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流的风声
文/令狐磊 （豆瓣网友）
“你属于下流阶层吗？”日本文化研究所的三浦展就这样抛出一个惊动日本全国的概念，如今，他的问题来到了中国。
什么是三浦展笔下所描述的“下流”？当然不是我们中文词汇的习惯思维——指向道德品质，他所认为的也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其人际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也全都较之一般人更为低下，概而言之，即是对于全盘人生热情低下。在我们之前接触过的社会学（社会人群学）舶来品中，三浦展的“下流社会”绝对是最让人难以接受的。
在以前，大家都只知道小资、波西米亚族、BOBO族、讲“格调”的中产阶级、雅皮士、有闲阶级……这些不用脑子就值得全身投入地向往的社会人群类别。这次的“下流社会”也许是个例外，以前那些只要不必划入此阶层的，大抵都不会向往之——尤其是那些真正的上海人（很不巧的是，这本书的中文版竟然来自一个上海的出版社），它只是提出了一个严酷的现实存在：中产阶级的分崩离析。都市化发展在全国其他城市之前的上海，敏感地嗅到一丝全球社会纷纷向下流动的预兆性气味。
三浦展认为：“在这样的时代，松松垮垮照样能够生活，努力工作的人却可能会被讥讽为傻瓜，因此，便有越来越多的人松松垮垮地生活着。然而，以团块次代（在日本指集中于1971~1974年间出生者）为中心的年轻世代今后将继续生活下去的这个社会，已经与以往的社会迥然有异了。”——我想包括电子时代带来的新断裂层所提升的高门槛以及随之结构性社会转型等。
三浦展拿人生轨迹跟登山做对比，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人类要不断攀登险峰？是因为期待着险峰之巅有令人惊奇的美景。倘若已经攀登至七成的高度，并且险峰之巅根本没有什么美景，而七成高度的地方却是山花烂漫，乱云飞渡，美不胜收，那么谁也不愿意花费气力去攀登顶峰的。下流社会的不求上进就跟登山是一个道理——对他们来说，买小巧而有意思的日产CUBE就够了，何必去拼搏十多年去争取一辆凌志车？生活态度的轻松化、人生热情被多种物质产品的分化，在此产生了一个剧裂层，有意志与上流意识强烈的人才愿意继续跨越这道鸿沟，向上攀登；大多数的人或者是“怀才不遇”（现在这种情况基本已经绝迹了）或者是个人发展遭到困局下由于性格与周遭环境的不足而失去了向上的意志。
三浦展的研究课题并不局限于“下流社会”本身的趣味，还发散性地比较了如今在日本的几个处于热潮中的现象——如东京日本桥地区美女增多之谜（说的是在该区域金融机构里工作的金领丽人，身心优裕，既努力工作又懂得自我保养）；如在大都市圈郊外的“酷女型”（那些有着花里胡哨的外观，却内心渴望做家庭主妇，向往早婚的女性阶层）；如“LOHAS族”（定义大家都已经清楚，人群的定位是那些相对具有较高学历和较高收入，不过出人头地的欲念并不强烈，希望自己能为地球环境和社会幸福做贡献的人）……这些都是为了映照出“下流社会”的棱角。
依照三浦展所描绘的“下流男”有着3P的特征，分别是：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手机（Pager）和掌上游戏机（Play Station）；而“下流女”则喜欢唱唱跳跳。我们会发现——现在我们中国都市中的那些年轻人的主流状态不正也是这样吗？
“不喜欢与别人接触是下流人群的主要特征。”我不得不佩服三浦展，因为他所在国家的发达资本主义自由开放的市场泡沫状态的启迪，率先地发掘了一个大卫·理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之中无法突破的社会主题——人群在变得孤独后，他们实际上便自动组成了一个群体，并直接地引起了社会风气，导致了消费市场的产生。
研究下一代人的生活态度以及如何对他们进行传播与销售是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比如一个显然易见的事实是，专门针对他们的杂志或者其他媒体都并不多，在国内，如果存有这么一群“下流社会”群体，那他们的媒体工具一定是“BT”——下流社会的人群都知道这个东西。
恰好地，我发现手头正在阅读的《NUKE》杂志正是这类型的媒体，尤其这期的主题“POLLUTED GENERATION”（姑且认为是堕落一代）正好与此呼应。这本杂志名叫“核弹头”，估计是希望自己能有爆炸性效应。
来自巴黎的《NUKE》在欧洲并非异类，我们知道英国很早便有了一本叫《DAZED & CONFUSED》（惶惑）的杂志，在荷兰存活了多年在这两年消失的《BABY!》，来自英国的也已经消失的独立讽刺杂志《Sleaze》……在当年，我都无法为它们作一个明晰的定义，如今，我想它们大致都可以呼应这个“下流”人群，他们喜欢个人藏起来阅读杂志，杂志的内容？千万别告诉他们下一季度流行什么？他们接受无趋势的引导，他们可能关心的是别人是否过得如同他一样不耐烦世界其他人群的进步。
“这个世界似乎并不是为我而私下准备的，在这种状况下，我变成看不见的人。我不会试图去解释任何东西——你如果知道我想说什么的话——我甚至不想在舞台上出现。”《NUKE》杂志上，一个名为Curtis Mayfield的家伙如是代表发言。这种消隐的舞台不正是下流人群的现实心境么。
“我会把电视打开，让它对着我的床，如果没有人打来电话，我一天都不必说一句话，这意味着我消失了吗？如果没有你，我是更自我还是更失去自我？”另一个署名为“Everything But The Girl”的一个网民如是说，很平淡，却被《NUKE》煞有介事地引用了出来。
