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能会让孩子输在终点线上
2019-06-24 14:15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能会让孩子输在终点线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ID: fanpu2019),撰文:丁玖,封面:视觉中国


十年前我回国时,读到《文汇报》2009年5月9日刊登的北京理工大学教育专家杨东平的文章《奥数热、择校热是不治之症吗?》。该文批评了在中国脍炙人口的一句口号: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十年过去了,这句违背教育基本规律的口号依然响彻云霄,成为数不胜数的教师、家长教育孩子的座右铭。这句绝非科学论断的教育口号,对中国目前负担过重的初等教育现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



我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在母校南京大学读书时观看本系学生运动会女子800米赛时的一幕:起跑线上,铃声一响,一位女同学像离弦之箭,一马当先,向终点直奔而去,想拿第一的心情显而易见。且慢,不幸地(也是必然地),她越跑越慢,冲线时反而成了倒数第一。我当时就替她惋惜:倘若她科学地竞赛,凭其突出的身体素质,稳步开始,保持后劲,也许真的能拿第一呢。


90年代初我有次回国,正好看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实话实说》刚开播时的一期节目,话题就是“早期教育”。我记得节目中的嘉宾、数学家杨乐也用了长跑的例子,形象地告诫大家,起跑线上的冲刺是得不偿失的,是与教育规律背道而驰的。可是,他的科学建议却未能在现场观众中引起共鸣。


望子成龙的家长们都认为杨乐自己已功成名就,就不顾别人家子女的“死活”了。看到这里,我想到儿童时代熟悉的一个句型:撼山易,撼根深蒂固的观念难!


本世纪以来,“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信念已深深地扎根于祖国人民的心坎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君不见,奥数、音乐考级、强化班、辅导班等等五花八门,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家长疲于奔命,孩子苦不堪言。再加上成堆的课外作业,真把他们柔弱的还未发育完好的身体压得喘不过气来。


正如杨东平教授引述的一位网友所言:“孩子们的苦难远远超过奥数的难题——他们没有自由、没有空间、没有自我、没有尊重、没有爱。”这位母亲仰天长叹:“大学里那么多教育专家们,为什么没有人站起来为孩子们说一句话?”


十年前,大学教授杨东平终于站起来了。他一声怒吼:“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十年来,我不知道有多少教育专家像他一样在呐喊,但是十年后的社会现状是:超前学习、课外辅导愈演愈烈,说不定部分“教育专家”昧着良心,为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私立教育培训机构制造超前教育理论。挥舞“赢在起跑线”大旗呢!


我也是一位大学教授,在中国读到硕士学位,又去美国读了博士学位,后留美教书至今。我想通过中美两国教育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思考来说明,为什么“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流传甚广的名言是违反科学,误人子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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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念初级小学时正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接受的是再正常不过的快乐教育。之后直到高中毕业,基本上都是以玩为主、兼学别样。因课余时间充沛,打乒乓、拉二胡、像猴子一样玩单杠,兴趣广泛,什么书都翻。


14岁高中毕业,在家中烧饭三个月,旺盛的求知欲也被火苗熊熊点燃,一口气无师自通地读完1960年至1963年高中三年的数学、物理、化学全部十八本教科书,又在一个初中教了一个月的立体几何。连续在三个工厂工作近五年后,我凭着那三个月的数学基本功,成为恢复高考后南京大学数学系77级大学生。


我的同窗们和我一样,没听说受过什么“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早期训练,个个身心健康,头脑清楚,志向远大。大学四年,我们早晨跑步锻炼,上午受业课堂,下午自习做题,晚上埋头苦干,周末有时爬山。我们目标始终如一,兴趣与时间赛跑,深得读书之乐趣。


我们这一代学生,在少年求学初期没有被强迫争第一,没有被抛进题海,在人生教育的起跑线上从容散步,自然风光尽收眼底,童年乐趣应有尽有,岂不快哉快哉?实际上,我上大学才开始从字母ABC起学英文,在起跑线上已然“输光了”。可是我和同学一样,进步神速,大三、大四还修了三学期的德文。


为什么学习能如此高效,功课能全面发展?只因少年时代在父母“任其自然”的宽松环境中,书没读呆。多年后,我在中学母校高三教室门口,亲眼目睹铺天盖地的高考复习资料无情地挡住了窗外明媚的阳光,一双双呆滞的眼睛在暗无天日的书海里发出幽灵般求救的绿光……我多么庆幸自己曾是我们那个时代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


