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隔代”手足:二胎家庭十年寻访
2023-07-28 20:28

我和我的“隔代”手足:二胎家庭十年寻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河青年 (ID:cuckoonews),作者:黄心语、魏莱、刘伊玲,编辑:赵元,初审:刘颂杰,复审:钟智锦,终审:郑军庆,题图来自:受访者

文章摘要
1. 二胎政策的实施催生了许多大孩和二孩年龄差距巨大的家庭,这对家庭生态产生了深刻影响。

2. 二胎家庭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经济压力、教育投入和家庭角色的调整等。

3. 二胎家庭中的大孩和二孩之间存在着年龄差距、亲子关系的稀释和物质资源减半等问题。

4. 二胎家庭的教育投入也面临着内卷化的压力,家长们为了让孩子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不得不加大教育投资。

5. 二胎家庭中的大孩和二孩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需要家长的引导和调解。

6. 二胎家庭的存在也给家庭带来了重新聚集的理由,让家庭成员更加珍惜和关心彼此。

7. 二胎政策的放开对于延缓人口老龄化、缓解养老保障压力等具有重要意义。

8. 二胎家庭需要建设自身,找到家庭成员角色的平衡,才能让家庭更加和谐和幸福。

“李诗瑶!你妈妈在群里发了条什么东西?”


2020年初,网课期间神游的李诗瑶忽然被语文老师点名,她慌忙打开班级QQ群,只见自己妈妈的账号发出一条语音,点开,是五岁的妹妹发出的一些无意义的“啊哦呃略”的声音。看来是妹妹拿到了妈妈的手机,诗瑶猛地清醒,当即打字道歉。甫一下课,老师就要求所有家长退出群聊。


这是妹妹在诗瑶生活中“横冲直撞”的冰山一角。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7月,妈妈生下了和诗瑶相差十四岁的妹妹。这一政策的落地实施,催生了许多个大孩和二孩年龄差距巨大的家庭,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家庭生态。尽管二胎带来种种挑战,但家庭重新拥有了生育的选择权,人们的生活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一、“留伴”


2015年12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中国全面放开“二孩”,一对夫妇无论是否是独生子女,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


河南焦作,政策放开后,小白妈妈的办公室里掀起了一阵备孕潮。身边的年轻同事互相提醒着补充叶酸、戒烟戒酒,打听信得过的医院和产科大夫,办公室的话题也一直围绕着“生二胎”展开。起初白妈并未被热火朝天的备孕氛围影响,可2017年初的一场意外,扭转了她的观念——小白的大姨诊断出了卵巢癌。白妈兄妹三人在手术期间轮番陪床照顾,尚且腾不出手,还没等大姨出院,小白的爷爷也因病住院,白爸和大伯一家“快把医院的门踏破了”。


一阵兵荒马乱过后,白妈动摇了。“疾病这个事情谁也控制不了,有的人锻炼得挺多的,但是也有猝不及防的事情发生;也不是说你不想生病,你就能不生病,这些事情都是难以预料的。几个兄弟姐妹一起照顾病人尚且吃不消,日后家里的老人同时生病,她(小白)一个人该怎么办呢?”


心理作用之下,走在大街上,白妈注意到越来越多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在朋友圈,白妈则刷到大学同学分享的生二胎的消息。有一回她去医院,碰到一位从县区赶到市里生二胎的朋友,朋友的年龄比白妈还大,却已经是第二次尝试,她在第一次试图生二胎时流产。朋友告诉白妈:“如果你只生一个孩子,将来家里出点什么事情,孩子连个能商量的人都没有。”


朋友的决心触动了白妈。白妈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给小白生一个“伴”,替她分担一些未来难以预料的压力。


然而小白并不领情。得知妈妈怀孕的消息时,她正站在学校的电话亭里,第一反应是:“你把孩子打掉!”


