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本文是虎嗅精选专栏《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的第12篇内容。本篇将接续上文，继续分析西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户籍改革等涉及财政的制度，是如何影响着政局的走向。
西晋凭借曹魏时期先进经验的积累，获得了统一的优势，然而随后的土地改革却并不成功，因继承自汉代的固化的社会结构，改革很快夭折。
南朝时期，政府的头等大事是清查税源。由于大批的人都依附于豪族，变成了非纳税户，而大量的土地都成了豪族的免税田，南朝各代皇帝不断清查户籍和土地，却从来没有查清过，税收也不断萎缩。因此，南朝被行政效率更高的北朝所超过、灭亡。
西晋：面对世家大族所做出的妥协
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亡了东吴，统一了中国。
当中国经过近一百年的时光重新走向统一时，雄心勃勃的皇帝随即展开了宏大的财政改革，要为帝国的长治久安提供牢固的基础。
财政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摸清帝国的人口数量，并把耕地平均分配给广大的人口，让他们安居乐业的同时，为政府提供可靠的财政收入。
经过清查，晋朝的人口为一千六百余万人。根据三国时期的统计，蜀国不到一百万人，吴国二百四十万人，三国加起来也只有不到七百七十万人。统一后，晋朝人口数量已经比三国的总人口数量增加了一倍。之所以会出现增加，除了太平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之外，还由于流民重新回归家乡，被纳入到户籍之中。
查明户籍之后，晋武帝实施了更具革命性的土地改革。这份土改纲要规定：每一个男丁可以占田七十亩，女丁可以占田三十亩，一个家庭（一夫一妻）正常的土地是一百亩。
从晋武帝的分地意图来看，是要实现“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社会。在收税上，政府也考虑得非常周到。
为了照顾老人和小孩，规定男女十六岁到六十岁是正丁，需要课税；而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十二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免税的。剩下的人（十三岁到十五岁，六十一岁到六十五岁）属于次丁，在税收中享受优惠条件。
至于土地税，也并非耕种的所有土地都缴税。一个正丁男子最多按照五十亩土地缴税，而次丁男子则按二十五亩土地缴税。正丁女子只缴二十亩的税，次丁女子免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户调税，规定正丁男子每年上缴绢三匹，绵三斤，次丁男子和正丁女子减半。
上述税收都是针对汉人的，远方的夷狄也需要缴纳一定比例的税收。
晋武帝改革计划之完善，令人敬畏。如果这个办法顺利推行下去，那么，晋朝将成为一个持续数百年的强大王朝，不用等到唐代的出现，中国就将进入另一个太平盛世。
但事实却是：晋的安定局面只维持了十一年，随后就进入了著名的“八王之乱”时期。“八王之乱”造成的社会解体给各地的少数民族以机会，随着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中国进入了“五胡乱华”的时代。而晋武帝设想的财政改革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行。随后的两百多年反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财政混乱时期。
那么，为什么司马炎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会流于失败？也许，从司马氏通过禅让得到天下的那一刻，一切都已经注定。
首先，西晋的改革试图覆盖全国，但有可能推行的只局限在北方曹魏控制的区域。这个区域由于经历的战乱最多，大量的人口变成了流民，许多耕地变成了荒地，土地多次易主，已经不可能恢复汉代的土地权属关系了。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够统一规划，进行分配。
而蜀汉和东吴，由于继承了东汉时期的土地权属关系，每一片土地都是有主的。晋代虽然征服了这些土地，却没有能力改变土地权属关系，更无法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分配。所以，晋武帝的土地改革在江东和四川等地都无法进行推广。就算在北方，土地改革进行得也不顺利。
曹魏时代，为了快速生产粮食，实行了大面积的屯田制度。屯田时，政府招募大量的流民，令其耕种土地，这些人称为屯户。按照当时的规矩，如果屯户自己有牛，种地的粮食就和政府对半分；如果屯户没有牛，由政府提供牛，那么种出来的粮食由屯户分四成，剩下的六成给政府。而政府则保证这些屯户不缴其他的税，也不服兵役。屯户的生活反而比普通的农民还要舒服。