译者序
若论当下日本最畅销的书籍，毫无疑问便是你手上的这本《下流社会》。该书出版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销量便突破40万册，上市五个月竟令人惊异地增印了14次，累积销量直逼100万册。如此众多的日本民众将目光倾注于低收入、低消费的“下流社会”，人们不禁要问：在曾经号称“一亿人口中流化”的日本，中产阶级难道已经分崩离析？“下流社会”真的已离我们越来越近？
日本社会向来以中产阶级居多、贫富差距较小而骄傲，但《下流社会》的作者三浦展却有感于近年来日本社会的个人收入、学历、生活需求等差距愈来愈大，从而指出今天的日本正在从“中流社会”向“下流社会”转变。
他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出生的所谓“新中间层”，眼下正出现“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但由“中流”上升为“上流”的实属凤毛麟角，而由“中流”跌人“下流”的却大有人在。换句话说，日本的中流阶层正在经历着一个“下流化”过程。而年轻一代源源不断加入的“下流社会”，其最大的特征并不仅仅是低收入，更在于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的全面下降，也可以说是“对全盘人生热情低下”。
“现在的年轻一代面临就职难的困境，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加班又成为家常便饭，真可谓苦不堪言。面对职业、婚姻等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不少人选择不当事业和家庭的‘中流砥柱’，而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归人‘下流社会’的行列。”三浦展一语道破了“下流社会”形成的背景。
从《下流社会》一书所提供的数据来看，日本在泡沫经济时代，个人年收入600万到1000万日元才算是中产阶级，而2004年个人年收入低于600万日元的已占日本纳税总人口的78％，更有37．2％的临时雇员月薪不到10万日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群年轻的创业者在网络科技、创业投资等新兴行业成功掘金，三四十岁便跻身亿万富翁的行列，他们个性极其张扬，生活极度奢华。因涉嫌做假账而锒铛入狱的活力门公司前总裁堀江贵文和靠网络拍卖起家的“乐天”社长三木谷浩史等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三浦展1958年出生于新漏县，从一桥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在PARCO公司从事市场信息杂志的编辑工作，担任过杂志主编，后进入日本著名的民间智库三菱综合研究所，1999年辞职创办了CultureStudies研究所，专门从事消费文化课题的研究，在家庭关系、青少年以及城市化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备受各界关注。《下流社会》甫一面世，也立即引起日本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大报纷纷刊载书评，称该书好似一条醒目的标语，令人们不得不直面正在悄然发生的社会变化。日本两大周刊之一的《POST周刊》和以世态分析见长的《SPA！周刊》则分别以《你也沦入“下流社会”！》、《“下流社会”的脚步》为题，煞有介事地宣扬了一整套“下流社会”的处世之道。
这些媒体的评论普遍认为，通过《下流社会》一书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小泉出任日本首相之后，为纾解泡沫经济遗留下来的一千兆日元财政赤字，采用了自由开放的小政府管理模式，令整个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如今的日本社会只容许少数富人或有才华的人成为赢家，其他出身平庸的人即使拿着贬值的学位，也都会被打人“负组”，就像多达500万人的自由职业者和至少60万人的“NEET族”（既不上学也不工作的特殊人群），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保障，也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不易积攒财富，所以才会贫者愈贫，翻身无望。
针对《下流社会》中对于日本社会阶层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冷峻分析，《读卖新闻》的评论认为，在少数IT精英和商界名流醉心于高档时髦的都市生活的同时，类似于喜欢在便利店里阅读廉价周刊的“散漫一族”这样的低收人人群正在不断壮大，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自由职业者的大军。《下流社会》一书揭示的正是中产阶级分崩离析之后，日本社会各阶层之间无法实现相互理解与沟通。用三浦展的话来说，那就是“井底之蛙”在不断增加。他借用养老孟司在超级畅销书《傻瓜的围墙》中的观点，指出因互联网而变得“缩小的世界”里不经意间筑起了一道“傻瓜的围墙”，人们只跟与自己相同的人来往，而将其他阶层的人拒之门外。
