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
过去30年中，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如苹果、微软、谷歌等，都是成功的创新者，如果向他们的创始人或高管发问：想取得创新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他们的回答一定会包含一个共同答案——吸引最优秀的人才的能力。
一个项目、一家公司的发展是如此，一国发展更不例外。举个例子，中国领先的垂类互联网公司可以雇5000位软件工程师进行研发， 相比之下，日本只能雇几百位。由于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缺乏聚集效应，日本在研发上花费的人力、物力要远远高过大国，人口萎缩直接导致创新力的下降。
为彻底剖析创新与人口之间的种种关联问题，虎嗅精选最新上线梁建章的《人口保卫战：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专栏，以呈现梁建章近年来对国际、东亚及中国的人口趋势、创新发展力的研究成果。
梁建章研究认为，过去，我们仅仅注意到了大国人口众多所带来的廉价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优势，即所谓“人口红利”，却忽略了人口规模之外的其他因素，包括人口的质量、年龄结构、人口分布等，这些都是创新的重要因素。他总结，人口影响创新的主要渠道有三种：
规模效应
聚集效应
老龄化效应
我们将分两期内容完整陈述这三种人口因素，今天的文章将着重探讨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两部分内容。
规模效应
规模经济在现代经济中无处不在。生产100万件产品的单位成本通常远远低于生产1000件产品的单位成本。在一个典型的服务行业中，在大城市中提供服务（例如银行、邮政、电信）的单位成本，远比在小村庄提供类似服务的单位成本要低得多。
规模经济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结果。随着专业化和分工的进行，每家公司就可以专注于一项更加具体的任务，因此更加高效。早在20世纪初的时候，福特汽车公司就利用了美国汽车市场的规模优势，第一次普及流水线生产。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每个工人只需要专注于单独一项任务， 最终就可以提高整个工厂的效率。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大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最大市场，这有助于中国的制造企业成为世界上最专业、最高效的企业。
对于创新来说，大国的规模优势更大。例如，投资一部目标为10亿人群市场的电影（或网站）的预算，可以10倍于一部目标只有1亿人群市场的电影（或网站）的预算。再例如， 在中国领先的互联网旅游品牌携程旅行网，可以雇用5000位软件工程师， 相比之下，日本只有中国市场的1/10，因此，一家类似的日本公司只能雇用几百个工程师。而在中国台湾地区，一家类似的公司只能雇用不到100位工程师。当然，这些假设的前提是这些公司只局限于本地市场而没有打开全球市场。通常在本地取得成功后，才会拥有开拓全球市场的能力。所以，即使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更大的本地市场也会成为重要优势。
因此，只有大国才会有本土的互联网公司。同理，中国拥有最先进的高铁技术也毫不奇怪，因为中国可以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和开发的人力与物力要远超小国。日本拥有最好的高端制造技术，然而，由于国内市场相对狭小，日本不仅无法在高铁技术方面与中国开展竞争，也不能够在商用飞机的建设领域与美国竞争。
有人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即使是一个小国也可以进入全球市场。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当今的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都很低，一个小国的公司可以将标准化的制造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例如，诺基亚是一家芬兰公司，照样能在全球移动电话市场上占有大量的份额。
然而，对于服务业来说，庞大的国内市场仍然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因为在服务业中，国内企业远比国外竞争对手更有优势，创新者需要与当地的文化、语言、商业和法律环境进行深层次的互动，所有这些都是服务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家服务公司通常需要首先在国内市场对其创新进行试验和测试，只有在实现了批量生产并获得良好的盈利能力之后，才能把其创新的产品或服务出口到其他国家。
美国、日本和德国都有大量的顶级制造业品牌，但在服务行业中，美国得益于其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的优势，在连锁餐饮、酒店以及娱乐等服务行业拥有众多的国际品牌。比如星巴克、迪士尼和麦当劳等公司，在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取得主导地位之前，在美国国内就已经实现了很大规模， 而且利润丰厚。
这种规模优势在互联网行业更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个网络效应发挥巨大作用的行业中，赢家将是那些能够最先吸引大量顾客的公司。举例来说，如果1000万名客户代表一个“临界值”，为了达到这个临界值， 在美国市场上（由于其人口总数为3 亿人），所必需的渗透率约为3%。对于总人口只有1亿人的日本来说， 所必需的渗透率则为10%。而在中国，这一比率就小于1%。
正因为如此，相比于日本市场来说，某项创新达到临界值的时机，通常会在美国市场上要更快一些。美国的互联网公 司，如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亿客行（Expedia）等，在国内市场成功达到临界值以后，就迅速扩展到了其他国家，成功占领世界市场。
在互联网行业，起步时机的早晚往往足以区分赢家和输家。在手机还只是一个工具的时代，诺基亚公司是成功的，然而当手机成为一种融合了电脑、软件的互联网产品的时候，诺基亚就远非苹果的对手了。
随着市场的扩大，竞争对手当然也会增多，这将为创新提供更大的动力。美国和中国的互联网市场是竞争最激烈的，风险资本家有时甚至愿意支持在这两个国家的市场上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公司，而在一个小国中，风险资本家通常只是投资于市场的第一名。