“我妈当时都四十多了。那一年,我们家对面的小区有高龄产妇难产死亡的案例,母子双亡,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所以我特别反对我妈生二胎。”


小白家是政策放开后很多二孩家庭的缩影。他们的父母大多出生在70年代,按照统计标准,我国20~35岁的女性为育龄妇女,35岁以上初产产妇为高龄产妇。达到预产期时年龄超过35岁,生育过孩子的产妇则称为高龄经产妇。而政策颁布时,许多70后妈妈年龄已超过35岁。


多份报告表明,对于生育过孩子的经产妇而言,年龄提升,生育风险也随之提升。《中国实用医药》在2018年发文指出,多数经产妇有上取环史,容易引发子宫内膜炎,进而导致前置胎盘,从而难产;另外,高龄孕妇因为年龄大,其体内骨盆开始固化,韧带部分功能发生退化,子宫收缩乏力,容易导致产程延长,生产风险极高。


在小白的印象里,最初,妈妈是在亲戚和同事的怂恿之下,才有了生二胎的想法。那段时间,她“憎恨所有撺掇我妈生二胎的人”。每当别人提起生二胎的话题,她都会站在母亲身前,回击所有她眼中的“敌人”。


“你想生你自己生,别撺掇我妈。”小白曾在饭局上愤怒地这么说,然后摔筷子离席。


但她的抗拒最终还是没能阻止母亲的决定。当时,白妈也考量了生二胎的可能性:生下妹妹的前一年,小白一家搬进了新房子,房贷刚好可以被夫妻二人的住房公积金覆盖;小白进入了当地的一所寄宿制高中读书,生活开销不大,父母也不需要再花费太多精力照顾她;事业上,白妈作为小学老师,已经评上了高级教师职称,“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了”,到了“应该发展家庭”的节点。白妈又想,年轻的时候,自己连着几年都是学校里的长跑冠军,而且这些年体检也没有什么大问题,身体状况足够支撑她再生一个孩子。


“好像都是老天在冥冥之中注定的,应该有老二,”她说,“虽然我年龄已经超过40了,但我还是愿意再拼一次。”


高龄产妇的孕期反应显然要严重得多。小白周末回家时,常常能听到母亲强烈的孕吐。白妈告诉她,怀上二胎以后,胎儿特别大,孕吐也特别厉害,比怀一胎的时候严重。


“但如果我‘流’掉的话,将来对我身体是更大的损伤,只能等孩子生下来之后好好坐月子,把身体养好。”


为应对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初期的生育潮,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提出将在全国新增产科床位8.9万张、培养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各地纷纷加大资金投入,为产科扩容。同年,河南省颁布了《关于修改〈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草案)》,表明除国家规定的婚假、产假外,拟各增加婚假18天、产假3个月。作为公职人员的白妈,既不用担忧生育带来的职场竞争压力,也乘着政策的东风“从寒假休息到了暑假”。


“小白那会儿光能想到眼前的事情,害怕把我的身体拖垮了。你说说我为了生二胎,我自己得说服小白和她爸,还得非常勇敢地搏一搏。我觉得我不后悔多生这一个娃,我是不是挺伟大?”


2018年,妹妹青青出生,十六岁的小白成为了姐姐。


2018年,小白与刚出生的妹妹(受访者供图)


二、二孩“入侵”


生育政策调整与完善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当代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但政策的实施除了带来直接的人口学影响之外,还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直接承担生育子女任务的广大家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研究中指出,胎的到来打破了头胎对于包括情感资源和经济资源在内的家庭资源的独占性。他们必须接受“情感稀释”的亲子关系,和“财产分割”后的物质资源减半这两大挑战。同时,较大的年龄差距,难以亲密的同胞关系和不可避免的代沟的出现,也是家庭系统重建过程中的一大考验。


“虽然我妈怀孕的消息很突然,但我当时很兴奋,我还给她起小名来着。”


李诗瑶的妹妹是在她十四岁时降生的,也是在那一年“入侵”了她的生活。


“妹妹刚生下来的时候我很频繁地发朋友圈晒娃,可是后来她影响到了我的一些作息,我就不太高兴。”当时,诗瑶和父母共用一个房间,睡在不同的床上。她有自己每天生活的固定流程,可是妹妹的到来打乱了她的这套流程:“有时候她早睡,我本来想要睡前看书,结果八九点钟就要关灯睡觉;有时候她晚上吃奶,或者晚上哭,又很影响我休息。”


妹妹长到五六岁时,变成了诗瑶的小尾巴。有一次,她单独约闺蜜去看电影,可是临出门时,妹妹非要跟着去,诗瑶拒绝,妹妹开始大哭,妈妈提出,“我带着你妹一起去可以吧?”


