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8月8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通知称，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以房养老”正式推向全国。
这一政策的背景值得寻味。
早在2013年，国务院就提出鼓励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2014年和2016年分两批在全国部分城市开展试点。从试点情况来看，业务开展并不理想。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这么多保险公司居然只有一家保险公司开展了相关业务，区区98户家庭139位老人完成承保手续而已。
以房养老为啥在中国水土不服？
很多评论提到，原因是中国还存在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和“家产传后”观念。2013年国务院明确提出鼓励以房养老政策时，此类观点在舆论中就相当普遍。5年后，实践效果似乎还证明了这类观点。但我以为，这种评论过于概而化之，解释面偏窄。
首先，有没有中国人仍然固守“养儿防老”“家产传后”观念，以至于宁可自己过得贼惨也不愿意抵押房产换养老金？当然有。但是，让中国老人真正受制的恐怕不完全是传统观念，而是跟两种现实有关：其一是中国特色的家庭财产关系，其二是中国老一代的消费观。
如果抱定“家产传后”，那是一种主动行为，是积极放弃权利。但现实中，中国老人恐怕更多是消极放弃。中国当下直系血缘之间的家庭权力关系大部分呈现出倒挂状态，老人与子女的财产关系中，子女总体更强势，这种强势似乎也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
澎湃新闻8月4日发了一条新闻，标题是《78岁大爷和65岁保姆结婚，防猜疑先对值四百万房产做公证》。新闻说，一宁波78岁大爷鳏居多年，晚年喜欢上自己的保姆，想跟保姆结婚，但子女却怀疑保姆结婚只是为了得到大爷的房子，于是逼得大爷到公证处公证：“她（保姆）可以住到过世，但房子归我女儿。”
这条新闻是中国当下中国式家庭财产关系的典型写照。
一方面，大爷是房产所有人，他拥有处置它的权利，但在社会舆论和子女的压力下，不得不进行这样的公证；另一方面，根据婚姻法，无论是谁，只要是跟大爷结婚，理论上就应该享有遗产权，这种公证简直就是对女性权利赤裸裸的剥夺。
澎湃新闻里居然说：“这个公证成了宁波市信达公证处的一段佳话。”由此可见，中国现实中的家庭财产权力关系对老人有多不利了。
中国老人消费观的保守，是以房养老难以推进的另一现实基础，中国老人对以房养老这种超前消费表现出集体性怀疑并不奇怪。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种保守消费观同样并不完全是观念问题，也是有现实制约，一方面就是上面所说的家庭财产关系的制约。
而另一方面，是技术制约——由于国家相关政策覆盖面狭窄、配套法律法规不完善以及金融产品设计相对滞后，老人对以房养老存在种种操作层面的疑虑。例如，房价的评估、保险的流程、房价涨跌风险的控制等等，再加上社会使用这种金融产品的整体氛围尚未形成，他们肯定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保守和抗拒。
很多人问，试点效果这么差，为什么国家在此刻突然全面将以房养老从试点推向全国？从国家角度来看，固然是因为老龄化压力增加，试图以房养老缓解社保基金压力。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因为所谓的传统观念其实影响没有那么深，就算有，观念的打破并不那么难。
中国人真的是观念上就不接受以房养老？显然不是，过去也许有过，但这种观念牢笼正在打开。
随着代际更替速度加快，中国新一代“老人”总体上“个人主义”色彩要更加浓厚，家庭财产关系的刚性有逐渐松动的趋势。在很多地方，过年时，不只是子女不愿意过传统大团圆式春节，不少观念超前的父母也不愿意拴着子女。
中国旅游行业数据表示，那种退休夫妇不带子女的双人游或同辈人出游最近几年大大增加。此外，新一代老人整体知识水平相对更高，他们对以房养老这类金融创新产品的接受程度也必然会更高。
从试点推向全国，是从政策上给这事点了一把火。试点或许效果不好，但考虑到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以房养老的未来不至于完全没有市场，它最终被社会接受并产生真正影响的拐点应该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