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 创始人伍德曼 (Woodman) 发明了一款适合这个时代的产品——一个我们未曾想象过的时代。GoPro 的兴起恰逢宽带网络的普及和 YouTue、Facebook 等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视频内容广泛传播之际。GoPro 赶上了这次浪潮，在这个“来看我” (look-at-me) 的时代，GoPro 是一个完美的工具。其魅力就在于让使用者个体的表达变成了一种流行，自恋行为变得让人接受了。
尤其是在上市之后，GoPro 更试图将其从一家相机制造商，转化为一家媒体公司——一种特定品牌内容的制造商和分发渠道。在这一主导之下，GoPro 不仅在谋求相机和附件业务 (截至目前，几乎占到 GoPro 的全部营收) ，而且还有视频业务 (截至目前，几乎没有任何营收)。过去五年，GoPro 发布的视频收到了 5 亿次点击。在 YouTube 的 GoPro 频道上，视频的平均访问量在 50 万次左右。每天都有上千人上传标有 GoPro 标签的视频，这家公司希望能够利用到这一点。
这些上传视频的用户并不是专业运动家，而是众包用户。GoPro 吸引了一批渴望提供免费内容的业余爱好者群体，这个群体的数量今年来在不断增长。这些用户让 GoPro 的品牌成为第一人称摄像头 (P.O.V. cameras) 的代名词，而短视频风格内容也成为了如今日常网络生活的流行歌曲。你几乎总能够回想起一些最近在网上病毒传播的 GoPro 视频。
人们为了拍摄能够爆红的视频内容，不惜冒更大的风险。如果说是 GoPro 导致人们这样去做可能不够公允，但是一些 GoPro 视频内容的确影响了部分人，鼓励他们去拍摄更刺激的内容。而 GoPro 对这种情况持一种敏感态度，该公司的观点和“枪支自己无法杀人”的主张类似，不能怪罪到一款相机产品的头上。
摄影师扎克 (Zak Shelhamer) 曾经是专业滑雪板运动员，在加入 GoPro 之后负责制作、编辑一些滑雪运动相关的内容，目前负责 GoPro 的极限运动部分内容。他透露曾经有几位年轻的法国人，打算划船从蒙特利尔去夏威夷，并将途中录制的内容卖给 GoPro。扎克给了他们一些摄像机，保证在他们回来的时候会看一下作品。在谈到这次创作的风险时，他提到曾经有人试图从澳大利亚划船到新西兰。
“他成功了吗？” 其中一个法国人问道。
“他淹死了。”扎克说。
“怎么知道的？”
“我们发现了他的相机。”
人们总希望将他们的体验录制下来，制作成各种媒体，原因多种多样。而直到最近，伴随数字摄像技术以及无限存储和分发能力，使这一点成为可能，一切都被拍摄下来。人类现在通过图片进行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有个例子就是某些看演唱会的人会用手机拍摄演出内容，他以后会去看录制的视频吗？如果会的话，能够和演唱会相提并论吗？还是说他两者都没能兼顾呢？当然不是。拍摄演出内容只是要证明他当时在场而已。
计算机科学家戈登•贝尔 (Gordon Bell) 曾经是 DEC 公司的一名工程师，他是互联网的一位早期开发者，之后在微软做研究员，曾经有几年时间进行了一项名为 MyLifeBits 的数字纪录试验。这项试验受到另一位科学家的启发，该科学家将生活中的一切文档、物体和电话纪录全部数字化，还在脖子上佩戴了一部微软 SenseCam 相机，每 20 秒就拍摄一张图片。
“你在拍摄什么是一回事，”他对笔者表示，“你以后如何使用它是另一回事。”
“日本人的产品为什么没有出现？”他说道，“他们完全忽视了这个市场价位的用户需求。但其实这不是摄像机的需求——是互联网制造的。”
戈登认为 GoPro 类相机和 Google Glass 最终将会被可穿戴摄像头取代。“未来人们是否会录制一切他们看到和听到的内容呢？”贝尔问到，“会的。但至少需要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