随着创新在世界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在创新方面的优势越来越大。在许多高科技和创意产业中，美国已成为世界创新的中心。纽约是世界金融业的创新中心，洛杉矶是世界影视娱乐业的创新中心，而硅谷则是世界信息技术产业的创新中 心。美国的大学也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英语是国际语言。在中国崛起以前，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压倒性优势已逐渐显现在各个方面。
由于中国的人口是美国人口的四倍，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市场。与美国公司一样，中国的企业，比如华为和联想，在达到规模并在国内市场取得成功后，成长为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对手。在服务业领域中，中国也正在快速追赶美国。当前，中国的旅游、金融和医疗行业只是落后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全球服务品牌。在规模上，中国的电影业正在迅速追赶美国。尽管中国的电影可能不会立刻就达到好莱坞电影的水准，但它们的预算肯定会让世界羡慕。
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比美国更为庞大的互联网市场。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巨头没能像征服世界其他地方那样征服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美国网络公司能够在中国取得成功，这让不少美国人感到相当惊奇。
有人认为，导致这种情形出现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对互联网市场的严格监管。然而，事实上，在谷歌退出中国市场时，它也只占有30%的市场份额，而百度却已占据60%的市场份额。其他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亚马逊败给了京东，艾派迪输给了携程，eBay惨败于阿里巴巴。这些都说明中国本土的互联网公司足够强大，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并不占有规模优势。
很多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模仿已经在美国取得成功的创新，并将这些创新融入中国市场。通常情况下，当美国创新者来到中国市场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因为依托庞大的本土市场，此时中国企业已经成长为强大的领先者。
一位杰出的风险资本家曾这样评论：一家美国的互联网企业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它必须要在进入美国市场的同时登陆中国市场。然而，对于一家初创企业来说，试图同时占领中国和美国的市场往往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当我强调人口在创新中的重要性时，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以色列是一个小国，为什么这个国家也能具有非凡的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当然，人口规模不是唯一的因素，其他因素如文化和能力也非常重要。
在历史上，犹太民族中曾涌现出无数优秀的企业家和创新者。但是换个角度来思考，假如以色列是一个大国，难道它不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吗？大约有2000万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大约有1/3生活在以色列，1/3生活在美 国，另外1/3生活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十个犹太人中，有八个生活在美国，两个生活在俄罗斯，却没有一个生活在以色列。这十个人中包括谷歌、脸书和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由于在狭小的国内市场上的增长前景有限，许多以色列企业家把他们的公司卖给了大型的跨国公司。与在美国的犹太企业家相比， 这些本土的以色列企业家远不如美国或者俄罗斯的犹太人成功。
供给侧：美国能否赢得人力资源竞赛
人口众多也意味着一个巨大的人才储备库。尽管美国人口数量只是中国的1/4，然而，直到2005年，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仍然超过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如图2-7所示。大学教育是做研发的基本要求，高校毕业生的规模反映了创新活动所能吸引的人力资本规模。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方面，美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图2-7 中国和美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普查报告》，the US Census Bureau，2010。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仅就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而言，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许多人怀疑中国大学教育的质量，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差，因为中国没有产生很多诺贝尔奖得主。然而，在一个新兴创新强国的早期阶段，缺乏诺贝尔奖得主并不出奇。通常情况下，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远远落后于商业创新，而诺贝尔奖通常奖励的是科学家从几十年前就开始从事的研究工作。虽然美国的经济在整个20世纪中都是最强的和最具创新性的，但是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才成为学术研究的领导者，才产生了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
表2-1 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注：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在本国出生的科学家的数量。
资料来源：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Nobel Prize，2013.
