，跟着帝国内最博学的学者学习，开始进入京城朝廷的社交界。他将在复杂的清朝官僚体系里平步青云，一路往上爬，而获选为翰林正代表这段生涯的开端。科考屡试不第令洪秀全精神失常，走上造反之路，而在曾国藩这位如愿考取功名的小孩身上，艰难的科考则令他对清廷生起效忠与感恩之心。
考取功名不仅会带来权力和名望，还有更具体的报酬：财富。为资助他求学，曾家已背负巨债，即使有翰林俸给，他在北京生活也不宽裕。但随着第一次外派出京，担任四川乡试主考官，情况跟着改观。巴结他的下层官员争相送礼，而通过考试的学子的家人也上门送礼以示感谢。他返回北京时有十六顶轿子随行，轿里装满裘、玉跟银，用来还清他的巨债还绰绰有余。但同时他也忧心于朝中腐败与淫逸的蔚然成风，斥责京中许多友谊都建立在虚伪讨好和政治利害的考虑上，他写信告诉弟弟，表示自己不想与无助于增进人格修养之人为友。随着他受到北京一批杰出导师的影响，他对北京社会的忧心更增。这批导师拥护理学这个严格的道德哲学学派，而律己与自我修养是理学的理念基础。在他们的指导下，他开始以严厉的批判眼光检视自己，开始制定严格规范来管理自己的日常作息：早起，每天早上花一小时静坐；夜不出门；一书未完，不看他书；每天写日记；每餐饭后走一千步，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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