在交谈中,校长对刚刚开始提倡的“教育减负”大不以为然,我十分悲哀地意识到,正是这些教育工作者——或更好听一点,“灵魂工程师”们——推波助澜地为“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奇谈怪论开拓着市场。



我的女儿只在中国念过小学一年级,是受美国教育长大的。初中时,有一次她随我回国(我根本不担心她会因此而误了美国的功课;我们的目的之一是让她在国内多练习母语)。我在北京学术访问,她在扬州爷爷奶奶处住了一段时间,因十分困惑于找不到同龄孩子玩,有感而发,在《中国教育报》上登了一文《我在美国读初中》。行文中,她叹息道:


“这次回国满一个月时,我才与比我大一岁的江都表姐见面。由于功课多,她无法抽身和我相见。也上初二的她,连周末都不休息。早上5点起床做作业,晚上11点才睡觉。太辛苦了!就拿我扬州的堂弟来说,才二年级就很少有娱乐的时间。前几天我去南京外婆家,另一个上初二的表姐也很难有空和我玩。”


这让她想起自己的初中生活:


“在美国,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初中生早上8点15分上课,下午3点半放学。每天回家后,我做完作业还有充分时间学学中文语文、数学教科书、看小说和弹钢琴。像一般的美国学生那样,多数的时间还可以玩。”


 最后,她思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中国,每个学生都被逼着好好念书。在美国,个人的前途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


美国的教育思想和方针是相当人性化的。人人都说美国是“儿童的乐园、青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老年人的坟墓”失之偏颇,“青年人的战场”大致如此,“儿童的乐园”则基本正确。在教育的起跑线上,这个国家注重爱的教育、快乐的教育。它教孩子们基本的知识、做人的道理。它尊重个人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它从不鼓励超前教育、死记硬背,更不提倡“起点论英雄”。


小学到初中,在轻松愉快中读书,反而学到了许许多多实用的知识。学生们个个生龙活虎、精神抖擞,健康的心理与健康的体魄相得益彰。到了四年高中,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追求,他们基本上为满足自己的爱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选择他们的未来。他们开始紧张忙碌起来,但忙得正是时候,因为大学这个通才教育的大本营在向他们招手呢。


我女儿上高中前有大量的时间培养兴趣和爱好,包括阅读中文作品,尤其是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让她看得津津有味。高中后,她除必修课外,选修了许多既有用又感兴趣的课程,包括约有四十个学分放到高中选修的十门大学课程,如初等微积分。她轻而易举地拿到全额奖学金进了大学,刻苦求学四年后又以双学士学位,顺理成章地成为另一所好大学的研究生。


事实是,在“兴趣大于一切”的教育理念下,美国教育制度培养的学生对自己定位清楚,对人生目标明确,基本上成为不同层次的社会有用之才。如果他(她)特别热爱某门学科,在那个领域成为杰出人才的几率很大,机会只垂青于那些既有好奇心,又不肯放弃的年轻人。美国本土培养的各行各业的尖端人才实在是太多了,这完全得益于其科学的教育手段。


它金字塔形的人才结构就像是它所制定的健康食品金字塔结构,任其自然,自由发展,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找到用武之地。用李白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来描绘美国的教育体制颇为贴切。


我们的报纸曾经每年报道中国队又在国际奥数竞赛中拿了团体冠军,但这些金牌选手没有多少人像我的大学同学——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荣休教授和北京大学副校长田刚(据我所知他从未学过“奥数”、从未参加过数学竞赛)那样将终生献给数学。而在美国,会参加奥数竞赛的人大多数都成了知名的数学教授。


2


毋庸质疑,天下没有哪一对父母不希望子女成材,不希望子女拥有幸福的未来。问题是,怎样才能成材,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


中国父母常告诫子女“先苦后甜”、“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旦孩子在不堪重负之下丧失学习的动力,他们依然苦口婆心地再送上一句古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他们的最初用意也许是好的,但缺乏科学的态度和方法,难免事与愿违。


正如一句老话所说:“好的动机不一定有好的效果。”在高压下痛苦地学习,反而有可能没学会怎样读书,长大后倘若感到“一事无成”时却怨恨父母、埋怨教师,就像旧中国包办婚姻的夫妻那样,一辈子怨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拔苗不能助长,循序才能渐进。“一口饭吃不成胖子”的道理妇孺皆知,对绝大多数学生,“欲速则不达”这一古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应让它多享受一点阳光下的“光合作用”,而不该在客观效应上摧残之。他们和我们一样,只有一个童年,岂有失去之理?


