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电子文化的两大趋势在过去15年中的新变化、新发展进行了新的阐释，将焦点集中在年轻的“电子土著”身上，这一代人的成长伴随着手机和智能电子玩具。如今的我们既缺乏安全感、却又渴望亲密关系，因此才求助于科技，以寻找一种既可以让我们处于某种人际关系中、又可以自我保护的方法。
书中将人与计算机、人与互联网互动时产生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变化 等问题，深入浅出地呈现给了读者。从一定意义上，如果我们想了解人类的未来，我们就必须了解人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关系，尤其是情感关系。是什么样的作者为什么解释了如此前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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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领域的“弗洛伊德”
雪莉·特克尔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如果我们既要享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又要摆脱信息技术导致的孤独，必须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一方面，我们要学会独处，体会独处带给人们的好处；另一方面，朋友、亲人要更多地坐在一起，面对面谈话、讨论。
没有人比特克尔更懂得人类是如何利用有形技术改变无形“自我”的。凯文·凯利说，特克尔就是我们技术领域的“弗洛伊德”。
网络文化领域的“玛格丽特
· 米德”
雪莉·特克尔采用“实地研究”和“临床诊断”两种方法，对人与信息技术的关系进行长达15年的系统研究。她的研究对象包括计算机专家和电脑爱好者，但主要是大学生和中学生。
为了研究人与机器人之间的互动，她深入两家养老院，对200多人进行了实地采访和考察；为研究人们的网上互动，她与7家中学合作，收集了450名中学生的第一手研究资料。此外，她还对一些研究对象跟踪数年，这些人小时候伴随着电子宠物长大，长大后则沉浸在网络文化中,他们iPhone不离手，又是Twitter 和 Facebook 上的常客。一位研究者能够对一个主题进行长达15年之久的“实地研究”，实属不易。美国《商业周刊》说，雪莉·特克尔是网络文化领域的“玛格丽特·米德”。
研究人与技术关系的世界权威
雪莉·特克尔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社会学教授，执业临床心理学家，科技与自我创新中心 (MIT Initiative on Technology and Self) 主任。她已成为移动技术、社交网络、社交机器人领域的著名学者。
雪莉·特克尔是广受欢迎的TED演讲嘉宾。2012年，她第二次作为TED演讲嘉宾时的演讲题目是《保持联系，却依旧孤独》（Connected，But Alone），她对信息技术给人们的社会心理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她是信息技术狂热时代的冷静思考者，在人与信息技术相互关系的研究领域，她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权威。
作者序：《转折点》
转折点（节选）
30 年前，当我刚刚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职、开始从事计算机文化的研究时，彼时的世界还是一派稚气的景象。孩子们在电子设备上玩《三连棋》游戏，电子游戏中的火箭发射击碎入侵地球的小行星， “有智慧”的计算机程序已经可以在一场正式的国际象棋比赛中和真人选手一决高下。第一代家用电脑的购买者主要是一群发烧友，他们尝试自己编写简单的小游戏。没有人知道家用电脑在未来还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在这个人工智能还很年轻的新领域，学者们在讨论可以识别简单形状、操控图块的程序。人工智能科学家在辩论未来的机器获得“智慧”的方式。一些人认为可以通过外部植入程序的方法获得；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未来的机器可以通过被写入简单的程序自行进化为复杂的智慧体，正如当今的神经生物学家发现人类的智慧和自我意识，是通过相对简单的人脑结构和活动产生的。
我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如同人类学家一样，是这片崭新世界中的陌生人。那时我在巴黎生活了数年，研究心理分析的思维如何进入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人们如何用这一新语言进行自我反思。我之所以加入麻省理工学院，是因为我感觉到在计算机语言中，类似的情况也正在发生。“调试”、“编程”这样的计算机词汇，开始在政治、教育、社会生活，以及心理分析学最重要的中心——关于自我等多方面被使用。当从事计算机科学研究的同事们沉浸于如何让计算机完成各种精巧、复杂的任务时，我的关注点却在其他方面。计算机正在怎样改变作为 “人类” 的我们？我的同事们通常反对我的这个说法，他们坚持认为计算机“只是工具” 。但我依然认为“工具论”具有一定欺骗性。人类自古就是由工具所塑造。而如今，正处于机器和大脑界限边缘的计算机，正在改变和塑造我们。
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我试图探索“设备的内在历史”（inner history of devices） ，这需要大量的倾听——通常不是那些正式采访中的故事，而是正式访谈结束后的、边角料般的评论和对话。为了完成我的工作，我采用了“实地研究”（也称作民族志研究）和“临床诊断”两种方法。人类学家通常的做法是花费数百小时在单一的环境中探访本地的知识。我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潜伏”在计算机科学学院、家用电脑发烧友俱乐部以及初中生的计算机实验室中。我向计算机科学家、发烧友和孩子们提问， 但通常情况下， 我会倾听他们在新的“智慧”机器附近如何交谈，并且观察他们的行为特征。
