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本文是虎嗅精选新专栏《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的第6篇内容。本篇文章中你将看到，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国企改革”，在两千年前的古代，就已经开始了。
在汉昭帝时期，就发生了一次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大讨论，讨论的双方是皇帝的“聚敛之臣”和民间的“贤良”“文学”，这场争论的主题延续了两千年，一直持续到现在。争论中，代表民间的贤良文学表面上获胜，但实际上，争论过后，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不仅没有废除，还不时得到加强。
事实证明，一旦国有垄断体系建立，政府对于这种体系的财政依赖度已经太强，要想废除这个体系已经不可能了。
公元2012年，中国社会再次迎来一个期盼改革的高峰时期。
这次呼唤改革的运动与领导人的换届同时发生。人们对新一任领导人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期待他们在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解决中国经济的根本性问题。
在人们期待的改革清单中，国企改革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人们希望国企退出所有垄断性行业，将资源留给民营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随着换届的完成，领导人不负众望。他们首先大力惩治腐败，逼迫地方官吏束手服从。在整顿吏治的同时，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
然而在所有的改革中，国企改革迈的步子却是最小的。许多主张市场完全自由化的人认为，应该取消国企垄断，让政府从具体的经济运营中彻底收手。但从现已启动的国企改革来看，虽然政府提出了股权多元化的主张，但是一条底线却横亘在人们的眼前，那就是：政府不会失去对国企的控制权，也不会完全放弃资源垄断。不仅没有放弃，甚至出现了许多加强垄断的迹象，在通信、铁路等行业，都出现了政府加强干预、重新合并企业以获得垄断地位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政府的国企改革总达不到人们的期望？这项改革的底线何在？一场发生在两千年前的国企争论，或许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线索。
当汉武帝的丰功伟绩成为历史之后，在昭帝刘弗陵和宣帝刘询时代，汉帝国进入了另一个稳定阶段。历史上把这个时期与“文景之治”并称，史称“昭宣之治”。
正是在汉昭帝时期，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大争论。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一个叫桓宽的人将当时的辩论记录整理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幸运地流传到了今天，我们能够通过它来了解争论的许多细节。这本叫作《盐铁论》的书让现代人也意识到，古代和现代的相似性比人们所能够想象到的还要多，而现代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两千年前有了折射。
当年，汉昭帝为了了解民间疾苦，让各个郡国推荐了数十位贤良、文学，也就是民间的社会贤达，到朝廷来反映民间问题。这些人果然不负众望，一到京城，就将民间的问题和盘托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罢黜盐铁专卖、还利于民的建议。
与此同时，汉武帝时期功劳最大的大臣桑弘羊仍然在朝，当贤良、文学们控诉他亲手制定的政策时，桑弘羊自然坚决不同意，跳出来辩白。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辩论场如同战场，讲究刀刀致命。
桑弘羊的基本观点只有一个：财政需要。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政府必须从商业上获得收入，否则政府就会破产。
而与他辩论的文学、贤良们都来自民间，对于政府财政问题不甚了了，对于民间发生的事情却更为了解。他们最能感受到武帝政策给民间带来的困扰。但这些人在理论功底上比桑弘羊差很多，说不过别人，就搬出“政府要以德服人”，或者“政府要回归儒家传统，不要与民争利”，甚至强调要重本抑末，以为问题出在工商业上面，没有看到工商业并没有罪过，而是政府控制了工商业，才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后世的新派人物大都嘲笑这些贤良、文学的迂腐。
可是，人们没有注意到，虽然贤良、文学们迂腐，看不到问题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却揭示了集权社会的一个悖论：从理论上看是很美好的事情，但一到现实中就变了味儿。
