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斯，1947年，以校对员的身份进入《华尔街日报》，当时该报每日发行量为10万份；1991年，他以发行人和道琼斯公司CEO的身份退休时，《华尔街日报》每日发行量已超过200万份。他是公认对《华尔街日报》影响最大的人，引领了有史以来经济业绩最为辉煌的繁荣时期。
作者在前言中说到，至今铭记于心的一句话：“对于读者来说，最容易的就是放弃阅读。”那《华尔街日报》又是怎么吸引到读者？菲利普斯认为是正直诚实的记者团队和公正客观的报道。文中第三章《追求真理》中的《记者与读者》详细介绍了《华尔街日报》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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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与读者
哈罗德·埃文斯是德高望重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与伦敦《泰晤士报》前编辑、兰登书屋出版社总裁兼出版人，他曾说过这样的话：“读者通常信赖医生的诊治，也很放心将孩子托付给教师，但却鲜少愿意打开一份晨报。”
大量的民意调查均显示，公众对媒体存在普遍的不信任心理。克服这一难题并赢得读者信任可谓一场永无休止的战役。不过，根据1969年8月哈里斯民意调查结果，《华尔街日报》被选为美国民众最为信赖的报纸，这让我们自豪不已。即便如此，也总会有一些读者和出现在我们新闻中的人物抱怨《华尔街日报》存在信息失真或是不公平甚至是偏见性报道等问题。有些情况下，他们说得的确没错；但有些情况下，这些抱怨恰恰说明读者自身也存在一定偏见，他们只是从自己的视角看问题，而真理往往掌握在旁观者手中。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团队
为了赢得读者信赖，我们专门招聘、培训并储备了一支能力突出且正直诚实的记者团队；随后又设立了多层编辑管理机制，他们在认真核实记者报道的同时，还相互监督彼此的工作。在报社记者团队中，除了部分是分社总编招聘的，大多数人都是我在担任主编时亲自面试筛选入社的。在面试过程中，我不光审查他们的个人简历和剪报，还经常会向这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询问他们的学习成绩，因为我觉得成绩是衡量智力的一个指标，但也明白这只是众多指标中的一个，单凭这一点进行评判是不行的。所以，除此之外，我还会向他们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为何想在《华尔街日报》工作？今后5年或是10年对自己的工作定位是怎样的？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吗？
我会仔细斟酌面试者的应答内容，并根据他们的言谈推断各自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先准备工作的投入程度。根据每个人在面试前针对《华尔街日报》的了解，不难看出他们在准备工作方面的差异，而这一点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是否具备成为一名优秀记者的潜质。
1983年，阿尔·亨特成为华盛顿分社总编，并经常受邀参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首都帮》（Capital Gang）等电视节目的公开讨论会。后来，他还多次回忆起自己在1965年接受我面试时的场景。那时，阿尔刚从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市的维克森林大学毕业，准备在纽约当一个做基础报道的记者。据他回忆，当我向他问起大学成绩时，他顿感心里一沉，说自己的经济学课程只拿到了一个C，说完便觉得自己无望得到这份工作，所以最后在得知被录用时还大吃了一惊。毫无疑问，阿尔在其他许多方面都非常出色，而后来他也确实成为华盛顿最具远见卓识的记者之一，不仅让数届政府要人印象深刻，还成为几代华盛顿记者们争相效仿的楷模。