不需要什么“起点争英雄”,孩子们有了健康快乐的少年时代,有了充分的时间培养探索未知世界不可抑止的好奇心,大脑的潜能才能被卓有成效地挖掘,才会有动力、有激情、有抱负地投入到大学的怀抱。既有了幸福的童年,又有了灿烂的未来,多么美妙,多么令人憧憬!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信条之所以难以打破,还在于当今社会分配不公的教育资源和民众心中深深扎根的“名校情结”。家庭经济状况决定了教育资源获取的多寡,于是乎富裕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进“重点中学”,高考目标更容易指向“双一流名校”。涌上这条“独木桥”,考分是唯一的指挥棒。孩子们小小年纪就被赶着在起跑线上狂奔,刚刚启蒙就被“奥数”蒙得团团转。力图“赢在起跑线上”,其结果是让绝大部分孩子丧失自信心,心灵在攀比中扭曲,心理在挤压下失衡。


而家长的“名校情结”为何挥之不去?恐怕是人们普遍不放心普通高校的教育质量。这在目前的中国或许是有些道理的。国内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把科研看成至高无上的神圣责职,要求每个教师都要发表论文,这点和美国大不一样。


美国大约有4500所高校,但大概只有300所左右冠以“国家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ies)称号,它们学科齐全,强调教授的研究,其余的高校基本上以教学为主,研究为辅,或无需研究。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人口最多的加州,有9个校区的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是研究型大学,但加州州立大学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系统有30多个校区,都是属于教学型的,对教授研究水准的要求一般不会像加州大学那么高。


另外,美国还有数不清的学院,比如两百多所人文学院和一千多所两年制社区学院,教师们基本上不被要求从事研究,但心思要好好放在教书育人上。


3


其实,中美两国的大部分教师都不想做研究,可能也没有能力做高级的研究。但美国教育界承认这个事实,知道这是人的自然属性之一,于是就让新出炉的博士们各尽所能,各按兴趣,分流到教学和研究比重不一的高校去。


无论在何种高校,教好书都是获得长期聘用的必要条件。有人做过统计,美国所有高校的数学教授一辈子平均只发表一到两篇文章。但这个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奏出全世界数学研究的最强音!原因之一就是,真正做研究的只是为数不多但货真价实的学者,集中在以加州理工、普林斯顿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但是在中国,许多一般程度的大学花大钱让教授写论文,而且越平庸的学校报出的单篇价格越贵。


于是,教授们都像奶牛挤奶那样去挤论文了,尽管大多数所谓的学术论文几乎没有发表的价值。在这种体制下的学校,教师不可能好好教书,学术水准又稀疏平常,提高不了所服务大学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所以,父母更想把子女送进“名牌大学”去念书了。


在美国,“高考状元”也许会拒绝“哈佛耶鲁”,而选择家乡名不见经传的人文学院,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日后成为伟大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企业家。这是因为,许多看上去不起眼的小型学院,教学质量却非同小可,教授常常给好学的学生“开小灶”,提供的教育质量可能比那些高大上的“研究重镇”更为优质。


有个华人学生在州里最好的公立高中毕业前夕,本州最好的人文学院的一位拓扑学教授(博士毕业于宾州大学)在面试他时说:“如果你愿意多学,我们今后可以把你送到欧洲最好的大学去修课。”这就是为何在美国,去哈佛读本科不见得比进家乡的某个私立学院更有前途。和丘成桐同时拿到菲尔兹奖的William Thurston,进的本科是佛罗里达州的New College of Florida,那里的老师教学水平高超。因成绩突出,毕业后Thurston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读博士,很快一举成名。


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人物并不早慧,“起跑线上”也许跌跌撞撞,进了大学也未脱颖而出。美国第一个本土出生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密立根(Robert Millikan)大学本科并非在名校度过,而只是在Oberlin College,并且一待就是六年,直到获得奖学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彼时,哥大还没成为美国物理学的研究重镇。


我们的各类大学应该把重点放在“教书育人”,少浪费时间做低等、重复、挤文章、骗外行的无聊研究,少聘用分身无术、无实质贡献的“名人”来装潢门面,让自己的教师老老实实地教学,重金奖励教学名师。


