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先知书店
1978年12月18日，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会后，中国开启了一系列重大变革。这一天因此被确定为改革开放纪念日。
2018年12月18日，改革开放整整四十年，这四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在面临十字路口的当下，对每一个中国人乃至全人类而言，这四十年究竟意味着什么？让我们重回现场，拨开历史的迷雾。
改革开放前夜：挣脱历史的枷锁
南京化工大学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1978.5）
1978年，中国走出极端年代已经两年，社会秩序逐步恢复。
然而，多年激进运动造成的后果触目惊心：经济崩溃、民生凋敝，人均GDP仅225美元；大批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饱受冤屈和歧视，无权参与社会生活；“阶级斗争”“计划思维”“两个凡是”等思潮依然大行其道；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停滞不前……
中国仍然被束缚在历史的枷锁中。
大逃港：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1978年，广东省农民人均收入仅77.4元人民币 ，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却有1.3万元港币。为了“吃上饱饭”，当年就有7千多人冒险越过边境，从深圳偷渡到香港。其中，仅宝安县就有300多干部出逃。大规模的逃港潮，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村改革的艰难突破
凤阳小岗村的“生死状”（国家博物馆）
1978年11月24夜，18名“敢为天下先”的小岗村村民，冒死秘密签下土地承包责任书 ，率先冲破“人民公社”的桎梏，当年就取得大丰收。安徽、四川成功后，全国纷纷效仿——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第一次吃饱饭。
想吃米，找万里
万里、邓小平等人克服重重困难，为其正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回避了土地所有权等“姓资姓社”的问题，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短短几年内，中国的粮食、棉花产量跃居世界第一。
思想解放： 打破观念的枷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两个凡是”的主张遭受广泛质疑，破除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以实践来检验真理的实用主义思潮逐渐占据上风。
1978年10月，邓小平提出：中国经济必须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技术。
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被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陈云和邓小平（右）
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家庭联产承包作为农村的基本制度，以市场机制发展解放城市生产力；设立经济特区，积极发展与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采用世界先进技术……
自此，“改革”和“开放”被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
中美建交：走向开放的关键一步
三中全会刚结束的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立即访问美国。时任社科院副院长在飞机上问他：“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答：“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中国以变革、开放的姿态赢得了世界信任和尊重。除了资本、技术和商品的涌入，西方的制度、思想和文化，也为国人带来新的启示。
纠正历史错误，彰显改革决心
“拨乱反正立丰碑：胡耀邦”(《人民日报》1989.6.1)
拨乱反正与知青回城
云南知青事件
1979年初，各地爆发激烈的知青请愿事件。长达25年的时间里，知青们在农村饱尝艰辛、错过发展机会，改革启动后，他们极力要求回城。1980年开始，一千多万知青陆续回城，并获得工龄补偿。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十年浩劫的错误和责任做了明确的评判，同时决定对300多万件冤假错案平反，这些案件的受迫害者、受牵连者，终于摆脱了受歧视的地位，获得了平等升学、就业的机会。
对制度与文化的反思
邓小平接受法拉奇专访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从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的角度，深刻反思了政治体制的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
邓小平说：“我们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发生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极有可能重新出现。”
改革开放的80年代
“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左二），平反后在武汉大学
当历史翻开新的篇章，人们迫切想要追回失去的光阴。长期遭受贫困和动荡折磨的中国人，改革的新鲜空气，让他们身上的冒险和创造精神如脱缰野马；受尽风霜的知识精英，长期积聚的喷薄力量，终于转化为变革的势能。
“我们真是穷怕了”
与香港隔海相望的深圳蛇口
邓小平曾说 “中国人穷了几千年，穷怕了！” 然而，贫穷不是因为资源匮乏，更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够聪明、勤奋和冒险，而是这些精神长期被束缚在制度和文化的藩篱中。因此，经济改革最简单的逻辑，就是如何突破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桎梏，尽快解决温饱问题。