表2-1显示了在科学界诺贝尔奖（包括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获得者人数排名前六的国家。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领先的创新者之 一，但一直到2000年之后，它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排名的位次才有所上升。我们都知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创新实际上有所下降，所获得的诺贝尔奖实际反映出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科研能力，因为该奖项通常是在获奖者的创新出现几十年以后才予以颁发的。
在表2-1中，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在本国出生的科学家的数量。这表明，在美国和英国，有大量出生于外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相比之下，几乎所有的日本获奖者都是土生土长的科学家。这显示了美国和英国在吸引外国人才方面的实力。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再次考察移民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此外，学术研究并不完全与商业创新相关。英国和德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量相似，但从经济上来看，英国要弱得多。虽然截至目前，韩国几乎没人获得过诺贝尔奖，甚至也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它仍然能够培育出三星等著名的创新公司。韩国的问题在于，它的市场规模太小，无法支撑数量众多的高科技公司。
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大学入学率将增长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将会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中国，2012年大学生在校人数达到了3300万，而与之相比，美国只有1900万。在印度，预计到2020年的时候，大学生在校人数将达到2600万。
从长期来看，印度很可能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在校大学生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低生育率将显著降低年轻人口的规模。到2040年，18～22岁的人口数量在中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将小于40%，低于印度。到那个时 候，假使中国的大学生入学率可以达到60%，而只要印度的大学入学率超过35%，印度就将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大学生。
此外，尽管美国人口较少，但在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方面，美国占有优势。因此，在中国、美国和印度三国之间开展的人力资本比赛，将会出现有趣的看点。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
聚集效应
除了人口规模，人口的地理分布也很重要。现代工业往往集中在同一地区。美国的汽车产业集中分布在底特律，而日本的汽车产业集中分布于名古屋。中国的电子工业聚集于广东和江苏南部地区。在地理上靠近上游和下游环节，一家公司可以降低许多成本，比如运输成本、采购成本以及沟通成本。
中国在人口密度非常高的东南沿海地区集中了很多制造公司，因而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任何新产品的发明人，都能找到成百上千的配套公司，快速且廉价地制造出成品来。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再是世界最低的，中国的人均GDP达到7500 美元，其劳动力成本已经比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许多东南亚国家高出了几倍。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考虑，许多跨国企业理论上应该离开中国。但是，许多公司发现，复杂的产品需要强大的配套供应链做保障，中国在这方面的优势暂时还无法被动 摇。这就是今天大多数高科技产品仍然在中国制造的原因。在高端制造业中，许多技术、部件和生产工艺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个领域的优势可以扩展到其他相关领域。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中国还是利用其集聚优势， 主导了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比如在太阳能、风能等方面的新型制造业，以及高端电子产业。毫无疑问，中国企业从生产简单的、低附加值的产品，升级到生产高端制造品，其在供应链方面的集聚效应将是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
人才集聚效应
高新技术企业的分布比制造企业更加不平衡。在美国，大量的创新公司集中在硅谷。在谷歌、思科、惠 普、苹果、甲骨文和脸书等十大高科技公司中，有六家都在硅谷。美国几乎一半的风险投资都投到了硅谷。硅谷，一个从旧金山到圣何塞的小小区域，却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创造出一大批在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
在制造业中，聚集效应是相关企业互相靠近的结果。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效应，则是创新人才聚集的结 果。当有创造力的人聚在一起时，这种效应可以产生出化学反应。在硅谷的夜晚，餐馆和咖啡馆里坐满了身穿休闲装的工程师，他们讨论着下一次的技术突破和创业机会。
