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集市的春天
2019-04-16 10:38

乡下集市的春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qspyq2015),作者:刘子1984,图片来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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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的上海,刚刚升温,阳光明媚,鸟语花香,让人突然感到,原来春天来了。人们买好食品,呼朋唤友,一时间,大大小小的公园人满为患。


七八百公里外的故乡,人们换上干净衣裳,骑上摩托或者电驴,去赶那三天一次的村镇集市。


春天的乡下集市,生机勃勃


自古以来,乡野虽然广袤,但依然封闭,作为熟人社会,农人们打交道的无非自己的田地、村人或者亲友,平时很少接触外面的社会,因此集市就成为与外人、外界交流的主要平台。可以说,集市反映着农村的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


那还是物质匮乏、交通不便的时代,集市象征着外面广阔精彩的未知世界,吸引着方圆十几里的人们。大家穿上干净衣裳,三五成群,走上五六里山路,汇聚到公路旁的集市。


集市上卖的多是锅碗瓢盆、肥皂洗衣粉类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一些小吃摊,引得孩子们口水哗哗流。也有农民挑着新鲜的蔬菜来卖,但买的人不多,大家都是种地的,你卖的菜自家菜园里大半都有。还有卖衣服的摊位,那些漂亮的新衣仿佛外面光鲜亮丽的世界,引得年轻姑娘、小伙和小孩子们流连忘返。有时会有老农牵着牛和羊来卖,多半是家中急需用钱的。公路上偶尔开过一辆长途汽车,我就很羡慕地望着车里的人们,那时候出门远行的人还很少,我多想跟他们一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的集市显得更为重要。除了上述商品,种子、化肥、树苗、农具是主角,几家人往往合着叫一辆拖拉机,把这些生产物资采购齐,拉回家。接着,就是连续一个月的繁忙春耕了——乡村一年的生产、生活就从这春天的集市展开。


2


现在回到乡村集市,有了巨大变化。


乡村吊瓶与棉花糖


首先是集市的意义发生变化,不再带有文化交流的意义,就是简单的采购。而采购的主要对象,演化为菜、肉、米,以及日常食品。在农村买菜买米吃,成为主流(与《乡下春天的葬礼》相同,本文仍然不以发达的沿海乡村为描述对象)


买米,一般在2元/斤左右(分早晚稻,早稻品质差价格低,晚稻品质好价格高,算平均),一户四口之家一年的米钱约摸七八百元。


买肉和蔬菜,这个是大头。乡村集市的肉与菜多半是外来的,菜价也与城市接轨,比如,近期肉价是12元/斤,略高于上海,反季节蔬菜苦瓜、豆角等,5-6元一斤,与上海差不多。


还有种子,以往从买种子到育秧,需要耗费农民大量的精力,现在有专门育秧苗的公司,直接售卖秧苗,农民只需要买回家种在地里即可,农业的分工越来越精细。


附近的工厂,直接在集市上招工


这些反应出乡村社会的一个重大变化!与大家印象中的不同,农民的“职业”早已发生巨大变化!


自古以来,农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种田、种地(蔬菜、经济作物)、养猪、养牛(耕种用)。现如今,农民们基本不再种田,原因是不划算。


算账如下:我所在的江西丘陵地区,亩产1200斤左右,稻谷一元/斤左右,因此每亩产值1200元左右,抛除生产资料,搭上人工,辛苦一年,利润约三四百元一亩,难以维持生计。因此乡村的做法是承包给专业农户,出租价格也在350元/亩左右。承包户们有着专业机械,规模化生产,一亩的利润200元,承包1000亩就是20万。但前提是要整村整村的承包,如果中间出现某户的自耕地,就无法连片耕种。因此某村如果不做农民,就必须大多数人、甚至整个村都不做。


然后是菜地。农民们不再种田,空余时间多起来,就必须寻找其他生路。外出务工仍然是主流,但50岁以上人群难以在外地找到工作,就只能在附近做些小工,或者附近的锯板厂之类的小作坊打工。人们时间有限,菜地疏于管理,产量并不高,自给自足都困难,需要频繁采购。