“本来我们两个人约的电影,她们非要跟着我一起去,和原来想的就完全不一样了。”长久以来的不满在那天喷涌而出,诗瑶与妈妈大吵一架,最后谁都没去成。


“我和我妈因为我妹吵过三五次的样子,大吵的那种。我妈觉得看孩子是我的部分责任,但是我不赞同,毕竟这孩子又不是我生的。我觉得无论是学习也好,还是自己的娱乐生活也好,我还是想尽力保持作为一个独生子女的那种状态。”


“我妈老觉得我(在妹妹面前)应该是一个类似于妈妈的角色。”诗瑶无奈地说,她并不喜欢“妈妈”这样的定位,也反对年龄大的孩子放弃自我去照顾弟弟妹妹的做法,“她应该对她自己负责,而不是我要帮她考虑多少。”


尽管如此,家在人口大省四线小城的诗瑶还是做好了以后在另一个城市定居、把妹妹接过来的准备。她认为,年龄差小的兄弟姐妹间互相会有一种威胁感,而她比妹妹大了十四岁,这让她们的关系与寻常姐妹不同:“我之后如果能帮她找一个更好的高中,有更好的资源,我能帮就会尽量去帮。我希望她比我更好。”


2017年,诗瑶与妹妹(受访者供图)


家在北京的杨帆也一度对弟弟的到来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2017年,也是杨帆中考那年,家里迎来了第二个男孩。


“当时给我造成了极大的身心困扰。”杨帆对父母生二胎的选择如是评价,他与弟弟相差十五岁。读高二时,杨帆开始准备海外本科大学的申请。在此过程中,他极度需要外界的支持,特别是来自父母的帮助。可是父母下班后,时间基本都花在弟弟身上,闲下来时,也已疲惫不堪,无暇顾及他的需求。


杨帆感觉自己在家里的地位瞬间从第一顺位掉到了第二顺位,甚至第二顺位也岌岌可危,因为父母的精力只够关注“第一顺位”。


年幼的弟弟也对杨帆的生活作息造成很大的影响。当时,他每天晚上都要写文书到凌晨一点钟,精神压力很大,睡不着觉,“好不容易凌晨两点睡着觉了,咔嚓,凌晨三点,我弟一哭,我醒了。第二天还得上学,你说我是一个多么糟糕的心情。”


杨帆忍无可忍,向母亲摊牌抗议:“中国有句古话,一山不容二虎,我改改,‘一家不容二宝’,要么他走要么我走。”


“我爸妈当时听了特别难受。”为了缓和他和弟弟的矛盾,父母提出把弟弟送到小姨家抚养。杨帆冷静下来,觉得自己相当于是在“拆散家庭”。弟弟正是需要高关注度的年纪,杨帆不希望因为自己的抵触,影响弟弟未来的成长。


“所有人的重心当然要从围绕在我身上逐渐转到围绕着他,包括我也得适应,我也得适当绕着他转。”杨帆开始将自己激烈抵抗的态度转为妥协,采取去咖啡厅完成申请文书、晚上在外面与朋友一起待到很晚的方式让自己接受家庭的变化。


2020年,疫情网课期间,他和弟弟的关系变得和谐。他在书桌前上课,弟弟就在他的床上睡觉;大一时,杨帆因为疫情没能出国,有了许多和弟弟相处的时间。“每天晚上我都带他去玩,我教会他了很多基本的技能。比如我打网球,他陪着我去打网球,他能给我捡球,就让他也跟着活动。”


在杨帆眼中,自己和弟弟的关系比起兄弟,更像“爸爸带孩子”。


“必要的时刻我会变成一个‘爸’”,父母不在的时候,他会自然而然地照顾弟弟,带他在各种各样的公开场地玩。现场带小朋友来玩的基本都是真父母,他也会跟那些“真爸妈”聊聊天。弟弟和别的小朋友起冲突时,他会自己出面和对方的父母沟通。“我经常对线(游戏术语,一对一较量)那些家长。”


三、“吞金兽”


小白的父母在生育第二个孩子时,并没有驾轻就熟的感觉,而是“仿佛回到了十几年前”,再一次成为了新手爸妈。小白妈妈感慨,“没想到现在生个孩子比之前麻烦这么多。”


2002年生小白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检查可做,等到预产期就直接前往医院顺产,“前前后后可能只花了五百到一千左右。”


