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本文是虎嗅精选新专栏《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的第10篇内容，本篇继续讲述东汉。刘秀之后的皇帝们，面对日益崛起的地方豪强，显得束手无策。对外又遭遇羌乱盛行，中央财政不足以应对巨额的开支。皇帝最终只能通过卖官、敲诈等各种手段获得收入。这些非常规手段最终导致了政治败坏，从而又引起了内部的叛乱。
东汉末年，由于财政无法满足维稳的需要，皇帝建立了一个新的官职：州牧。州牧是一个集军政、民政、监察于一体的官职，州牧一诞生，就是一个独立于中央政府，最终会瓦解中央政府的官职。东汉也是从这时，进入了解体的节奏。一起来看详细过程。
在摩擦中逐渐解体
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即将上任的钜鹿太守司马直体会到了当官之难。
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当官是一件光荣而愉快的事情，意味着光宗耀祖和发财。但在汉灵帝后期却是一个例外。
以司马直为例，当他被皇帝选中、授予太守的职位之后，首先要去京城，到皇帝的西园，找皇帝和太监咨询“助军修宫钱”。皇帝根据他职位的大小，给他规定一个数目，到任后，他的职责就是尽快从任所凑齐皇帝要求的数目，派人押往京城。只有交了钱之后，他的位置才能坐稳。
在司马直时期，一个大郡太守的职位，官方通行的价格是两三千万钱左右。这笔巨款不可能由官员个人出资，只能通过压榨民间来获得。这是一种中央和地方的分赃机制，中央默认地方官吏从民间取财，同时地方官吏必须让中央分一杯羹，作为默认他们发财的代价。
但是，随着皇帝卖官价码的抬高，即便是要从民间榨取，也意味着官员必须放下心理包袱，把自己定位成全心全意赚钱的商人而不仅仅是父母官。
许多人因为磨不开面子，或者担心无法凑齐这么多钱，请求不去上任。与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人们抢着做官不一样，这时却是皇帝强迫官员去上任。只要任命，就必须去，否则严惩不贷。
司马直接到任命时，皇帝根据他以前的履历，认为他是个有清名的好官，给他打了个折，少交三百万。司马直听说之后，认定即便打了折，数目还是太高了，他叹了口气说：“我本来应该去做父母官，还没有到任，先进行盘剥，又怎么忍心？”
他也请求辞职不去，但皇帝拒绝了。
司马直只得从京城出发前往钜鹿，在到达黄河边的孟津关时，他给皇帝上书，极力申诉当时的弊端，并预言如果继续这么做，必然引起巨大的灾祸。随后，他吞药自杀。司马直成为少有的被逼当官而自杀的人。
司马直至死不理解的是：皇帝为什么变得这么贪婪？对于这个问题，皇帝本人有着说不出的苦衷。
在“明章之治”的全盛时期，东汉已经出现了财政阴影。
与表面的繁荣不同，“明章之治”是在皇权与豪族、官僚的不断斗争中伛偻前行的。但两位皇帝所扮演的角色又各有不同，魏文帝曹丕曾经评价两人“明帝察察，章帝长者”，认为明帝还有整治吏治的雄心，而章帝对侍官僚则更加宽容和放任。
汉明帝有感于权力系统的失控，希望通过努力作为，改变“政令不出庙堂”的局面。他采取的做法是：放开民间经济，薄税赋、减徭役、修水利、安抚平民，但与此同时，对官员进行严厉的惩治，紧缩官僚权力。
明帝死后，继位的章帝知道明帝时期的严苛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作为长者的他立即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方式，删减酷刑，实行仁政。章帝的宽容使得东汉进入了全盛时期，却埋下了行政效率继续下降的隐患。
明帝后期，北方的匈奴再次崛起，东汉政府不得不与匈奴发生战争。从光武帝时期起，皇帝由于财政吃紧的原因，一直避免发生战争，以免造成新的财政负担。
为了不打仗，东汉政府每年向匈奴的南单于提供一亿零九十万钱币，再向西域提供七千四百八十万钱币。给北方蛮族的钱大约占了财政收入（约七十亿）的百分之二点五。
明、章两位皇帝之后，和帝时期，东汉政府与匈奴的决战逐渐升级。当时，章帝窦皇后的哥哥窦宪为了逃避宫廷斗争，申请对北匈奴作战。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深入沙漠三千里，杀敌一万多人，在燕然山刻石记功而返。永元三年（公元91年），大将军窦宪出塞北击匈奴，彻底击溃了北匈奴。
然而，窦宪的战功并不能掩饰东汉政府的失控。作为外戚的窦宪专横跋扈，在章帝时期就强买强卖，甚至连明帝女儿沁水公主的园田都不放过，当窦宪侵占了公主的土地后，公主竟然畏惧得不敢和他计较。
自窦宪之后，外戚的权势在东汉变得强大起来。到了汉顺帝时期，外戚梁冀所占的土地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窦宪和梁冀只是两个代表。东汉后期，整个疆界之内已经充斥着这种大大小小的官僚豪强，超乎政府的控制。他们的存在对财政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战争。
此刻，继匈奴之后的另一股蛮族势力——羌——兴起时，东汉在蛮族与豪强的打击下，终于踏上了漫长的解体之路。
从汉光武帝晚期，长安以西（今青海、川西、甘南一带）的羌部落就逐渐崛起，与汉政权有了冲突。
公元107年，从汉安帝登基开始，东汉和羌族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六十年，在这一个甲子的悲剧中，汉军屡次出兵，甚至遭遇了五次全军溃灭。安帝永初年间陇右羌乱持续了十二年，中央政府的直接军事花费就达二百四十余亿钱。
