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监管的目的是确保披露合规、交易合法，而不是替市场做判断，更不应把上市融资做为恩惠或“政治待遇”。特别是在互联网、高新技术领域，行政审批、盈利门槛把绝大多数优企业挡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门之外。从早期的三大门户，到中期的盛大、百度，到近期的京东、阿里。
监管机构不应替市场做判断
自古以来“君不正，臣不忠，另投他国；父不慈，子不孝，远走他乡。”中国资本市场监管机构变幻莫测的口味和极大的政策不确定性，还有对新兴行业坚持做盈利要求，形成一种“逆向选择”机制：越是优秀的企业越要到海外上市。
近日有文章探讨：《为什么本土VC不投“脸萌”》，结论是本土创投风险承受能力弱、水平低。本土创投错过的岂止脸萌，BAT的毫毛也没抓住一根。但是这现象背后却另有原因：今天没有足够明确的盈利预期，明天就无法在A股上市，以A股上市为主要退出方式的本土创投怎么会投？
消取对高科技企业盈利的硬性要求，将给国内资本市场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本土创投终于可以与洋创投可以站在一条起步线上竞争优质企业了：“您的企业三年后不一定能盈利？除了纳斯达克，深圳创业板也行！”
但不要求盈利也是有副作有的。正如那么多人憎恶高考，却没有人否认它是“相对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没有高考，拼爹吗？”。同样，没有了盈利这个“硬指标”，企业是不是更要“拼爹”？庄家会不会更肆无忌惮地炒做概念，坑害股民？
此时，引入做市商制度是必须的。
做市商制度的优越性
做市商（Market Maker）是具备实力和信誉的证券机构，由它们向公众投资者报出目标证券的买卖价格（即双向报价），并在该价位上接受公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通过买卖报价的适当差额来补偿所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并实现一定的利润。
许多国人把做市商混同于庄家，认为做市商制度就是庄家“合法化”。其实，做市商与A股里的庄家完全不同。
庄家“吃进”某只股票时，希望成本越低越好，利用或干脆编造“利空”是家常便饭；“出货”时则希望股价越高越好，从来没有不利用、编造“利多”的。
做市商有两点不同。首先，庄家在暗处，做市商的操作是公开的。每只股票必有做市商，谁在做市是公开的。获准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有3家机上合资格机构为企业做市；其次，做市商要对股价负责。如果合理股价为10元，做市商可以报出9.8元买进，10.2元卖出。
庄家可以将股价炒到20元，然后出货逃走。做市商如果报出虚高的20元做为卖出价，必需同时报一个买入价，比如19.5元。搞不好货没出去，却成“冤大头”吃进一堆高价货。反之，故意报5.8元，试图低价买进，还得报出6.2元的卖出价。结果货没吃进，却投资“淘空”。所以，做市商要对估值负责，而庄家操纵着大众的贪婪和恐惧。没有做市商的中国资本市场，没有人对估值负责！
做市商制度对高科技、高成长公司的股票交易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对这类公司单凭财务报表根本无法判断其价值。纳斯达克不仅有市盈率几百倍的公司，还有照样卖着高价的亏损企业，6000多家做市商公开、有序、竞争性的报价，保障了交易的规范和效率。
制度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让科技成果层出不穷并迅速得到应用的制度才是第一生产力。
制度的神奇之处在于不论参与者的动机、素质如何，好的制度总能获得制度设计者希望的效果。比如，想使蛋糕得到公平地分配，不必进行思想教育，只需规定“切蛋糕的人最后拿”。如果是一群“小人”，每人尽可能拿大块儿，最后剩下的肯定是最小的。切蛋糕的小人就会尽量使每块蛋糕都一样大；如果换做一群“君子”，每个人都拿小块儿，最后剩下的肯定最大。切蛋糕的君子就会尽量使每块蛋糕都一样大。于是，不论君子还是小人，好的制度足以保障蛋糕分配的公平。
做市商是一项“久经考验”的好制度，呼吁了二十年终于在新三版落地。估计试水成功后将引入上创业版。此举是中国资本市场二十年来最重大的制度突破。优秀的互联网、高新技术企来得以在A股上市融资，于国家、于企业、于股民都是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