同一家医院,2018年,白妈生产妹妹的流程就复杂得多:怀孕初期要做B超,排除宫外孕的可能;4个月的时候,要做三维彩超和唐氏综合症产前筛查,检查胎儿的发育情况;35岁以上的孕妇,因为年龄大,胎儿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所以需要在早孕期做好筛查。35岁以下的孕妇一般做唐氏筛查即可,而35岁以上的孕妇则需做羊水穿刺、无创DNA检查、绒毛活检等筛查项目。等到孕晚期,白妈每周都要去医院测胎心,如果搏动数值不好还需要吸氧。“光是这些检查,前前后后都花了一万多。”再加上剖腹产和产后护理的费用,分娩这一行为本身的花费也已是先前十几倍的数目。


孩子出生之后,产生的开销只多不少。一桶两三百的奶粉,宝宝一周左右就能喝完;一百八十元左右一大包的尿不湿,在半个月之后也所剩无几。家里为新成员增添的婴儿床、学步车、各个年龄段的玩具、衣服等等用品,几乎占据了这个双职工家庭一个月三分之一的收入。


不仅如此,在当下这个时代,养小孩成了一门学问。什么时候吃辅食,在孩子的不同成长时期要有怎样配套的营养搭配,成了这一对四十岁“新手爸妈”的必修课程:青青出生后的三个月,每天都吃鱼肝油;半岁以后,开始吃肉泥和水果泥;断奶期,小白的妈妈去买新鲜的鳕鱼,然后蒸熟,打碎给她吃。两岁,白妈着手给青青补钙和锌,益生菌则是一直在吃。“这些都需要吃,给她补充微量元素。”


二胎政策的推进让母婴行业获利不少,也让这个行业不断出新。《2021巨量引擎母婴行业白皮书》显示,截至2021年4月,国内市场六大类母婴产品(婴儿奶粉、婴儿尿布、奶嘴、奶瓶、吸奶器、婴儿食品)销售额在12个月内保持了4.3%的年复合增长率,市场规模超160亿元。婴童领域催生出一大批细分市场和新兴产品,例如高端奶粉、儿童辅食、早教课等等。母婴市场不断迭代的同时,也在无形之中导致家庭被迫或自发的“消费升级”。


虽然在养育小白时没有为她补充如此多的营养,小白同样长得很好,但在当下,白妈仍然认为这些是“要吃的”。不仅如此,在不同的发育阶段买什么样的玩具开发脑区功能,如何采取适合孩子性格的方法培养肢体、语言、思维能力,也让白爸白妈颇费脑筋,为青青报课外班,也一直在白妈的考虑范围内。“要说报班别人都报班了,将来这个还没法说要报多少,就给她报一个班,也得4000多。”


凡此种种,让白妈多有感触:“小孩子就像吞金兽。”


四、“鸡娃”时代


在教育上的巨大投入投射出二胎家庭们的担忧:处在疯狂内卷的当下,究竟应当让孩子按照怎样的轨迹成长?


为了抵制内卷,教育部在2021年7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要求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严格规范校外培训行为等,但中高考升学压力下的教育内卷,依然让很多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感到焦虑,为课余时间看不见的竞争而暗暗发力。


2020年,曾在中考时表现亮眼的耽瑜发挥失常,被一所中游双一流高校录取。她和父母将主要原因归结于她考入的那所公立学校相对宽松的管理制度。当年,比耽瑜小六岁的弟弟面临小升初,在新居所处的片区“划片”可能会进入不太好的中学,没有能保送升学名校的指标,又没有人脉能将弟弟送入更好的中学,综合考虑后,为了不让弟弟“重蹈覆辙”,她劝说父母安排弟弟与一所私立中学的六年一贯制班级签约。


“我的前车之鉴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弟择校了。托关系时给我弟弄了那种类似简历的小书,递给别人看的那种,里面的自我陈述还是我帮他写的。我弟在这件事上倒是没什么话语权。”耽瑜边说边翻看当年微信家庭群中的聊天记录。微信群是她高考后建的,只有父母和她三人,她将群名称命名为“弟弟快拿状元吧!”