在众多接受面试的年轻人中，才能出众的还有当时即将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R·W·约翰尼·阿普尔。数年后，约翰尼成为《纽约时报》鼎鼎有名的驻越南记者，接着又担任了华盛顿分社总编一职，并最终在卸任后做了一名搜寻各地美食、红酒与餐厅等信息的全球巡游记者。而此前，我不得不将约翰尼从《华尔街日报》解雇，当然，并不是因为他的才华和潜质不被认可。从一开始，约翰尼就表现出了杰出的能力，他是位非常优秀的记者和撰稿人。在纽约，我们的记者根据商业新闻人物的工作时间，过着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而且报社规定的首版截稿时间为下午5点半。因为《华尔街日报》是面向全美发行的报纸，考虑到各地印刷厂需要调度邮局车辆，我们的截稿时间比大多数报社规定的要早些。然而，约翰尼每天总是要等到上午11点才晃晃悠悠地出现在办公室，在此之前，邻桌的同事就不得不接手本该由他负责的报道工作。即使是迟到，他也毫不着急，依然津津有味地向周围人讲述着自己前一晚的纽约夜生活和一夜情的各种细节。
我曾经找约翰尼进行过多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并告诉他：在他缺勤期间，旁人不得不代他接听电话、撰写稿件，这已严重影响到了周围同事的工作；此外，大家都十分愤怒地反映，对于一名记者经常性迟到的现象，就算他再怎么有才，我也不能破例对此放任不管并且设置双重标准，而且我在这件事情上确实已尽力劝说了。每一次谈话过后，约翰尼都会向我再三保证他定会洗心革面，但却从未真正做到过。因为他的确才华横溢，报社也十分希望留用他，所以约翰尼收到的“最后通牒”，也就是改正机会，远比其他人要多。后来，他准备去美国海军服役，临行前我告诉他：“我会暂停你的工作，但不会像之前说的那样解雇你。你放心去军队吧。或许此行会让你变得成熟自律一些，服完役后，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回到这里工作。”两年后，服役归来的约翰尼再次回到了《华尔街日报》，并称自己已经改过自新。然而没过多久，历史便再度上演；在发出一次又一次无甚收效的“最后通牒”后，我解雇了他。之后，约翰尼先是在全国广播公司（NBC）找了份工作，接着便进入了《纽约时报》。我推测，因为后者规定的截稿日期要靠后许多，开工时间较之我们也相应晚些，而这正符合约翰尼的要求，所以他便选择在那里工作。（后来我听说约翰尼讲述自己离职却是另有原因。他声称，在《华尔街日报》工作就像在保险公司上班一样，自己是在难耐之余才决定辞职走人的。但我对这件事的记忆可是一清二楚的。）
在成为报社主编的若干年后，我被擢升为道琼斯公司发行人。一次，我闲来无事在编辑室漫步时，遇到了一位叫史蒂夫·斯沃茨的新进记者，并同这个年轻人聊了起来。虽然他不是经由我面试录用的，但我还是向他问起了10年后希望从事的工作。“像您一样！”他直视着我的双眼，毫不犹豫地回答。我非常欣赏他的胆识，想了一下，鼓励他说：“真不错！”数年后，史蒂夫成了《财智月刊》（Smart Money）的编辑兼发行人，这本杂志由道琼斯公司和赫斯特集团（Hearst Corp.）共同控股。之后，他还曾负责监管过赫特斯旗下报纸的运营，并最终晋升为该集团的首席运营官。
在《华尔街日报》，我们以社内特有的方式和标准，通过多种途径对新记者进行一系列培训。起初，通过“师徒”体制，我们给每个人都分配了一位老师，均为经验丰富的老记者，主要负责为新进员工提供指导和建议。1961年3月，我编写并下发了《〈华尔街日报〉新进新闻社员工作指南》。这里面主要叙述了《日报》的发展历史、宗旨理念、道德规范、精确性标准以及读者结构等，而最重要的是阐释了包括头版编辑林德利·克拉克、前头版编辑杰克·布里奇、国内新闻编辑萨姆·莱施等人提出的许多有关《华尔街日报》报道与写作方面的技能指导。
《华尔街日报》如何应对投诉
《华尔街日报》投入了大量精力，将报社的记者和编辑培养成一支高标准的工作团队；但即便如此，报社每天仍会接到许多投诉，还要进行大量的跟进调查，这说明我们也会偶有失误。说实话，如果单纯看报社接到的投诉的数量，工作人员的失误甚至比以前更多了。在调查过后，一旦发现相关报道确实如读者所说存在偏差，我们便会在报纸每天的更正专栏澄清这些问题；如果出现重大错误，有时还会撤回相关文章。不过对于有的读者反映的不公平报道甚至是歧视性报道的指控，处理起来就显得有些棘手了。即便我们进行了仔细的再调查工作，并确认相关报道不存在任何不公和失真的问题，投诉人的受伤情绪也极难得以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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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我离开编辑室成为报社发行人很久之后，另一场类似的对抗爆发了。