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枕边书王岐山力荐，为什么政府高层热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文/端宏斌 

 

故事要从一则微博说起，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在几个月前发了一条微博： 

 

他见的这个老领导就是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只要在网上简单搜索，你就会发现王在各种场合对不同的人推荐此书。不仅是他，央行的副行长也在推荐此书。据说京城的高层前段时间都在热读该书，那么这本书到底有什么魔力呢？ 

 

看到《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书名，总觉得非常眼熟，仔细想了想，这不就是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序言中所提到的那句名言：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的出处嘛。其实不仅追求自由是假，追求平等也是假的，霍姆斯说过：对于那种追求平等的热情，我毫无尊重之感，因为这种热情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妒忌而已。 

 

我找来此书开始看起来，书并不厚，一天不到就能看完。书中提到的“大革命”就是指法国大革命，由于这场革命称得上是天翻地覆，因此相关的反思书籍不胜枚举，那本著名的《乌合之众》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托克维尔的视角略有不同。看完此书，我算是彻底明白了政府高层到底在担心什么，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状况，同现在的中国实在是太像了！ 

 

托克维尔出版此书的时间是1856年，距离法国大革命爆发（1789年）仅67年，原本他还准备写第二卷，可惜三年之后就因病去世。他出身贵族，短短的一生就经历了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他曾经是法国的外交部长，出于对政治的失望，后期就安心写作。托克维尔写完此书之后就被淹没于历史之中，国外掀起托克维尔的研究热潮还是近几十年的事儿。 

 

《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国家几乎全都是君主制和农奴制，而法国的农民恰恰是这些国家中境况最好的，受到的压迫也是最轻的，这几乎颠覆了史学家的观点。革命并非从压迫最深的地方爆发，而是从最轻的地方爆发，在压迫少的地方，人民反而最无法忍受。 

 

以法国的近邻德意志为例，那时候的农民等同于农奴，农奴不得离开领主的庄园，如若敢私自离开，就要被通缉，抓回来之后还要受到惩罚。农奴的地位终身无法改变，职业也不得更改，能否结婚还要看主人的喜好，大部分时间要为领主服劳役。农奴的土地不能随意买卖，土地上种什么还要领主说了算，死后土地也不能全给儿子继承。 

 

可是类似的情况在法国早就不存在了，农民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土地，农奴制早已经绝迹，农民不仅不是奴隶，而是自己土地的主人。农民拥有自己土地的比例几乎是全欧洲最高的。有一位法国评论家写过这么一段话：“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原因在于所有人都热衷于成为地产主。在法国，下层百姓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贷给别人还是投入公积金，都是为了购置土地。” 

 

看到这里你再想一想中国，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热衷于购买住房，住房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目前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已经是全球最高，调查显示，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远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在中国，下层老百姓的所有积蓄，基本上都是为了购买住房。虽然中国已经有了这么高的住房自有率，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在喊“买不起房子”。 

 

法国这边是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德意志那一边是没有土地的农奴，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人这边会激发起更强烈的仇恨呢？作者给出了两个解释，第一是法国农民已经变成了土地所有人；第二是法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试想，如果土地本就不是农民自己的，那么强加在土地上的各种负担同他又有何干？德意志那边的农奴认为世界本就是如此，虽然他也痛恨领主，但更多的是害怕。农奴从没想过要推翻整个体制，来个大革命，有这种大胆想法的只可能是自由民。 

 

更加自由的制度确实提高了生产力，但最终却变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路易十六（当时的法国国王）的财政总监说道：“原本可以用来维持一家人生计的土地被平均分给5-6个孩子，这些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此后完全无法依靠土地生存。”这又变成了经典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自由的土地政策提高了粮食产量，但更多的粮食也孕育了更多的人口，可是土地却没有增加，大量没饭吃的年轻人最终要走上街头。 

 

大革命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但是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恰恰是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路易十六也绝非人们印象中的残暴统治者。例如，国王的猎物在狩猎区边缘毁坏了农民的庄稼，国王还表示应该予以赔偿。并非是国王自己损毁了农田，而是国王在狩猎区饲养的野兽干的。 

 

路易十六虽然是一国之主，但公众舆论对国王的影响非常大，据说他自己实际上服从于公众舆论，不断地向舆论咨询，对其表示敬畏。大多数外国人很难想象公众舆论在法国的权威地位，很难理解这股甚至能对国王发号施令的无形力量到底是什么，但它确实存在。后来的研究发现，当时的法国正在进行飞速的改革，农民的自由、平等和财产，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更好的保护。 

