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则：由近及远
仁是对生命的爱，单从逻辑上说也应当首先爱自己的生命。羊觅草、狼觅羊都是出于对自己生命的热爱。如果狼和羊相互爱的对方的生命，岂不荒唐。
除了逻辑，要知道爱是需要能量（热情）的，特别是要付诸行动时更是如此。人不是太阳，没有无限的光和热可以普照万物，人只是一个渺小的蜡烛头，他的爱只能照到身边一小片。所以，爱心只能“限量供给”。因此，就存在爱心的分配问题。
量力而行、由近及远。
孟子已经说得很清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请特别注意“以——及”这两个字。就是说要首先照顾好自家的老人、儿童，然后（根据自己的能力）将关爱推广到其它的老人、儿童。
假设一个贫寒人家的母不幸重病需要一笔巨额医疗费，这家的儿子东拼西凑了十万元。儿子拿着钱到医院一看，那里还有九十九位与母亲罹患同样病症的老大娘。他应当用这笔钱给自己的母亲治病！如果他将这笔钱均分，每位老大娘一千元，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生身之母。如果这个儿子日后发迹了，大可成立慈善基金专门医治那曾经折磨自己母亲的病症。再比如，一位母亲只有一块饼，自己舍不得吃给了孩子。看着孩子狼吞虎咽，多么欣慰，她不会将这块饼均分给身边所有饥饿的小孩。用自己母亲治病的钱资助陌生人，将自己孩子口中的食物夺下分给别的孩子，也许会被奉为道德楷模，但代价是扭曲了人的天性。儒家从不扭曲人性，儒家的规则是“过犹不及”，并不推崇过度宽泛的仁爱。
本村与外村发生纠纷，向着本村或许被视为狭隘。但中国与日本发生纠纷时呢？地球人与外星人发生纠纷时呢？不狭隘，向着外星人吗？
说来说去仁爱之心的分配原则就是以个体为中心划一个个的圈子。越往外，爱心越稀薄，直至荡然无存。
总之，爱心的分配通则就是由近及远、量力而行。一个普通人，能自食其力就算得上仁了；一个农民能照顾好自己和妻儿老小，还为社会贡献少许“余粮”就是可敬的仁爱之士；一个企业家，带领一干员工以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为谋生路途，足以无愧于天地。
用“蛋壳理论”解决“斯密问题”
被人们称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其实是一个理论通才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对人性之的复杂有着深刻的认识。
他的《国富论》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由此引出“经济人”理论。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肯求别人时唤对方的利他心不如起对方的利己心。与其对肯求对象说你多么需要帮助，不如说帮助你对他有多大好处。
但在另一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描述了人性的另外一面：有同情心、有正义感、具有利他倾向，由引出“道德人”理论。斯密的人性论被归结为“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者和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进而产生了所谓“斯密问题”。 其实，中国古代对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争论已有最少两千年。“蛋壳理论”可以解决这个困扰西方人两百年、困扰中国人两千年的问题。
人类是自然之子。作为独立的有机生命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道物理边界将自己与外界分隔开来。边界内是有限的原子、分子组成的生命世界，边界外是无限的大千世界。透过边界，两个世界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这个物理边界就是我们的皮肤，正是它让我们从大自然中“突现”出来。广义地说，任何生命体都必然有物理边界，没有它连最低级的生微物都不会存在。人类在意识上也存在一种边界，它是我们对外界认识和感受的总和，它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边界可以被喻为蛋壳。
水面上一枚的硬币是因为水面趋向于保持“连续”而被托起的。就如水面要保持连续不让硬币切入一样，人类意识的边界也有这种保持连续的特性。意识的边界是连续的，象蛋壳，给了我们精神保护，让我们感到安全。
人类意识的形成象是给大理石染色，颜色从外层逐渐向内渗透。剖开石块研究核其核心部分可以把握它的本质属性，研究外层可以了解它的“经历”。弗洛依德认为精神世界重要的东西都埋藏在深处，因而着意从意识的外层向深处挖掘。
换个角度从意识内部向外观看边界层（蛋壳）的形成过程也许更有意义。襁褓中，我们感知到母亲、摇篮和育婴室，意识到的东西少但足以形成连续的边界层，它给了我们安全感。当“蛋壳”上出现了“破洞”，比如不见了母亲或出现陌生人我们就会不安地哭泣。走出了婴儿间，父母告诉我们周围的一切，从日月星辰到车马牛羊，我们还会好奇地主动提问。答案的有无远比其正确性重要，只要有权威的解释就可以令我们放心，比如雷公电母解释了电闪雷鸣，让我们的祖先在风雨之夜也能安然睡去……中国人更重视“维护”蛋壳的连续性，佛、道、儒，只要能让人们意识的边界层没有破洞（女娲补天的神话喻意在此）、让人们安心繁衍就行了，所以中国社会是超稳的。西方人挚着于“答案”的正确性，霸道的精神统制者只给出了一个答案，不容一点怀疑。对“答案”实在难在满足的聪明人只好另寻解答，于是有了日心说、进化论等等。
每个时代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蛋壳”，但大家各自的蛋壳的“半径”不同、组成“材料也”不尽相同。一个极端狭隘、自私的人，蛋壳会很小，只有自已的衣、食、住、行、健康、安全等，他不关心任何其它的人和事，因为这些都在他的在“蛋壳”之外。一个现代都市打工族，他的“蛋壳”由自己的至爱亲朋、工作、社会保障、健康、房产等构成，他多半会很“顾家”、在亲友眼里是无私的“道德人”。但在在外人看来他却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彻头彻尾的“经济人”。
“人皆可以为尧舜”说明人都有仁的天性，但其“仁”止于“蛋壳”，也就是说一个人表现为善还是恶要看他面对的人和事与“蛋壳”的相对位置。这与上文所说，爱心由近及远的分配原则完全吻合。
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青年不看好莱坞大片（为国家节省外汇），民众向国家捐献黄金表现的是利他主义、集体主义。但不看“大片”、不在乎好莱坞的兴衰是岂不是利已的、本位主义吗？。用蛋壳理论可以很容易地解释这个问题：好莱坞在韩国民众的“蛋壳”之外。
中国古代关于人性善与人性恶的争论以及斯密难题都可迎刃而解了。
任何一个治理良好的社会组织必然要使其成员将集体利益成为各自的蛋壳的组成部分。比如，员工公司对自己供职的公司有了感情，企业成为他精神世界中不能割舍的一部分，他就会在必要时牺牲个人利益成全集体。据说日本公司不景气时许多员工主动要求“下岗”以减企业负担。中国的根本问题人在于：多数人的蛋壳就是自家的防盗门！
义随时代而变迁
仁是对生命之爱，是所有生命体都具有的本能。义是爱的分配原则，是随时代而变迁的。在古代，不单食国君傣禄者要“卖命”，“义仆”也要为主人牺牲。因为古时生产力不发达，大多数人在生死线挣扎，国君或主人对臣下或仆从有活命之恩，说白了命是人家给的必要是就得为人家拼命。
今天老板与员工的关系与古代君臣大已经大不相同，如果哪个老板要求员工为他牺牲生命，这个老板会被视为“黑道”或“邪教”，是“不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