再是养猪。都说江西人一会读书,二会养猪,除了种田种地,养猪堪称大事。我们这代及以前,乡村长大的孩子,课余、玩耍之余,大多时间都交给了打猪草、喂猪(以及放牛)。而现在,养猪不划算(主要是费时),政府又鼓励规模化养殖,导致散户基本不再养猪,肉食只能采购。


还有养牛。以前乡村家庭分家,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买牛。耕地全靠牛,没有牛就无法进行农业生产,而农人又惜牛,轻易不借。现在不种地了,且让位于机械,牛就纯粹成了经济产品,牛肉昂贵,非逢年过节、办酒席不会购买。


以前养水牛耕地,现在基本只养黄牛


不再种田种地、养猪养牛,以及乡村分工的细化,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繁琐的劳作中解放出来,带给乡村发展巨大的可能性。乡村发展的春天到了!


例如从事专业养殖。多年前,父亲看完中央7套《致富经》,大受鼓舞,决定饲养竹鼠,于是把老屋整修一番,买来鼠宝宝若干。困于农事,形不成规模,且只有一户在养,渠道商不愿意上门收购,久而久之,竹鼠越养越瘦,折本而终。如今无需务农,且整村都闲余下来,如果政府有针对性的引导,就有机会形成特色、规模养殖。


再如提升专业技能。可以整村、连片地进行技能培训,整体对外承接业务,例如地产界知名的宁波象山施工队,团队专业技能强,更重要的是稳定,便于管理,广受市场欢迎,对外的议价能力也高。


3


前两年,老家镇政府为推进城镇化,扩大镇区规模,推进地产开发,拟将集市迁往镇北的山地。不久盖起大型农贸市场一个。由于只有一个大产权,开发商违规将产权分割、出售给商户。


不久后商户们集体上访,原因是生意做不下去。镇上居民、附近村民习惯了老集市,不愿意爬一个大坡,到满脚黄泥的新市场购物,用脚投票,依然自发去老市场交易。新市场门可罗雀,商户们要求退钱撤场,开发商自然不答应,引发集体上访,镇政府焦头烂额。


门可罗雀的新菜场


可喜的是乡土社会有其运行的自然规则,熟人社会,重人情,甚至有些顽固,对不合理的行政命令有一定的抗力。试想,换在城市,政府要搬走一个菜市场,要关掉一条街,要清走一批人,有的是办法,而在乡土,并没这么容易。


可叹的是乡镇级政府职责的缺失。作为中国行政管理的最末端,乡镇政府从思维,到能力,到管理上陷入尴尬境地。


如老家所在镇,人口4.3万,干部60余名,略多。但落到具体工作上,60余名干部并不够用。


如今的乡镇政府堪称“万金油”,无所不能,又无一精通。


乡镇政府最主要的工作是发展经济。当前大多数中部地区乡镇,发展经济的主要套路简化为引进工业,主要是沿海地区淘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鞋厂、加工厂(有污染的化工厂、有色金属一般入驻县级工业园)


其次的工作是维稳。防范安全事故,防止群体事件,处理上访,就占用了一大块精力,这也直接关系到官员们的饭碗。


再就是与上级县政府的对接。经过精简,县级党政机关、县政府委办局仍有不下五十个,县委部委委办局及其他委办局不下五十个,60余名干部,光是与上级对接, 完成上级交代的工作,就够喝一壶的。


最后才是农业和农村管理。由于无关乌纱帽,无关政绩,无关吃饭(财政主要靠工业和上级拨款),又难以升迁,这块工作就显得随意和乏力。从分工上,农田、水利、畜牧、种植、新农村建设……有没有专业知识不说,往往由不同干部兼任,谈何管理。