 

有趣的是，在这位开明、民主的国王统治下，社会的不满情绪正在加剧，民众的仇恨情绪并非只针对国王，而是针对一切旧的制度。以至于有人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差，更有可能是：一向毫无怨言，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法律压迫的人民，一旦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其猛力的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之前的政权更好。在法国人看来，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名言：朕即国家）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看到这里，让我们再来想一想现在的中国，毫无疑问的，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于30年前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人民对于社会的不满程度反而是越来越深，最常见的一句抱怨就是：“这全都是体制的错！”在30年前，你很难想象公众舆论能够左右高层决策，而现在政府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给网络流言辟谣。在30年前，老百姓对于报纸上的东西是深信不疑，而现在人们宁可相信网络谣言。现在没有人会否认整个社会的法律制度越来越人性化，但是老百姓似乎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了。比如，政府官员抽高价烟，被放上网之后，就丢了官。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最重要的政治家是谁？不是国王、不是大臣、不是贵族，而是普普通通的文人，或者叫知识分子。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很吃惊？法国的知识分子同德国的完全不同，德国同行完全不问政治，只埋头于研究纯粹的哲学，但法国的知识分子非常热心于公共事务，因此你完全可以称他们为法国的“公知”。 

 

这些法国公知看到社会上特权泛滥，自然而然的觉得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并延伸出了“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思想。他们对一切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准备用新的蓝图重建整个社会。但是他们少有拥有从政的经历，一切仅仅存在于他们的大脑之中。正因为他们脱离实际，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这套理论盲目相信，并充满热忱的加以传播。法国公知对于伴随着革命而来的破坏，连想都没想过。而法国民众对于公知言听计从，衷心拥戴。 

 

最终大革命到来了，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没能预料到大革命的爆发，但是他们此前的所作所为，全都在促使革命更快的到来。革命之后，人们所期待的东西没有一个到来，来临的只是繁忙的砍头大戏。 

 

继处死路易十六之后，断头台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不到50天的时间，仅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平均每周196人，到罗伯斯庇尔被处死的时候，著名的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砍掉了2700个脑袋。断头台的“荣誉”也逐渐从高层走向平民，据勒庞描述，被砍头的农民和工人就有近万人。断头台的效率惊人，21名吉伦特派用了30分钟，31名税务官用了35分钟，54名红衫党用了28分钟。 

 

其中近代化学之父，著名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因为税务官的身份也被砍头。在临死前，他做了最后一项实验，他和刽子手约定，想知道头被砍下来之后，意识还能维持多久，他说脑袋掉下来他就眨眼睛，刽子手仔细数了数，一共眨了15下。不过这一说法不见于正史。 

 

写到这里，相信你已经明白政府高层在担心什么了，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同当下的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要说法国大革命有啥成就？估计最直接的就是成就了拿破仑，让他当上了皇帝。王副总理说：“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会不会一语成谶？

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

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订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

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须暂时忘记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国，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

我在这里试图做的便是如此；但为达到此目的，我所付出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艰苦得多。

有关君主制最初几个世纪、中世纪、文艺复兴的历史，大量的著作已作了深入的研究；我们不仅了解当时发生的各种事件，而且了解这些不同时期的法律、习惯、政府精神与民族精神。但至今尚未有人下功夫同样地、仔细地研究18世纪。

我们自以为十分了解18世纪的法国，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它表面上那耀眼的光彩，因为我们掌握着当时最卓越人物的历史细节，因为机智或雄辩的批评家们已使我们熟悉了18世纪显赫的大作家们的著作。但是，对于处理事务的方式、各种制度的真实实施、各阶级相互的确切地位、被人漠视的阶级的境况与感情，直至舆论风尚，我们只有一些模糊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认识。

我试图深入到旧制度的心脏。在年代上它离我们十分接近，只是大革命把它同我们分隔开了。

为达此目的，我不仅重读了18世纪的名著，而且研究了许多不大知名而且不值得知名的著作，这些著作并非精雕之作，却更好地反映真实的时代精神。我仔细阅读所有的公共文告；大革命前夕，法国人在这些公共文告中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与好恶。省三级会议以及后来的省议会的会议记录在这方面为我提供了大量启示。我特别研究了1789年三个等级起草的陈情书。这些陈情书的手稿长达数卷，它们是法国旧社会的遗嘱，是它的愿望的最高体现，是它的最终意志的真实反映。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文献。而我觉得它还不够。