比如，桑弘羊谈到，政府把制铁业收归国有，不仅可以扩大财政收入，还可以通过政府的管理来提高铁器的品质，保障人民的需求。因为政府的实力最强，它组织生产，自然能生产出最好的物品，比民间小规模生产的质量要高得多。这听起来很在理。
但来自基层的感受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由于人们需求多元化，各地需要不同品种和规格的铁器。而在以前，这些需求都可以通过遍布市场的手工作坊来满足。但制铁业国有化之后，铁器的种类反而大大减少，明显不利于生产。另外，一旦政府把某个行业收归国有，那么，这个行业生产的产品就会立刻涨价，让人苦不堪言。
桑弘羊认为，盐铁官营有利于提高商品质量，这是理论上占优势；而贤良、文学提出商品质量下降了，则是实际的经验。但后世人看待这个问题时，已经没有办法拥有古人的亲身体会，反被理论迷惑了。于是，国有企业能够提高产品质量就变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神话，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被打破。
再比如，政府把铸币权收归国有，在大部分人看来都是好事，认为政府可以防止劣币出现，让货币的品质更高。但从基层的经验来看又是另一回事儿：铸币权国有化之后，政府的钱币也在慢慢减重，偷工减料。另外，皇帝也将什么白鹿皮、白金当作货币，让市场更加混乱。
所以，抛开道德上的说教，贤良、文学认为，政府的做法，一是抽取民间财富，二是扰乱市场，三是官商勾结，这三点更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
按照桓宽的说法，贤良、文学在辩论中占了上风。但这个说法未必正确。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次的讨论本应该成为事情的转折点，但结果却是不了了之。昭帝只是象征性地废除了酒类专营，其余国有企业没有被废除，官方垄断也没有解除。
盼望改革的人们都忽视了一点：一旦国有垄断建立起来，政府的财政严重依赖这些国有企业时，就不可能放弃盐铁官营了。当非农收入占了汉代总财政（包括皇室收入和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二时，政府可能放弃收益最大的盐铁收入吗？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现在的改革，就会发现，它是一种理顺式的改革。由于社会经济运行了这么多年，产生了许多问题，所以，就由领导者出面，将这些问题都理顺。由于金融过于抑制，就做一些调整把民间资本引进来；由于地方政府债务太庞大，就出台一些透明化的举措，防止泡沫的堆积；由于司法透明度差，民怨太大，就改革司法系统，让司法与地方政府离得远一点。
一切都是在理顺关系，但在结构上，不会有太大的调整。这和当年“昭宣之治”的思路是一样的。
争权的政治，结块的社会
2012年开始的反腐运动仍然在轰轰烈烈地继续。执政者之所以如此大规模地反腐，是因为这是推进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步骤。
从汉代起，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政权的结构，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中央和地方争权的双重治理结构。除了中央政府这个层级之外，还有许多条条块块的诸侯。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卿，都是一个拥有独断权力的诸侯，他们的利益和中央是不一致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比如，上一届中央政府调控了十年房价，却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并不想调控房价。因为一调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出现大幅度下滑，而地方官员也没有办法从中渔利了。所以，每一个地方官员一边跟着中央唱高调，一边在私下里挖墙脚搞自己的一套。而中央政府知道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却很难抓住具体的把柄，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从名义上讲，中央领导地方，并负责地方官员的任命。但实际上，地方官员只要能把中央政府糊弄过去，不影响仕途，私下里干事的空间大得超乎想象。
除了地方政府，各个中央部委也从中谋取私利，使得中央政府的政令很少越出红墙之外。
汉宣帝也曾经做出过类似的努力，但宣帝死后，汉代却并没有走出中央和地方争权的困局，甚至出现了新的失衡。而社会上，贫富分化问题也愈加严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当秦代结束了战国的局面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塑期。汉代建立时，已经没有了传统的富翁和贵族，而是进入了普遍的贫穷。加上秦汉王朝都特别注意防止旧势力再起，将以前的豪门贵族都迁到首都去定居，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富裕阶层的力量。
但随着帝国的复兴、财富的积聚，大的富豪很快又出现了。