到了后来，皇帝把政府控制的屯田大批赏赐给了官僚和世族，土地上的屯户也随着土地一并转移给了他们，这些屯户就被称为佃客。这时，佃客就从依附于国家变成了依附于官僚和世族。这些佃客在国家的户籍上没有登记，也不需要服兵役，只需要向他们依附的世族缴纳粮食。当佃客越来越多时，政府的税收和兵源就都受到了影响。
晋武帝司马炎的土地改革，本来就是针对这些佃客的，希望通过清理户籍，让他们重新向政府缴税并服兵役。可是那些世族并不想放弃特权，而佃客也并不想隶属于国家（那意味着服兵役，甚至多缴税）。
晋武帝司马炎的政权是禅让得来的，所以，他不得不对官僚世族做出妥协，在他看似完美的改革纲领里开了不少后门。
于是在法律上，晋朝无形中把人分成了至少三个阶层：一是不需要纳税的官僚世族阶层；二是不需要纳税的“客户”阶层，也就是佃客和衣食客等；三是纳税的普通人。
由于晋朝政府权威不足，不能将法律贯彻实施，限田数量变成了虚设，国家的纳税人口就越来越少了。
在一片混乱中，这个始终没有实现好财政统一的王朝轰然瓦解。晋武帝推行的貌似完美的土地改革法案也随即被放弃，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美丽的幻象。
查不清的土地，理不尽的户籍
永昌元年闰十一月初十（公元322年1月3日），晋元帝司马睿死在了宫中。他死前已经心灰意冷。他建立了东晋，却作为失败者死去。
在他死的这一年，这个世界已经到了无比混乱的地步。在半年多以前，他的大将王敦刚发动了一次针对皇帝的战争，皇帝的军队完败，奋威将军侯礼战死，尚书令刁协在逃跑途中被贼军杀害，镇北将军刘隗干脆投奔了北方的胡人石勒。
王敦占领了首都后，晋元帝只好写信给他：“如果你心里还有晋，就息兵让天下安定一会儿吧。如果你心里已经没有了，我就回我的琅琊（晋元帝当皇帝前，是琅琊王），退位让贤。”
王敦选择了暂时息兵。他当上了丞相，掌管了晋的军政大权，加封武昌郡公，封邑达到一万户。不过，不要以为他满足了——从这时起，王敦大肆杀戮对晋室忠诚的将领，在晋元帝的眼皮底下为禅让做准备。东晋的领土内，纷争叛乱不断。
在东晋外围，蜀地的贼寇张龙入侵了巴东，北方的胡人石勒更是侵袭不断。
之后，这个不幸的朝代又经历了苏峻和祖约的叛乱、桓温的擅权、前秦的淝水之战、孙恩的叛乱，以及桓玄的短暂称帝。东晋政权如同一叶扁舟在风浪中颠簸，最终被刘裕的宋所取代。
在东晋这个孱弱的朝廷中，皇帝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他之所以存在，只不过是因为世家大族们商量不出一个公认的领袖来取代他，不如让司马氏继续干着。至于皇帝的权威，则早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然而东晋又是一个名士层出不穷的时代，这些名士语不惊人死不休，放浪形骸却又满腹经纶。这还是一个奢侈之风横行的时代，各大族倚仗着巨额财富，挥霍、宴乐充满了史书，使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战乱和悲剧的时代。
可以说，这是一个少数人的天堂时代，也是多数人的炼狱时代。一个有利于豪族，却对皇权和普通人不利的时代。
在这个政权中，一切都是临时措施，晋武帝制定的土地改革计划早已经被放弃，因为东吴本来就缺乏土地，根本不可能给每个人都分配法律规定的土地数量。
在东晋时期，财政上有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土地和人。
所谓土地，指的是政府需要知道详细的土地数据，来作为课税的依据。东晋建国时，由于原本南方的贵族占据了太多免税的土地，政府能够课税的资源本来就少。司马氏南逃后，许多北方的贵族世家也跑到南方来购买和霸占土地，土地更加成为稀缺资源。所以，政府的第一要务是查清能够课税的土地有多少。
所谓人，又牵扯到东晋时期一个特有的问题：侨民。由于蛮族占领了北方，许多北方的汉人都逃到了南方，司、冀、青、并、雍、凉、兖、豫、幽、平这些州已经全部沦陷，徐州丧失了一半。这些州的人口大量南逃，挤在了扬、荆、江、梁、益、交、广几个原本就不发达的州。
最初，这些南逃的人都盼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北方，认为只是暂时居住在这里。他们没有户籍，后来，政府为了便于管理，给他们发了临时身份证。那些原住民的永久身份证用黄色木片登记，所以称为“黄籍”，临时身份证则用白色的纸登记，称为“白籍”。
不过，白籍比起黄籍来，并非完全处于劣势：由于他们没有土地，不用向政府缴纳土地税；而政府为了优待这些从北方逃难的人们，也免除了他们的劳役。于是这些人就彻底脱离了体制，与中央政府脱钩了。
白籍出现后，引起了南方原住民的极大不满，在他们看来，这些外来人口不仅抢占他们的生存空间，还享有免役的特权。黄白籍制度成了东晋户籍争论的焦点内容。为了对付白籍人口不纳税的问题，东晋政府让各地因地制宜地制定了许多收税方法，对工商业、土特产都进行征税，避免由户籍和土地问题造成税收流失，也为了安抚拥有土地的黄籍人士。