我常常听到由计算机话题引发的深刻而博学的对话。也许在一些人看来，人类的大脑和计算机非常相似，都是被编程的“机器”。如果大脑是由程序控制，那么也许自由意志（free will）就只是幻觉。最奇特的是，类似上面这样的对话常常不只发生在研讨会会议室里，还发生在厨房、饭桌以及游戏活动室中。计算机将哲学讨论带入了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将孩子们变成了哲学家。电子设备陪伴孩子们玩《三连棋》游戏、进行单词拼写测试，孩子们则开始思考：计算机是活的吗？它们的思维方式和人类有所不同吗？在“智慧”机器的时代，人和机器的区别是什么？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我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的独特时刻：机器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重新思考人类思维、记忆和理解力的含义。计算机激发我们进行自我反思。对于我来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与当时才 13 岁的德博拉的一段对话让我记忆犹新。在学习了一年计算机编程后，德博拉说当他用计算机工作时，“自己的一部分心智成为了计算机心智的一部分” ，你开始用“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与计算机面对面，人们在机器这面镜子中反思自我。受到德博拉这段话的启发——也是向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致敬，在 1984 年，我将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命名为《第二个自我》。
1984 年。这个特殊的日期由于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同名，而在西方知识界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在书中，奥威尔描绘了这样一个未来的社会景象：人们受到政府全天候的监控，公开的头脑控制，个人权利丧失殆尽。讽刺的是，尽管当时许多科幻小说都将未来科技的社会影响描绘成上述这种反乌托邦式的情景，但我自己在 1984 年出版的书中却是乐观而充满希望的。诚然，我也有所担忧。我担心新技术具有强烈的“黏性”，让人们无法与其分离；我也担心沉迷于计算机的世界，会让我们逃避面对真实世界中的个人问题和宏观政治问题。但是，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我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论述计算机如何启发我们进行新的自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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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研究结论写成了 1995 年的第二本书《虚拟化身》。这本书从积极的视角对网络身份探索进行了研究。但是，我在 1984 年时的乐观态度已经受到了挑战。 在访谈中， 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在线生活要比他们嘲弄地称为 “RL”（Real Life）的现实生活更舒心。比如，一位来自中西部的大学生道格，他在 3 个不同的网络虚拟世界中拥有 4 个虚拟化身（avatar）。他总是同时打开这几个虚拟世界的窗口，家庭作业和电子邮件的页面，以及最爱的游戏界面。他很轻松地在不同的虚拟世界中穿越，他告诉我，现实生活 “只是多打开一个窗口而已”，并且他补充道：“甚至通常不是我最喜欢的那个。”这将我们的未来引向何处？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两大趋势已经非常明显。第一大趋势是生活的完全网络化。我们无须明确的目的地就可以上网。通过网络浏览器和搜索引擎——Mosaic、Netscape、IE、Google，人们仿佛在一个无尽的处女地进行探索。同时，由于无线互联网的发展，人们不再需要通过传统意义上的“电脑”设备、桌面、网线连接才能登录。由于网络随时随地、无处不在，因而我们才能随时与彼此同在。第二大趋势是机器人的进化。如今的机器人不仅可以帮助人类完成困难和危险的工作，而且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朋友。这一领域的成果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进入了孩子们的游戏活动室：孩子们开始有了电子 “生物” 的陪伴。它们的要求被关注，同时也似乎可以反过来关注孩子们。
《群体性孤独》一书对上述电子文化的两大趋势在过去 15 年中的新变化、新发展进行了新的阐释，将焦点集中在年轻的“电子土著”（digital native）身上。这一代人的成长伴随着手机、智能电子玩具。如果说在《虚拟化身》一书的结尾，我曾表达了自己对于模拟化生存所要付出代价的忧虑，那么在这本书中，这种忧虑则更加严重。如今的我们缺乏安全感、却又渴望亲密关系，因此才求助于科技，以寻找一种既可以让我们处于某种人际关系中、又可以自我保护的方法。我们发短信，我们和机器人交互。我感觉我们正在见证人和技术关系第三次变革的转折点。我们屈服于无生命的挂念，又害怕与人交往的风险和失望。我们更依赖于技术而非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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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丽贝卡已经 19 岁了，我知道她已经过了亲密母女关系的年龄。对于我完成了这本书她感到很高兴。然而，我却并不那么确定。正如我书中所说的那样，思考机器人，是思考人类本质的一种方法；而思考连接性，则是为了理解我们对彼此意味着什么。本书的写作已经结束，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索还远远没有结束。
雪莉·特克尔
于波士顿，马萨诸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