而对另一些家庭而言,“大孩”是“二孩”成长的模板——能够复制“大孩”成功的模板。


诗瑶的家庭对妹妹持有一种“开心就好”的散养观念。同龄的很多小孩在幼儿园中班时就开始上珠心算、围棋等课外班,而妹妹直到小学二年级,都还只有偏向兴趣类的书法班。考虑未来的发展轨迹对诗瑶还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妹妹来说为时尚早,她们生活在一座资源相对有限的北方县级市,教育轨迹在那里通常是按部就班的,因此无需考虑太多。


“我不会担心她不能上一个好的初中。因为她一般还是上我的那所初中,而我的初中已经是全市最好的初中了。那样一个很小的城市,很多人都是没有资源移民的,很多同龄人都是这样,所以她也没有必要去特意在一个什么时候就要获得更好的资源。”


杨帆同样不为弟弟担忧。当年,他通过中考进入了有全国顶尖国际部的公立高中,目前在前三十名美本就读。他认为自己已经给家庭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样本,虽然时代在变化,但父母可以在结合当前情况的同时用相似的方式培养弟弟。“确保他能上一个好中学就问题不大”。至于中学以后的发展,自己和父母的生活完全可以作为参照,让弟弟自由选择。目前,杨帆只希望弟弟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事业已经稳定的父母、已经在城内资源较好的片区扎根的家庭,和已经走出一条可以借鉴的“成功之路”的“老大”,意味着“老二”在某个时期内将面对的未来是确定的。他们所要做的不过是走上与哥哥姐姐相同的道路:入读该片区最好的小学,升入全市顶尖的初中,考入全市顶尖的高中,再考一个好大学。


尽管如此,很多二胎们依然在面对挥之不去的竞争焦虑。


耽瑜如今很担心弟弟的心理状态。弟弟已经不需要面临中考的压力,但似乎依然在承受超出家人预想的紧张。私立学校密集补课、超前学习、鼓励竞赛等等一系列“打鸡血”的安排让弟弟升入初中后一改外向的性格,变得封闭和敏感。在耽瑜看来,已经十五岁的弟弟完全无法接受自己考不好,也不允许别人对自己产生任何指责,甚至玩笑。


“我觉得他要被‘鸡’死了,我现在开始跟爸妈说,不要给他太多压力,也不要再给他报补习班了。”


对于在“二孩”政策出台后出生的二胎们来说,这也许也会是他们进入初中后将要面对的事情。但是此刻,类似于“超越父辈”的压力正在影响这批特殊的二胎们。只是“超越点儿什么”的压力来源,由父辈变成了比他们年长十几岁的哥哥姐姐们。


诗瑶坦言自己对妹妹的发展比较随便,也不会在意妹妹是否会超过自己。但自打妹妹出生,身边就有很多人会拿诗瑶跟妹妹比较,她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妹妹有强烈的超越姐姐的想法。从一首古诗、一道算术,到一次考试,都会被妹妹作为和姐姐比较的标尺。如果姐姐“更好”或是与自己“一样好”,她会很不开心。


“我很担心这个问题,她如果高考,或者以后没有我过得好,她会不开心。”


五、“建设我们自身,如同建设这个家庭”


对于一些家庭来说,“二孩”的存在不仅弥补了“大孩”们逐渐独立、离家后的空缺,延缓了父母们的中年危机,新生命的到来也让家庭成员有了重新聚集起来的理由。


家在粤西的小八回忆,父亲曾经开玩笑地对他说,“要不是妹妹出生,这个家跟散了都没区别”。


小八出生在一个大家庭,父亲有三个兄弟姐妹,家人间经常走动、相互照应,这让他也盼望着能有自己的兄弟姐妹。“我家的氛围让我觉得有很多兄弟姐妹是件很好的事情。”


因为工作性质,小八一家三口聚少离多。小八的父亲过去在一家炼油厂工作,经常要上夜班、倒班;母亲从事餐饮业,工作繁忙,业余时间常常在外和朋友打麻将到深夜。再加上小八上的是寄宿制高中,妹妹出生前,家里“几乎不会生火做饭”。


“二胎政策放开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很同意再要一个孩子。”2018年,十六岁的小八如愿成为了哥哥。


妹妹的到来,也让平时显得有些冷清的家庭抵达“下一阶段”。小八的父母重新回到共同抚养一个孩子的时光,小八也参与其中,空荡已久的家重新因妹妹的降生热闹起来。


“我觉得我家里爱的氛围很浓。”小八周末在家学习的时候,父母会教导妹妹不要影响哥哥;因为小八繁重的学业压力,父母也会尽量减少外出,在家陪着妹妹,或者带着妹妹去上班。