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太尉刘裕实行了东晋历史上最严格的一次土断。义熙土断撤销了大部分侨郡侨县，将白籍的人口大量地并入黄籍。对于敢反抗的人，刘裕不惜以死刑相威胁。这次土断之前，会稽的士族虞亮就曾经因为藏匿了千余逃亡户，被刘裕处以死刑。
土断七年后，宋武帝刘裕废除了东晋恭帝司马德文，自己当上了皇帝。
南朝：漫长的终曲
公元485年，南齐武帝永明三年。由于南齐前后两代君主提倡节约，与北方的北魏休战维持和平，武帝期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繁荣时期。
然而就在这一年，在浙江西北部的桐庐，一个叫唐宇之的人却正准备造反。
唐宇之的造反理由在现代人看来有些奇怪。在那几年，齐武帝正在严格调查人民的户籍问题。自东晋末年以来，历经南朝宋，中国的户籍再次出现了大混乱。
东晋时期，只有显贵的大家族（士族）才能拥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而士族的身份都是世袭的。可是，到了南朝宋以后，许多原本没有地位的人也依靠做官、经商发了大财，他们甚至比士族更富有，却没有身份。这些人趁着政治混乱的时机，买通地方官员，或者买通士族由他们认亲，将身份从普通人（庶族）改为士族。这种做法叫作“冒籍”。
当这些庶族成为士族，获得了免税、免役特权之后，更多的穷人投靠了他们，在他们的庇荫下，也取得了免税、免役权。
随着作弊的人日渐增多，政府的税收变得更加困难。从南齐的开国皇帝高帝起，对于户籍的混乱就非常关注。齐高帝在休养生息的同时，决心下大力气整顿户籍。
皇帝采纳了一位叫做虞玩之的官员的建议，设立了校籍官。大量的虚假户籍被抓了出来。这些被抓出来的人被称为“却籍户”。
另一个叫吕文度的官员乘机又给皇帝出了一个主意：为了给人们以警示，皇帝应该将那些却籍户充军，送到边防去接受再教育。于是，这项古代的“上山下乡”提议迫使大量的却籍户纷纷逃亡。
而唐宇之所在的浙江一带也有大量的却籍户，他们面临着被抓走充军的风险。唐宇之决定利用这些人发动叛乱。
公元485年，叛乱爆发。叛乱者最初只有四百多人，但当他打出来抵抗户籍审查的旗号之后，各地的却籍户纷纷赶来投靠，竟达到了三万多人。
唐宇之率领部队进攻桐庐、钱唐等地，第二年，在钱唐建立了吴国，自称吴王。
在南齐皇帝和他的官员看来，唐宇之的行为是荒诞的。那些弄虚作假的却籍户本来就是一群违法分子，而皇帝对于户籍的整理更是无可厚非。然而，为什么这些违法分子还会理直气壮地进行反抗？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响应？
原因在于，却籍户认为自己不是犯罪，而是在打碎一项不合理的制度。在他们看来，所谓“士族”和“庶族”的区分，就是一种落后和野蛮的制度。士族依靠出身就可以不缴税、享有特权，而普通人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进入那个特权圈子。那些冒籍的人虽然目的是为了获得特权，却也明显带着对这种制度的怨恨。
所以，唐宇之的叛乱，反叛的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
他的叛乱很快被镇压了下去。但这次叛乱也让齐武帝意识到，政府的行动不能太冒进。上书建议的虞玩之辞职了，而齐武帝也不得不做出既往不咎的决定，在南朝宋的昇明（公元477年—公元479年）之前已经冒籍的，不再追究，而发配边关的人也都遣返了回来。
一场整理户籍的改革不得不草草收场。
唐宇之的叛乱也显示出南朝制度的复杂性。与东晋相比，南朝的所有皇帝都不是士族出身，他们大都成长于寒门，从武职晋升到高位，并通过禅让获得了政权。
从出身来看，他们并不喜欢士族豪门，这些豪门把持着社会资源，却不给政府纳税，处处以特权为荣。但是，他们又不可能完全离开士族，因为那是文化和教养的象征。
于是，南朝就在“改朝换代——皇帝革新——经济发展——皇帝变得奢靡——经济衰退——改朝换代”这个圈子里一次次地循环。
在更加板结的社会中，东晋和南朝继续腾挪着最后的资源，他们在财政的紧箍咒下挣扎着，每一次都指望着放松一点。到最后，八百年的试验终于结束。
东晋南朝之所以能够维持长久，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强大，而是因为北方的虚弱。对于北方来说，这是一个蛮荒的时代，从游牧蛮族的部落制起，他们一点一点地学习和改造，在前秦时期第一次接受了系统的汉化，在北魏时期，巩固了汉化的成果，到了北周时期，才建立了更加成熟的制度，并传给了隋唐。
这是一个从怀胎到分娩的过程，时间持续了两百多年，漫长得令人绝望，但是，由于这套制度是全新的，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冲突，也没有无法化解的社会结块，立刻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最终，北方的飓风席卷了南方，将自秦汉以来积累了八百年的垃圾全都扫入了风中卷走，中国大地步入了第二次社会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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