另一方面,乡镇政府的尴尬又令人心酸。


首先,乡镇政府自身专业水平有限,没有财权。没有钱就无法引进外力,不懂规划,缺乏配套,才会出现镇政府拍脑袋迁集市的做法,劳民伤财,吃力不讨好。


其次,乡镇政府没有执法权。乡村本来自带封闭属性,又是人情社会,即使乡镇干部有心办事,面对各种阻力,面对各种事件,只能靠人力、嘴力,结果只能听天由命。


乡镇以下,村委作为村民自治机构,不是政府,又非社会团体,更无钱、无权、无能力,仅仅作为一个上传下达的传声筒以及本地村落利益的平衡,聊胜于无,更别谈管理、引导和服务了。


反之,乡镇政府、村委会无钱又无权,而乡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乡镇政府、村委存在不信任甚至敌视观念,有事求政府,无事骂政府,“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导致乡镇干部两头受气,有苦难言。


综上,乡村行政管理、服务的缺席,乡村干部的乏力,加之“乡绅”群体的消失,导致乡村发展完全呈现放任自流的状态。


农民的“解放”与乡村发展的巨大可能性,停留在理论上。


其实,乡镇政府、村委,仍可以为农民做许多事,如像上文所说,可以结合地方特点,规划发展规模化、特色养殖,整体对外销售;


或者整村整体技能培训,特色手工、特色食品、红白喜事、电商、建屋、装潢,乃至修路、施工……在区域范围内,进一步细化农村分工,细化管理,打造整体竞争力;


再比如,靠近城市、交通便利的,发掘本地文化,组织民俗活动,开展休闲农业。或者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制定生产标准,引导农户共同参与;


或者针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组织中老年群体学习科学教育,摒弃传统“打骂式”教育、粗放式教育。或者组织乡村儿童学习英语,不要让城乡教育差距越拉越大;


甚至从政策层面,放宽农村户籍管制,让有能力、有意愿、能为乡村发展带来贡献的群体回到农村,带动农村发展。甚至可以像北京、上海设置户口门槛一样,设置评分标准,为农村做出多大贡献,才能允许迁回……


当然,笔者只是举些旁观者的例子。类似的事情,落到具体工作中,更合适的肯定有很多,比我有发言权的基层干部就太多了。


同时,这是件系统工作,在乡镇政府、村委信用萎缩,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上一级的县级政府、各种社会团体,就更应该积极、主动参与进来。



4


首先是封闭。我们讲北上广“排外”,其实乡土文明本就排外。儿时,我们就常听说为了争夺山地、水源,相邻的两个村子持械相向,时有人命,往往引发世仇。即使无冤无仇,大村庄欺负小村庄,大氏族欺压小姓氏,本地人排斥外地人的事,也是常见。


尽管时代发展至今,与外界的交流,无论网络还是交通,都已十分便利,乡村视野开阔了许多,但“圈子”属性仍然根深蒂固。例如,乡村优质资源,如果没有血缘、地缘关系,外来人往往难以稳定租用,在缺乏权益保障的情况下,难有外来资本、人才引导乡村发展。


其次是小农意识。“各扫门前雪”,决定了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像当年的小岗村一样,集体寻求发展、改变现状的路径难以实行。


因此,政府无作为,自身无能力,外部无借力,好不容易“解放”出来的农民,好不容易看到的春天,又陷入绵绵阴雨。


结果“解放”出来的农民并没有多少出路,只有务工——外出当农民工,或者到本地工业园上班,或者就近做零工。


如《乡下春天的葬礼》所述,农民缺乏技术,缺乏资本,务工也是无奈之举。


外出务工已经不是好出路,沿海地区低端产业本就难以生存,就业机会渐少,工资也不见涨,生活成本又高,并不划算;本地工业园区上班,月薪两三千元,年收入3万元左右,没有社保,不交金,脱离土地,生活所需全部需要购买,不仅目前生活捉襟见肘,孩子的教育、将来的养老难以负担;就近零工,则不稳定,仅适合50岁以上群体补贴家用。