比如，四川地区依靠冶铁发财的就有卓氏和郑氏。汉武帝的理财能手之一孔仅出自南阳孔氏，而南阳孔氏直到三国两晋时期仍然发达。鲁地曹县的陃氏（冶铁），齐地的刀氏（煮盐和贸易），周地的师氏（贸易），宣曲的任氏（粮食贸易），边塞的桥氏（马匹贸易），关中的无盐氏（金融）、田氏、栗氏、杜氏，等等，财势都闻名于世。
这些商人有一个共同点：最初大都是依靠机遇和头脑起家，当大家都处于同一起点时，他们更善于发现新的工业和贸易机会，并坚决地投身其中，成为社会的佼佼者。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也大都是最先进的工业部门，依靠资源的稀缺性和工业化规模优势脱颖而出。
在他们富裕之后，立即和权力粘在了一起。出于工业管理的需要，汉武帝必须依靠一批有经验的大商人帮助他建立国有企业体系。当汉武帝把地方官的财政贡献当作指标来考核时，这些人在地方官眼里也变得不可或缺。
在西汉政府建立时的限权设计中，只考虑了对军队、官员的限制，防止他们对皇权产生冲击。但皇帝很少过问官员和商人的勾结，只要皇权是稳定的，这些勾结行为就是可以谅解的。
如武帝时期的丞相田蚡，他的住处比别人的都豪华，又占据着最好的土地；在集市上买的东西都堆在道路上，院子里极尽奢华，后房里塞着上百的女人。
元帝、成帝时期的丞相张禹是另一个例子。这位五经博士却对地产抱有很大兴趣，积攒了四百顷最上等的土地。
到了哀帝时期，大司马师丹更是提到，现在富人官吏的财产已经达到数亿钱，而穷人却更加贫困。
为了扭转这种趋势，师丹和王莽在哀帝刚即位时推行了限田令，诸侯王、列侯不得去封地之外占有土地，其余人的土地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的奴婢可以有二百人，列侯、公主的奴婢限于一百人，关内侯、吏、民的奴隶限于三十人。诏令给人们留了三年时间进行整改，三年后调查，如果有超过规定的，就要惩罚。
一时间鸡飞狗跳，土地、人口的价格大跌。然而随后，哀帝宠幸他的娘家人，赐给董贤二千顷土地，早已超过了限田令的额度。由于皇帝首先破坏了规矩，这次限田令不了了之。
人们突然发现，中央的命令并不需要全部执行，只需要敷衍一下，等它慢慢被遗忘就行了。
汉代的巨富还和另一社会状况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更加危险的后果。所谓“世家大族”，大都在西汉时期就开始形成了。
皇帝为了加强人才的流通，避免阶层的固化，采用察举制来发现民间的人才。但是，一旦权力和利益结合之后，察举制就逐渐失效了。负责察举的官员选的都是有钱人的子弟或者关系户。
贫富分化还造成了一系列的争论：为了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到底是应该管制经济，还是放松经济？
这在《盐铁论》中也有着明显的反映：争论的双方都看到了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层严重的现象，也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采取的方式却是截然相反的。
支持政府控制经济的桑弘羊认为，既然现在有着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么政府更应该毫不犹豫地介入，花大力气整治这种现象。整治的措施包括：禁止富户擅自从事工商业，把工商业交给政府垄断经营，同时加强流通领域的许可证制。这样，政府控制了经济和财政收入，就可以利用这些收入来调节民间的财富。这些收入既可以用于战争，也可以用来赈济灾民。
而桑弘羊的反对者认为，如果要解决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应该让政府退出工商业，让民间自由地进入这个行业，达到平均地利的效果。管制带来的不是民生，而是更严重的不平等。
桑弘羊的“社会主义”观点看上去非常具有说服力，也有严密的逻辑性。但在实践层面上，人类对于这个理想已经试验了几千年，每一次试验都会发现：政府的管制需要官僚去执行，而政府的权力愈大，官僚可以变现的资本也就越大。最后发大财的往往是政府的官员、官员的亲戚朋友，以及其他类型的关系户。另外，政府对于经济的限制越多，民间经济越凋敝，人们就越会发现要发财只能靠政府。
这些经验是通过实践总结的，很难从形而上的辩论中获得。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几千年前和现在争论的问题都是类似的，几乎没有区别。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按照贤良、文学的观点，政府减少管制，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
答案出乎意料：同样也解决不了。原因仍然在于集权式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争权。当官僚集团复杂化之后，中央政府即便想放权，也很难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甚至中央政府正准备放权时，地方政府立即把中央政府放出的权力收到手中，而民间仍然一无所获。
中央政府为了政令通达，必须集权。但一旦中央政府集权，地方政府又会把负担转嫁给民间。总之，在双层政府的博弈下，吃亏的永远是民间，而中央政府试图放权的努力也总是败于官僚阶层的抵抗。这种问题在集权体制的历次改革中都能看到踪迹。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