也正是在安帝时期，中央财政崩溃的信号终于传来。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在西羌攻破临洮的同时，首都所在的京畿地区出现了大饥荒，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面对空空如也的国库，群臣束手无策。
最后，三公站出来提议，请求准许官吏卖官。这是东汉政府第一次不能依靠正规的税收来渡过难关。此禁一开，随着财政制度被进一步摧毁，吏治也越来越混乱，对民间的干扰也超过了界限，社会的动荡随之而起。
为了应付军事开支，顺帝在帝国财政最大的一笔开支上做了文章。他降低了公卿大夫的工资，并从王侯手中借走田租。还在有钱的老百姓中推行“国债”，每户一千钱。
在东汉历史上，人们最不喜欢的是桓帝和灵帝时代（公元147年—公元189年）。由于这一时期社会阶层进一步固化，加之中央政府功能的退化和腐败化，人们对之深恶痛绝。皇帝对周围的人更加不信任，只宠幸宦官，而宦官更加腐败的统治进一步削弱了皇帝的权威。
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桓灵时期的局面实际在前朝就已经注定了。在糟糕的局面下，桓帝是位操劳的皇帝，却只能起到延迟帝国崩溃的作用。比如，继续前朝的政策，降低公卿大夫的工资；从王侯手中借走一半的田租，再次根据财政支出来售卖官职；削减那些没有参战的武将的工资，并削减公卿的衣物供应。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汉桓帝在财政的压力下，尝试另一种做法。他下令全国按照亩数征敛额外的税收，每亩征收十钱。这一次，政府不再区分免税田还是非免税田，不管土地属于普通人还是豪族、官僚，都要缴税。桓帝即位前，耕地大概在七亿亩左右，如果全部征收，可以获得七十亿钱的额外税收。但是，有理由相信，以桓帝时期的行政效率，根本无法做到全面征收。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由于缺乏资金，开始了最后的疯狂举动——卖官。从关内侯、虎贲、羽林，价格不等。就连三公九卿也都有价格，三公的价格是一千万，九卿的价格是五百万。
到后来，为了强迫百官交钱，灵帝甚至要求不管是刺史还是太守，在任命或者调动时，都必须向皇帝缴纳“助治宫室钱”，司马直就是在这时以死谏皇帝的。
灵帝卖官的方法灵活多样，甚至还支持信用付款，可以先当官，再付款，不过到时候要付两倍的价格。
当灵帝数着他的收入时，帝国的官僚体系已经彻底被破坏了。以前的皇帝即便有卖官的，但在卖官之外，还必须留有正常晋升的渠道，给有才能的人留下空间。而灵帝的卖官已经到了不分青红皂白的份上，一个人不管才能如何，如果想当官，都必须付款。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然而汉灵帝更关心的却是他的宫殿。第二年，由于宫殿失火，灵帝下令，全国每亩地多收十钱来帮助他重修宫殿。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汉灵帝再卖关内侯，爵位可以传给子孙，价格是五百万。这时，东汉的彻底崩溃已经近在眼前了。
制度之变与王朝崩溃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汉灵帝做了一次大胆的改革。这次改革涉及的对象是地方政府，却最终彻底葬送了东汉皇朝。
由于黄巾起义造成了地方混乱，中央政府意识到必须做出有效的调整，提高各地资源调拨的效率，才能防止下一次起义的爆发。
他们认为，应该将所有的财政、军政权力统一授予一个官员，由他来整合调拨。在皇帝过问地方事务时，只需拿这个官员是问，再由他确定其他官员的责任；而投入到该地的财政资源，也由这个官员统一分配。
这个统一负责的官员就是州牧。
州牧并非是一种新型的官职，其雏形叫刺史。汉武帝时期所设，到了东汉，皇帝对于刺史的依赖更强了。太常刘焉提出来，现有的刺史由于权力不够，而且普遍素质不高，徒增暴乱。所以，应该从有好名声的重臣中选取一些官员，把刺史改为州牧，由这些重臣来担任。
朝廷采纳了刘焉的建议，而刘焉本人也当上了益州州牧。益州州牧在刘焉手中控制了六年，之后传给了他的儿子刘璋。汉献帝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璋为了对抗曹操，引入刘备作为帮手。三年后，刘备取得了益州的控制权，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蜀汉政权。
州牧虽然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却由于缺乏监督，很快就独揽大权。这时候，就算是皇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了。
在州牧这个职位设立一年后，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大将军何进联合袁绍，欲除去宦官势力，但在争斗中被宦官所杀。何进死前曾经邀请在北方带兵的董卓前来洛阳，帮助他对付宦官势力。何进死后，董卓仍然以这个名义进入洛阳，挟持了年幼的天子，剪除了宦官势力。
之后，董卓另立汉献帝，这就是汉代最后一个皇帝。
当董卓擅权时，汉灵帝创造的州牧显出了巨大的活力：他们掌握着一个地方的全部资源，可以迅速调动资源用于战争。袁绍（冀州）、袁术（扬州）、曹操（兖州、冀州）、刘备（徐州、豫州、益州）、刘表（荆州）等，都从地方起家，他们或者亲自担任，或者派心腹代理，但最终的目的都是控制一个地方的所有资源，以用于战争。东汉政权终于在这巨大的离心力之下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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