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代的杰出人士都在国民性方面有过作为，如鲁迅、柏杨、龙应台，反思、批判、痛骂甚至诅咒国民劣根性；梁启超、陈独秀、胡适，苦心积虑，提出种种国民性改造方案。为何时至今日“国人素质太低”之音仍然不绝于耳？
本书试图告诉读者在国民性的发展过程中，近百年来我们错过了什么？“国民劣根性”的改造要从哪里开始？书中通过世界视野中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和历史视角下对中国国民性演变过程的剖析，作者认为是落后的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国民性劣化的根源在于制度建设与国民性改造之不同步。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
国民性是一个比较宏大的词语，如果先谈女人如何对自己老公评论会更接地气，下文为豆瓣网友司马白羽从这种接地气的话题入手来分析我们的国民性，作为读者的你，是否可从中找到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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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女人对他老公的评价说起
张宏杰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让我几番唏嘘。从战国时期独具个体精神的“士”到清代钻进故纸堆里不敢言时事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国民性演变实际上是从曙光走向灰暗。作者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当下国民性的乏担当，多盲目实则是历代统治者一步步造成的。这个“造成”既有制度层面上的设计，也有现实的打击，通过技术性的改造与现实的导引，国民性朝向“盲”和“愚”的方向发展。
某次会谈前，我曾听到前排座位两位女士的闲聊。甲女对乙女说，你老公人真好。乙女不无鄙夷的说，他好是好，就是没有钱，好有什么用。实际上，据我所知，乙女家有房有车，其夫也算是一个小领导。在中国当下的社会，大概也算是中等阶层吧。换个说法，乙女对丈夫的期望并非“好”，而在于是否有钱，至于什么标准才算有钱，那就不知道了。我曾问过一个外国朋友，在国外是否也有好人坏人这种说法，他很肯定的说有。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我请他谈谈个人的看法，他说了很多条，归纳起来只是一个词：美德。是美德，而绝非“有钱”。我问他们是否对“有钱”有标准，他笑了起来。他并不否认实利，但只要金钱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他们更看重金钱之外的东西。然而，中国当下的社会告诉我们，除了钱和权，此外没有别的东西。一个人无论有怎样的品质、才能和成就，如果不能转化为金钱，就会遭到鄙夷。
今年开春我回老家，我老家有野祭的传统（类似于春游，谓之“出新”）。在郊外，一番祭祀结束后，年长的人互相敬酒，当然还有一篇类似于祝酒词的东西。几个白发苍须的人当然要说点什么，大多数人的长篇大论我没听清楚。只有一个中年人的话有两句极为刺耳：后生们要好好念书，争取考大学；考上大学的要削尖脑袋钻，争取当官；当了官的要贪，不贪做不了大官……这话不无调侃成分，自然引起一片笑声，然而这笑声也并非嘲笑，而是很复杂，其中不无点头的面孔。听着鞭炮震天响，看着跪了一地的老老少少，我悲哀的发现他们和鲁迅先生笔下的人是那么像。他们的衣装都很时尚，不少人都开着轿车，然而在骨子里他们与清末的人有何区别？也许，没有区别。
从梁启超、鲁迅、胡适、王小波到鄢烈山，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他们的一支健笔来改变中国的国民性，然而中国社会的两极化使得“启蒙”显得苍白。当一个社会缺乏公正，公平，大部分资源被少数人占有，任何通过思想层面来改变现状的做法都显得无力。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是人人都拥有尊严的社会。但是，当生存都存在问题的时候，谁还在乎尊严？官员们通过“权力”使普通人丧失尊严，商人用金钱腐蚀官员以获得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官员丧失尊严），普通民众则为了基本生存不择手段，致使尊严不存。在一个不在乎尊严的群体里，是没有美德、荣誉这些东西的，因而，判定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只剩下钱和权。所以，那个以“钱”来衡量自己老公的女子，其实也是很多人的缩影。我们无权以道德标准去责怪她，因为我们的道德标准本身就有问题。在这个时代，金钱即道德。而在张宏杰的作品中，实际上并无太多东西触及当下社会的实质，而是更多的探讨过往，即所谓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