底层突破，顶层确认，再转为政策
“傻子瓜子”创办人年广九，因雇佣超过100人，合资经营等问题被当作“资本家复辟”；
1982年，因政府一则“紧急通知”，八位温州企业家变成了“投机倒把罪犯”，史称“八大王事件”……
最后因邓小平等人干涉，他们才得以脱身，陈朽的政策法律，也被修改或废除。乡镇企业、个体户、国营企业改制，无不如此。
顶层设计，单点突破，再以点带面
为减小改革阻力，中央决定在偏远的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进行试点。在深圳，市场化的政策，吸引了大批的资本和劳动力涌入，“深圳速度”令全世界侧目。
1982年，特区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经推出，引发“姓资姓社”的轩然大波。直到1984年邓小平亲自肯定，争议才得以平息。该口号被誉为“改开时期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口号”，标志着“竞争、平等、追求自由和私人财富的精神”再度兴起，并深深扎根于民众的心中。
深圳的成功，辐射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并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张名片。
读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
1979年春，持续20多年的书禁初开，《读书》杂志的发刊词《读书无禁区》，仿佛一粒石子，在沉闷多年的思想界激起巨大波澜。从此，“读书无禁区”成为新启蒙时代最具标志性的口号，崇尚文化、汲取知识成了那个年代的潮流。
“新启蒙的1980年代”，也因此与“百家争鸣的春秋”“中西合流的民国”，并称为中国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繁荣的三大时代。
西学东渐：触碰人类思想的边界
80年代起，官方和民间共同发起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出现了“思想热”“文化热”的盛况。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译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学术翻译奇迹。
迄今，该丛书共译介700种，共826册人类思想经典书籍。时任总编陈原说：“这些著作提供了一种可能——让人们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世界。”（1982《人民日报》）
“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由甘阳、刘小枫、赵越胜、徐友渔等人主编，译介了马克思·韦伯等20世纪西方人文经典，成为此后各学科的必读经典。
（左起）甘阳、刘小枫、徐友渔、赵越胜
“走向未来”丛书：由金观涛主编，致力于“为年轻一代介绍在科学、人文领域的最新发展”，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新思潮普及丛书。编委会集中了官方到民间的一批知识精英，代表了80年代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成果。
（左起）刘青峰与金观涛、丁学良、朱嘉明
除了“西学东渐”的三套丛书，由汤一介、杜维明、李泽厚等学者发起的中国文化书院，旨在复兴被严重破坏的中国传统文化，成果颇丰。
被遗忘的珞珈山奇迹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
1980年代的学术风气自由、开放、活跃。
在那个短暂、激越的时代，刘道玉的武汉大学、罗征启的深圳大学，锐意革新，成果最为辉煌，引发世界震动。
刘道玉被称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武大所取得成就被誉为“珞珈山奇迹”。他们开创性的改革措施被争相模仿，有的被沿用至今。从武汉大学走出的杨小凯、邹恒甫、易中天、野夫、田源、陈东升、毛振华、雷军等青年才俊，成为后来中国各领域的领军人物或中坚力量。
莫干山会议：青年改革派崭露头角
当改革由农村推进到中心城市，从理论到现实，分歧和冲突越来越多。
1984年9月，“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莫干山召开。以中青年为主，来自政商学界共300多人，围绕价格、外贸、金融、城市化等经济议题展开激烈争论，形成朝野共商、左右派和平对话的空前盛况。
除了“朱黄翁王”等“改革四君子”外，冯仑、华生、李剑阁、楼继伟、田源、韦森、张维迎、周其仁、周小川等人都曾深度参与其中。会议结束后，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直接进入政府体改部门，成为日后改革派的重要力量。
据参会者回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得讨论和争论昼夜不休，以致会议结束时，竟有一大半人病倒了——这正是那个年代的改革画卷——为了让被耽搁太久的祖国尽快改变，一代青年精英们，将自己的才华和家国情怀融而为一，投入到改革的洪流之中。
然而，政治是一门残酷的学问，社会有自身演变的规律和节奏，绝不会因为人们的美好愿望和迫切要求而改变——80年代后期的历史，再次验证了这个基本常识。
价格闯关失败，改革受挫
1984年5月，为使计划经济平稳过渡到市场经济，国务院出台“价格双轨制”的改革规定：同一商品的价格，在计划指标内实行固定价格，计划指标外由市场自由调节。
这一举措使市场机制逐渐确立，也带来诸多副作用。重要的生产资料都被管控，计划内的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于是不法分子倒卖物资赚取差价，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破坏企业公平竞争。
1984年末，中国经济增速过快、信贷发放猛增，物价高涨。而计划管控、价格双轨造成的失控，导致人们对改革抱怨和失望。为解决困局，政府决定，“测算出未来价格的走势，争取在两三年内将价格一步涨到位，实现市场自由调节”。
1988年抢购潮
然而，靠人的理性能力设计未来、改造未来的试验，很少有成功的案例。1988年初，物价依然暴涨不止，CPI指数飙升至28.4%，全国范围爆发了挤兑、抢购狂潮。经济和社会的危机，很快传递到校园，传导到政治领域……改革在80年代末严重受挫。
经济社会巨变的三十年
90年代初的艰难突破