小八与妹妹一起午睡(受访者供图)


“因为有孩子在,我爸他就算平时再忙都好,他也得按时间回来接孩子;我妈平时再晚下班都好,她也要回来给孩子洗澡,哄孩子睡觉。”妹妹的到来,让父母多了对家庭的牵挂与责任,也让他的家庭“连接得更紧密了”。


对于小白和诗瑶们来说,尽管接受弟弟妹妹到来的过程不像小八一样顺利,但终究血浓于水。


小白的高中是寄宿制,妹妹出生时,她只有周末偶尔回家。“小孩子长得好快,你过半个月回到家里面会发现她长高了很多,从不会说话到第一次叫‘姐姐’,你会感到很快乐。”


因为见面时间并不多,小白格外珍惜和妹妹相处的时光。“我每次写作业的时候,写一会儿就跑出去看看她在那儿干嘛。后来她会走路之后,就变成写一会儿,我就把她抱过来,抱在腿上写作业。”


2022年冬,小白和妹妹(受访者供图)


谈及本科毕业后的发展,小白不假思索地排除了申请港校或出国留学的可能性。“我妹还要用钱。如果我再增加家里的开销,那对我妹妹来说也不公平。”


诗瑶感觉自己的家庭现在在资源和情感分配上找到了一种平衡。她和妈妈现在已经不吵架了。“感觉他们也很不容易,家里老人身体也不好,我能帮的很少,就不再吵了。”


如今,她有些庆幸“家里有两个孩子”。自己的父母属于非常传统的类型,妹妹的存在也分散了父母的执念,反而让自己可以获得更多的空间,不用一定去完成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好”的事情,“完成不了可以交给我妹,比如结婚”,诗瑶笑着说。


虽然妹妹很敏感,有时会问父母“姐姐是不是不喜欢我”,但诗瑶还是觉得,“我妹可能也觉得有个姐姐还是蛮好的。有时候给她做了点什么,或者买了点玩具之类的,她就会到处和她的小朋友们说,说这是我姐姐给我买的。我感觉她也处于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吧。”


李诗瑶、小白、杨帆和小八这样家庭组合形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而我国的生育政策不断调整,中国的家庭结构正在逐渐回到自由选择的轨道。2021年,“三孩政策”出台,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各省也相继出台配套生育补贴。


生育的选择权重新交还给家庭,也给当下的家庭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对于微观家庭而言,二胎政策有助于避免大量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的出现,减小“失独家庭”出现的概率,增强家庭的稳定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强化家庭养老的功能;而从宏观视角出发,二胎政策的放开对延缓我国人口老龄化步伐、缓解养老保障压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设我们自身,如同建设这个家庭,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家庭当中,每个人都把角色扮演好的家庭一定会好。”杨帆说道。


左:小时候的杨帆 右:杨帆的弟弟


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参考资料:

[1]国务院通过人口与计生法修正案草案.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河南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河南人大网

[3]冯富丽.孕妇年龄与妊娠高危因素及妊娠结局的关系[J].中国实用医药,2023,18(07):48-51.DOI:10.14163/j.cnki.11-5547/r.2023.07.011.

[4]赵媛媛.二孩政策后高危妊娠因素的变化[J].中国医药科学,2017,v.7;No.148(4):64-67.

[5]易芳,朱耀明.高龄经产妇临床特点及妊娠结局分析[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9,27(05):647-650.

[6]Weiyuan iu-Xiaoli-andZhang. Effect ofmaternal age on pregnancy a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l[J]. Chinese MedicalJournal, 2014, 127(12):2241-2246.

[7]陆杰华,韦晓丹.“全面两孩”政策下大龄二孩家庭亲子/同胞关系的调适机理探究[J].河北学刊,2017,37(06):204-209.

[8]《2021母婴行业白皮书》.巨量引擎

[9]2022年中国母婴行业研究报告.艾瑞咨询

[10]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1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12]宋全成,文庆英.我国单独二胎人口政策实施的意义、现状与问题[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01):122-129.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河青年 (ID:cuckoonews),作者:黄心语、魏莱、刘伊玲,编辑:赵元,初审:刘颂杰,复审:钟智锦,终审:郑军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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