对方指控《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存在偏颇，我们则毫不退让，称报道绝对是公正、准确的。此前，《亚洲华尔街日报》登载的一遍文章称，在马来西亚，少数华裔人士在当地拥有强大的经济影响力，从而拉开了同本土穆斯林多数派之间的贫富差距；后者却由此对华人产生了强烈的仇恨心理，而基于此种现象，政界各方代表也展开了激烈的博弈。马来西亚政府对这篇报道表示极为不满，长期担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和政府部长们多次向报社指出，我们这样报道完全是在煽动马来西亚国内的民族动乱。每隔几个月甚至是几周，对方都会在海关扣留我们的报纸，并且一扣就是几天，直到时效期过后才能领回；而有时，对方则会让监察人员将报纸中他们自认为不当的新闻或是社论删除干净，然后才将其返还。
当时，美国国际集团（AIG）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与亚洲各国都有业务往来，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有一次，他找到我，提议说他可以做个中间人，安排报社和马来西亚政府进行一次双边商谈，以结束这场为时已久的争执。不久之后，马哈蒂尔前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格林伯格便安排我前去对方在华道夫酒店的套房内会面。虽然我对此不抱多大希望，但还是怀着不妨一试的心态同意了这个安排。
在房间内，格林伯格向我提出了马哈蒂尔事先同他商妥的建议：总理希望我们解雇报社驻吉隆坡的记者，然后双方就可以尽释前嫌、重修旧好。但我拒绝了这一提议。“如果我们上一任记者的报道不能让您觉得满意，那么就算再换一个，结果也是一样的。”我尽量恭敬地对马哈蒂尔说，“这些记者的职责就是要报道贵国的各种新闻，即便麻烦缠身，也不能退缩。另外，如果是因为某位企业老板或是国家领导人不满意某篇报道，报社就要解雇相关记者，那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开这样的先例。要不然，照这样下去，每次有石油公司表示不快时，我就得解雇休斯敦分社总编；每次有芝加哥银行家指责我们的报道并认为换个记者便会使事态大有好转，那我就得炒了芝加哥分社总编才行。”
“我跟这个人讲不通！”马哈蒂尔对格林伯格说着便起身离去，结束了这次对话。之后，他便在一场面向穆斯林多数派的公众演讲中大肆宣扬此事，并指控《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老板—或许指的是报社编辑和发行人，但肯定也包括我—是“摩萨德的间谍”，是在为以色列情报机构工作。
我十分确信，在同美孚和马来西亚政府的争执中，报社是站在正义和真理一方的。不过，在《日报》广受好评的部分文章中，我曾注意到一些微妙的细节和牵连性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看上去要更麻烦些，但讽刺的是，它们从未被读者发现并指出过。其中有一篇新闻提及，一家在拉美运营的美国公司被指控受贿，并存在剥削员工的现象。而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并且是一位神学家，事后他从纽约大厦高层的办公室跳楼身亡。前后事件的关联一目了然，一定是先前的报道促使当事人内心充满了愧疚感，并备受良知谴责，因为这跟他接受的道德教养完全背道而驰，所以在经历了一番激烈的内心挣扎后，他最终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希望相关记者和编辑曾调查过这位负责人是否有临床抑郁症病史。虽然与公司状况无关，但此病也会让他萌生自杀的念头，而这种结果在抑郁症患者中是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当时抗抑郁药物还未普遍应用的情况下。
与之类似的是一篇关于某家公司劳工状况的报道。文章提及该公司近期大规模的裁员举动，却将一名失业员工的自杀事件援引成了人员伤亡的例证。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曾去调查过：同普通人群的自杀率相比，这家公司每千人中的自杀人数究竟是高还是低。
如果说赢取读者信任是场艰难而旷日持久的战役，那么让自己尽力做到公正、准确地报道事实，通常更是难上加难，这同样也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