《下流社会》谈的不是坚涩难懂的社会发展理论，而是以大量的调查资料为基石，以消费市场为切人点，完整地剖析了日本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及消费模式、思维差异。作者没有从主观臆断出发来评判“下流社会”的好坏，而是真实地、全方位地揭示这股社会的暗流，从个人认知的差异，以及自我意识形态的滑落来探讨“下流社会”现象。
诚如三浦展在接受《读卖新闻》记者的采访时所言，对“下流社会”不能简单地以好或者不好来加以判断，但目前日本社会阶层的分化还只是处于开始阶段，随着中产阶级的日益崩溃，各种社会矛盾也将接踵而来。在全球化的今天，“下流社会”的现象已非个别发达国家所独有，下流阶层的出现对于任何向往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来说其实都是灾难，因而也很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如何应对社会结构的失衡、如何消除贫富分化，也许会成为一个旷日持久的系统工程。
译者
2006年9月
读点：后记
前几天，我的女儿和儿子学期结束，带着成绩单回家。两人的成绩都不太好，可我并没有什么不高兴。
女儿以前走读上公立小学，今年春天起进入私立中学，每天坐电车去上学，放学以后还要练习打篮球，一定很累。我想她将来会懂得努力学习的。至于儿子才刚上小学二年级，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我的父母都有工作，所以我直到上小学二年级，放学后不是回自己家，而是去跟祖母住在一起的伯父家，与堂兄一块儿玩。每学期的期末，总是祖母第一个看到我的成绩单。如果成绩很差，祖母就会数落我一通，说要更加用功才行。
祖母是村长的独生女，尽管如此，也还是个平民百姓，除了最低限度的读写之外，没有什么学问。她的字也写得很差，汉字根本就不会写。现在回想起来，虽然祖母性格刚强、思维敏锐，但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没有学问也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我的曾祖父也是个与学历无缘的人，只会最简单的读和写。可他的头脑特别聪明，在村长的位子上干得很不错，只是苦于不会写文章。他觉得今后没有学问是肯定不行的，于是便卖了田地投资于孙儿的教育。当时处于日本的近代，正是有学问就能安身立命、出人头地的时代，也是通过努力能够进入上流阶层的时代。曾祖父的三个孙儿从大学或女子学校毕业后，全都从事教育工作，伯父后来成了大学里的名誉教授，他们的子女也都毕业于名牌大学。
由于曾祖父肯花大本钱让孩子读书，所以我自己和家里的亲戚们在学历方面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事情。可不知道是这个原因，还是生来性格如此，我并不太在意自己孩子的学习成绩，更不会看着成绩单，说几句要更加用功才行之类的话。女儿在中学里的考试，我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怎么去关心。
尽管如此，父母总是会想着该给孩子点什么，这也就是所谓的父母心吧。曾祖父为了子孙卖掉了田地，那么我又能给孩子什么呢？
这样一想，觉得自己身为大企业的管理人员还真不错，孩子向别人说起我的时候不至于有什么自卑感。不过如今对大企业的职员来说，带着家属赴海外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孩子不仅精通英语，还有不少海外的朋友，世界变得开阔了，对今后的人生都会带来很大的好处。我觉得自己无法给孩子创造这样的条件是不可原谅的，或许我还没有顺利地上升到更高的阶层。
越是上升到高一级的阶层，越是难于确定下一个目标。过去说要掌握学问，那是非常朴素而又坚定的目标，而且有没有学问与经济是否宽裕、物质是否丰饶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的年轻人一生下来就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当然不会对跻身上流阶层充满强烈的向往，工作和学习的意欲也自然就会减弱。那么，在他们中间为什么既有努力工作的人，又有不愿工作的人呢？还有，过去阶层低的人比起阶层高的人，总是不分昼夜地拼命工作，现在情况变成了阶层越高的人工作越辛苦，而阶层越低的人工作越闲散，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工作。这样的话，那些还在辛苦工作的人，究竟是在为了什么而工作呢？
第一种假设是与阶层有关。越是出身于上流阶层的人，越具有勤勉的生活态度，习惯从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付诸行动，而越是出身于下流阶层的人，就越懒散，越想过悠闲自在的生活。
第二种假设是与遗传的性格有关，这显然不被社会学者所认可。此观点认为，一种人生来就喜欢工作，另一种人天生讨厌工作。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天生不服输、喜欢竞争的人一向追求一流的大学、一流的企业，渴望出人头地、富甲天下；而生性懒散、讨厌竞争的人则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欲望。小谷野敦就多次提出过与阶层有关的遗传学说（参见《美妙的愚民社会》、《回家后不受欢迎的男人》）。不过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所以希望社会学者今后能够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毕竟我在本书中介绍的问卷调查抽样数量较少，缺乏统计学上的非偶然性，因此在各章节的标题中多处出现了“？”，意在提醒读者，本书所写的内容有不少还只是假说。希望这些假说能在今后得到更为精确的验证，我自己也会朝这方面继续努力。