改革受挫，开放也受到限制。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带头对中国实施制裁。中国出口下降、市场疲软、生产萎缩，1990年GDP增长仅2.4%。在邓小平的斡旋下，日本率先结束封锁，向中国无偿援助50亿日元，又持续提供大量医疗、技术支持。
1990年的“治理整顿”使个体户锐减360万
1991年底，各国陆续解除贸易封锁，中国经济重新恢复10%以上的增长。然而，苏东政治剧变引发国内对改革的疑虑，左的声音再度响起。沪深股票市场开局时，就曾引发激烈争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面临夭折的风险。
九二南方谈话：谁不改革谁下台！
1992年初，邓小平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视察南方多个城市，展示深化改革的决心：“我们真的穷怕了！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要争论姓资姓社；改革要大胆一些，经济发展要保持一定速度；谁不改革谁下台！”当年的改革宣言，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在当年的十四大报告中，领导人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姓资姓社”的争论终归沉寂。
“下海潮”：私营经济的勃发
冯仑、易小迪、王功权和潘石屹
南方谈话后，海内外慢慢又恢复了对改革的信心，大量的外资和新技术涌入中国，体制内精英争相下海经商。中关村的新技术产业、温州的个人企业、广东的外向型企业，成为民企翘楚。
随着私营经济对就业、GDP贡献率的飞速提升，人们对私企的认识逐步深入。十五大报告中，私营经济终于被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盲流”到农民工：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移民”神话
90年代的春运
私营企业的勃发，出现大量的用工缺口，这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撕开了一道口子。1984年，中央废除《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允许农民自理资金和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当年就有二千万人进城。从90年代起，进城务工、经商的人群连年攀升。如今，这一数字已高达2.8亿。
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吃饱了饭，那么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开始让数亿家庭摆脱贫困，也为底层打开一个上升通道，中国社会缓慢的向开放社会转型。中国经济保持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他们功不可没。
国企大改革与下岗潮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企改革一直是应有之义。从80年代“增强国企自主经营”，到90年代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部分国企仍长期亏损，国企改革缓慢前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经济面临巨大压力。时任总理铁腕推进国企改革:除少数垄断行业，大批中小型国企都被清算破产、出售改制。
改革释放了经济活力，但被下岗的大约7000万国企职工，却为之付出代价。他们大部分已过中年，缺乏其他技能，短时间内再就业困难，在医疗 、教育 、住房改革的多重冲击下，生活艰辛，与农民工一起成为“弱势群体”。
加入WTO，分享全球化红利
令世界“闻风丧胆”的中国制造
2001年，中国加入WTO，凭借低廉的劳动力、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中国制造”很快横扫全球市场。
此后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速领先世界，私营企业贡献了绝大部分GDP份额和就业岗位；能源、通讯、金融等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成为世界级巨无霸；房地产投资猛增，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城市化加快。投资、出口和消费，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房地产时代
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房地产开始走向市场化。
改善居住条件的刚需、购房置产的传统、房地产对上下游经济与就业的拉动，以及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金的高度依赖，让房地产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然而，由于“一级市场上土地所有权归地方政府，二级市场上又采取招拍挂、价高者得”的运行规则，导致房价只涨不跌。飙涨的房价，像一个无底黑洞，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资金吸入。房地产变成了整个社会财富的蓄水池，虽然它全身布满泡沫，但却不能戳破。
互联网兴起：商业新生态和多元社会
微信支付传到了日本
1994年，互联网进入中国。今天，中国网民已高达8亿。
美国人最早发明了互联网技术，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用户体验和互联网应用领域，却走在了最前面。从门户网站时代的新浪、搜狐、网易，到今天BAT巨头，互联网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商业王国。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支付的兴起，让互联网成为了经济活动的基础设施。
互联网专业的技术、复杂的分工和快速的反应机制，为中国政商博弈的经济死循环，引入了一束亮光。
互联网链接、开放、协作、共享的天然属性，在改变经济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国人获取资讯和信息的方式，拓展了言论空间。互联网让生活、思想越来越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