许多高科技公司的地址如此接近，使得人们很容易在不同的公司之间流动。在硅谷企业中，员工的流动性非常大。如果一位工程师有创造性的想法，却不能得到自己公司的资金支持，他就可以带着想法加入其他公司，甚至可以在风险投资资金的支持下，自己创办一家新的公司。员工的高流动性，不仅加强了思想和创新的交流，而且还使得创业公司快速找到人才。高流动性也降低了创业失败的成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在创业失败后找到新的工作。高流动性的必要条件是一个地区能够聚集众多高科技企业。
此外，大城市不仅可以使人才与企业更好地匹配，而且可以提供更多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才一起工作的机会。近年来，在互联网和软件技术领域的创新往往需要多种学科的合 作，这就进一步增强了大城市的优 势。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夫妇来 说，大城市特别具有吸引力，哪怕生活成本高，但是夫妻双方都可能找到好的职业。近年来，随着聚集效应的增强，世界各地的大城市变得越来越大，地价越来越高，而小城市却在萎缩。
集聚效应是一种人才的网络马太效应。如果一个区域成为一个产业的创新中心，那么这一中心的集聚效应将会趋向于自我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中心会越来越大，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在硅谷以外，比如波士顿也拥有顶尖的大学（如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然而，尽管房价高昂，硅谷作为创新中心的主导地位已经持续了40多年。由于人才的集中，硅谷仍然是创办高科技公司的最佳地点。一旦一个地方变成创新的中心， 其他地方就很难再超越。基于这种逻辑，每个国家的每种产业都应该只有一个中心。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上的每一种行业都可能只有一个中 心。
既然这些大城市更有效率和创新，那么，是什么阻止了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让我们假设：如果地球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我们都将搬到另一个不同的星球上，那么人口会在那个星球上均匀地分布吗？也许不会， 我们更可能在一个大城市里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世界人口的当前分布可以用历史来解释：在经济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时候，人类需要分散耕作；在工业革命期间，人类需要接近矿源和港口。
今天，高科技和服务公司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因此，更多的人将会集中在作为创新中心的大城市。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内部，人们可以自由地流动，然而在国与国之间却不可以，所以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和该国最大城市人口数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大城市的发展要比其他城市的发展快得多。在中国排名前30位的城市的住房价格一路飙升，而小城市的房价已经开始下跌。中国现在一线城市和小城市的房价之间已经相差10倍以上。有不少人担忧一线城市中存在着房地产泡沫， 上海、北京和深圳三地的房价与收入比已经居世界前列。而我认为，鉴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其房价与收入比就应该居世界前列。图2-8将会证明这一观点。
图2-8 各国总人口数量与最大城市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
注：作者使用的数据来自Demographia2013年对世界主要都市群人口的分析。这里的大都市群，是指一个连续的城市区域，并不依据行政管辖的限制。该机构根据一个统一的分类规则，使用卫星照片来定义一个大都会区，然后利用该区域的总人口数减去农业人口的数量，得到该城市群的人口数据。在所有的城市人口数据来源中，该机构的数据是与从经济学意义上定义的都市圈的含义最接近的，并且其会对全世界进行持续的测算。资料来源：Demographia and World Bank，2013.
图2-8显示了各国的总人口和最大城市人口之间的关系。横轴是一国的人口规模（对数刻度），而纵轴是该国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该图表明，一国人口规模与其最大城市人口规模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越多， 则该国居住在最大城市中的人口就越多。
按照这种逻辑，上海和北京的人口规模应该要比目前的规模还大。就人口而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东京，有3700万居民；首尔有2300万居民，而且还在增长过程中。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韩国的25倍。然 而，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上海和北 京，都只有2300万居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创新中心来说，这样的规模实在太小了，很可能会在未来得到显著增长。未来在上海和北京中心地带的房地产价格，将可能是世界各国中最高的，与曼哈顿和伦敦中部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不相上下。
最近，北京市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担心人口会过于稠密。然而，过度限制大城市的规模，不仅会损害创新， 而且也无必要，因为良好的城市规划可以解决拥堵和环境问题等所谓的“城市病”。在城市的不同地区修建高铁，是解决特大城市拥堵问题的途径之一。硅谷目前就非常拥挤。扩大城市以容纳更多人的唯一途径，是像东京那样建立高速公共交通系统。东京虽然有超过3700万居民，但是有一个非常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讨论人口与城市规划这一主题。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