三浦展 2005
书摘：从“1955年体制”到“2005年体制”
从上述意义上来讲，日本社会正处于一个剧烈转变的时期，即从战后的经济增长体制“1955年体制”朝着完全不同的社会体制进行转变。
所谓“1955年体制”，是指1955年日本自由党与民主党两大保守党派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后，形成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自民党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政治学中称之为“1955年体制”。“1955年体制”在政治上是东西方冷战时代的产物，在经济上则正好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相契合，而在消费方面，这个时期又是大众消费社会不断发展，中流社会逐渐扩大的时期。换一个角度讲，所谓“1955年体制”也可以理解为是这样一种体制，即对于社会积聚起来的财富，不再只由少数资本家阶级、权力支配阶级独占，而是让更加多的国民来参与进行平均分配，从而构筑一个中流人群占大多数的社会。也就是说，“1955年体制”所追求的是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是全社会所有人群的“中流化”。
让我们再来看看前述的“国民生活意识调查”。1958年，“中下，，与“下”的回答者合计共49%。195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年中，东京塔建成，“美智子热”（1958年，日本皇太子即现在的德仁天皇与正田美智子发表婚约。作为首次从民间挑选的皇太子妃，美智子从与皇太子交往开始就受到媒体的强烈关注，两人约会在轻井泽打网球的照片出现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带动了网球运动在日本的大流行，美智子打网球时所穿的网球服、发带、胸饰等也成为一时的时尚服饰，并引发全国范围持续不衰的连锁消费狂潮，被称之为“美智子热”。——译者注）狂卷日本，富士重工的“SUBARU360”甲壳虫家庭轿车、本田技研的“Supercub”摩托车、日清食品的鸡味拉面等相继面世，让人真真切切看到了一个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时代的到来。
到了1973年仅“中”的比例即达61．3%，短短十五年时间，日本已经从一个等级悬殊的社会转变为贫富差别不甚明显的中流社会，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国民认为自己属于中流阶层。
然而，2005年以后的日本社会预计将不再会有较大的经济增长。对于大部分国民来说，虽然期盼着尽快摆脱经济不景气，并且消费欲求不低，但有消费欲求并不意味着追求阶层的进一步提升以及经济的增长，因为占社会大多数的人群都是中流阶层，因此也催生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即不再谋求更进一步地缩小贫富差距（参见今田高俊著《后摩登时代的社会差别》）。
在这样的境况中，继续追求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追求社会所有人群的中流化便失去了价值，于是人们开始追求对自己来说最舒适的生活、最合适的消费，这种新的价值观已经渐露端倪。正因为如此，评论家森永卓郎所著的《年收入300万轻松潇洒生活法》一书大受追捧，畅销不衰（森永先生自身的年收入超过3000万日元，这似乎有点讽刺）。
人人以年收入700万、800万甚至1000万日元为生活目标的时代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至少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如今年收入300万日元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来，所以持有这种想法的人越来越多。当然，如果有人要追求年收入3000万日元，认为那样才是最适合自己的生活，并且进行高风险的投资，动辄牟利数十亿，那也不关我的事情，别人喜欢不断提升自己的阶层则由他去好了，本人绝不妄加评论，只要我自己最低限度的生活有所保障就可以。这类人群的心理便是如此，觉得自己目前的生活并无什么不当，并且也不想随别人一同再提高。
换言之，“1955年体制”所追求的“一亿人口中流化、平等化”的社会模式已经发生了动摇，转变为“阶层化、下流化”的新模式。
这种转变实际上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已经潜移默化开始了，只不过当时还处在高消费社会阶段，取代“1955年体制”的新的社会模式尚未清晰地显现出来。而现在，随着经济不景气、高龄化、人口持续减少等社会结构性的剧烈变化，家庭、教育、雇佣等生活各个方面的具体的变化也渐次明朗化，新的社会体制模式便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