半工半农,结果非工非农,农村真实失业率可能比数据显示的高得多。许多外出务工人员,往往是沿海——老家两地跑,有活干就出去干几个月,外面不好混就回老家呆几个月,收入大打折扣。


还有许多农村“啃老族”,不愿种地,又嫌打工不赚钱,做零工丢面子,或宅在家混日子,或横行乡里,或外出犯事乃至违法犯罪。伴随着这些,农村离婚率高涨(城市离婚多是双方的选择,农村离婚多是过不下去,生活所迫),出现拖儿带女集体啃老现象。


我的乡亲们。照片已是七年前,右边的两位已逾六十,还在为儿孙做着重要贡献


仿佛是开玩笑,这些五六十岁,即将丧失劳动力的群体,已然成为农村支柱。再过十余年,当他们苦了一辈子,耗尽了人生最后的血汗,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无法养老,还要被后代拖累,更苦的日子还在后头。


5


近期回乡,母亲特意去村里人家购买土鸡蛋,1.5元/个,还是乡亲价,令我怀疑在上海买了十多年的“土鸡蛋”,到底土在哪里?


还有春天乡村集市的另一主角——种子与秧苗,也反映出同样的问题。


原本乡村许多作物,无需买种子,上一年作物成熟,留下一部分种子作为次年的种子即可。可现今的作物,因为商业利益与转基因技术,许多作物自身的种子无法使用,只能重新购买种子或者秧苗。


现今转基因泛滥,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例如玉米、青豆、豆角、茄子等,除了偏远山区,早已没有本土基因。此外,滥用农药、化肥,滥用各种激素,滥用保鲜技术,使得农产品问题越来越多。


为何在以前,农产品就没有这么多问题?


乡土社会作为“熟人社会”,生产者和购买者一般都是本地居民,产品若是人为导致质量问题,十里八乡都会知道,不但卖不出去,还会被人戳脊梁骨,还要连累父母、儿女、乃至亲友抬不起头来,代价太大。


基于这种熟人间的信任、监督、道德惩罚,构建起乡村较为稳定的信用体系。如果有人破坏这种体系,且屡教不改,只要不是杀人放火,则一般由乡绅、长者组成的团体,代表族人、代表地方进行惩戒,大不了驱离本土,让他去外地祸害别人罢了。


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乡村分工的精细化,生产的规模化,销售渠道的多样化,生产者改为本地生产,直接拉去外地“祸害外乡人”,这种信用评价体系就失去作用。


每一个乡村,都有属于它的美好


同时,乡土价值观也日益物质化,宗族传统权威早已被打破,乡镇政府的信用逐渐缩水,唯有钱包很鼓的有钱人,说出话来才有份量,才能服众,才被推崇为德高望重。那套传统而美丽的乡土文明体系正在崩塌!


当农民的双手被解放出来,却没有赚钱的途径,失业率高;随着空余时间增多,黄赌毒、庸俗文化逐渐渗透;离婚率高企,青壮年单身汉日益增多,给农村治安带来隐患;政府管理与服务的乏力,传统文明体系的崩塌……正一点一点蚕食着稳定了数千年的乡村秩序。如不重视,恐酿成巨大的社会问题。


6


当前乡村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


如果让我尝试做一个定义,那就应该是:迅速解放的生产力,与落后的乡村治理之间的矛盾。


遗憾的是,政府及社会各界对乡村问题关心、研究得太少。即使看到问题,多数人都在望着城镇化,望着经济发展,指望时间来解决问题——仿佛农民就应该在大地上自生自灭。


罕有人关注乡村这些关键而根本的变化,这既是对农民的不公,时代的不义,也是任问题不断积累的不负责任。


为人民服务


只要真心为农民着想,为乡村做实事,一件件去做,问题总是会一点一点解决,乡村就会一点一点变好。毕竟,世风再变,农民依然是个懂得知足、感恩的群体。


也只有乡村得到真正的振兴,民族才有真正的希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qspyq2015),作者:刘子1984,投稿、内容合作、招聘简历:friends@chinamomen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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