各地大学的教学质量提升之后,考生的第一选择分布就会更加均匀,“名校情结”也会像日出后的晨雾那样慢慢消去,进入美国教育体系那样的良性循环。总之,如果不能逐步改善“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口号赖以生存的施教环境,我们的培养手段就还是愚昧落后的,我们的孩子就不得不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4


按我在中美两国的体验,小学、初中真没必要花那么多时间“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高中阶段可以用功一点,进了大学再刻苦一些。如果选择读博士学位,那就必须全力以赴,献身科学研究。这种“递增函数”式的学习方式,比目前“大学前递增、大学后递减” 的开口向下抛物线函数不知要好多少。


我们在保持重教育文化传统的同时,应多吸收现代西方文明中的人人平等思想,牢记孔夫子“有教无类”之教诲,逐步减少“重点学校”的比例,让每个公民享受均等的受教育机会。我们的校长和教师应尊重教育的基本规律,珍爱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勿把成绩看得比天还高,勿把排名看得比地还大。我们要挡住到处兜售“辅导复习书”的唯利是图之辈,不让他们大赚天下父母的血汗钱来养肥自己。


我们的家长不要急于将孩子放学后送到这个那个“辅导班”,而要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培养自己的兴趣。我们的学校应该少一点小题大做地鼓励“向高考冲刺”——岂不知,高考中的前几名绝大多数将“输在终点线上”,被人羡慕的“高考状元”在社会的发展中,最终很可能被大浪淘沙,成了平庸之辈。这也说明“好学生”并不等于“好人才”。


其实,真正的“金子”放在哪里总是发光的,他们根本不在乎考试的结果、成绩的名次;他们在乎的是沿着自己的兴趣所开辟的大道勇往直前,像海绵一样不停止吸收新的知识。


昨晚我刚读完已故美国物理学家费曼的书信集,收获之一就是了解了他对教育的真知灼见。当他的几本大众读物出版后,以及他的科学演讲上了电视后,许多人向他求教关于教育的问题。在一封1986年7月3日的来信中,一位16岁男孩的父亲说儿子不大做他认为太简单的家庭作业,因而成绩单不够漂亮,但“他宁愿去做一些他觉得有趣的事,而这些事远超出班上同学的能力,没有人会做”。


在同月21日长长的回信中,费曼告诉这位和他一样关心儿子成长的父亲,诺贝尔奖得主Donald Arthur Glaser念小学三年级时,老师把他父母叫到学校来,建议他们把孩子转到启智班。老师觉得Glaser好像有严重的学习障碍,但他父母不为所动。


“到了四年级学到长除法的时候,Glaser开始崭露头角,表现出罕见的才华。我记得Glaser告诉我,在低年级的时候,老师总是问大家一些笨问题,他根本懒得回答。但是他发现长除法有点难度,答案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而且过程还相当引人入胜,因此开始注意听讲。”然后费曼写道:


“所以你不必太担心。但是也别让他偏离正途太远而完全失控,像Glaser幼年那样。”


读到这里,我想起我的大学同学、1977年江苏省高考统考数学单科正题附加题“双满分”的魏木生曾告诉过我,他是一直到了1963年读高一时数学才开始突飞猛进的。很快他成了省常州中学的全校数学第一名,以至于1964年华罗庚教授来访时,让他做了几道题后,给他留下了“是颗数学苗子”的批语。所以,“慢慢来,不要着急”,不要担心“输在起跑线上”


至于那位父亲代儿子问的“应该怎样训练自己,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费曼回答道:


我采取的方法和你儿子所采取的完全一样,也就是非常努力地拼命去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另外设法保持别的科目不要得零分,只要能低空掠过就行了。


“拼命去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这不仅是费曼一辈子所身体力行的,也应该是我们的年轻学子的座右铭,这比“不让自己输在起跑线上”励志口号的理想大了一百倍。


让我们记住西方的一句谚语:“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我们不应追求“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们应鼓励“不让孩子输在终点线上”。


《返朴》,致力好科普。国际著名物理学家文小刚与生物学家颜宁联袂担任总编,与几十位学者组成的编委会一起,与你共同求索。关注《返朴》(微信号:fanpu2019)参与更多讨论。二次转载或合作请联系fanpu2019@outl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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