在行政机构强大的国家里，思想、愿望、痛苦、利益与激情，通常迟早会暴露在政府的面前。遍览政府档案不仅使人对其统治手段有一精确概念，而且能一眼看到整个国家的状况。今天，如果把充斥内政部和各省案卷中的密件全部给一个外国人看，他很快就会了解我们，甚于我们自己。读者将会看到，在18世纪，政府权力已经十分集中，极其强大，惊人地活跃，它不停地赞助、阻止或批准某项事业。它许诺很多，给予也很多。它以各种方式施加影响，不仅主持大政方针，而且干涉家家户户，以及每一个人的私生活。此外，它从不张扬，因而人们不怕在它眼前披露自己最隐秘的缺陷。我花了很长时间在巴黎和几个省研究政府留下的档案。

果真如我所料，我在那里发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它的思想，它的激情，它的偏见，它的实践。每个人都自由地用自己的语言讲话，暴露他们最隐秘的想法。我因此获得了当代人所没有的关于旧社会的许多概念；因为我看到了他们从未见到的资料。

随着这项研究的进展，我惊异地在昔日的法国处处看到许多今日法国突出的特点。从中我发现许多原以为源于大革命的感情，许多我一直认为只可能来自大革命的思想，和只产生于大革命的习惯；我时时碰到深植于这片古老土壤中的当今社会的根系。越接近1789年，我越清晰地看见产生大革命的那种精神是如何形成、诞生和壮大的。这场革命的整个面貌逐渐展现在我眼前。它已经预示出它的性格，它的特点；

这就是它本身。在这里，我不仅发现了革命在其最初努力中所作所为的原因，而且也许更有甚者，发现了它将长期建树的目标的先兆；因为大革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法国人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在第二阶段，他们要恢复一部分已被遗弃的东西。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

我献给公众的这本著作的宗旨是要阐明，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

从思想上说，我已着手的这部著作不应到此告终。倘若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我的意图是穿过这场漫长革命的起伏兴衰，追踪这些法国人——不久前在旧制度下我还和这些由旧制度造就的人们亲密相处——注视着他们随着种种历史事件而变化、改造，却丝毫不改变本质，他们不停地在我们面前重现，虽然面貌略有不同，但始终可以辩认出来。

首先，我要和他们一起经历1789年的最初时期，那时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他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

在简要追溯这场大革命的进程时，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我一直写到大革命似乎差不多完成了它的业绩、新社会已诞生时，然后，我将考察这个社会本身，我要力图辩别它在哪些地方与以前的社会相像，在哪些方面不同，我们在这场天地翻覆中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最后我试图推测我们的未来。

第二部著作有一部分已写出了草稿，但尚不成熟，不能公之于世。我能否有精力完成它？谁能说得准呢？个人的命运较之民族的民运更为晦暗叵测。

我希望写这本书时不带有偏见，但是我不敢说我写作时未怀激情。一个法国人在谈起他的祖国，想到他的时代时，竟然无动于衷，这简直是不能容许的。我承认在研究旧社会的每个部分时，我从未将新社会完全置之不顾。我不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我的目的是要绘制一幅极其精确、同时又能起教育作用的图画。因此，每当我在先辈身上看到某些我们几乎已经丧失然而又极为必要的刚强品德——真正的独立精神、对伟大事物的爱好、对我们自身和事业的信仰——时，我便把它们突出出来；同样，当我在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风尚中碰到吞噬过旧社会，如今仍在折磨我们的某些弊病的痕迹时，我也特别将它们揭露出来，以便人们看清楚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果，从而深深懂得它们还可能在我们身上作恶。

我声言，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敬畏。我这样做时往往带有歉意，但从不感到内疚。但愿那些由于我而感觉不快的人，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的而饶恕我。

不少人可能会指责我在本书中表达了一种对自由的完全不合时宜的酷爱，他们要我相信，在法国再没有人在关心什么自由。我只是恳求那些对我提出这种指责的人不妨想想，我对自由的热爱久已有之，并非自今日始。20多年以前，当论及另一个社会时，我就几乎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人们现在即将读到的内容。

在未来的黑暗中，人们已经能够洞察三条非常明显的真理。第一条是，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比在上述社会中害处更大；因为专制制度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因其平头百姓举足轻重而显得强大；在那里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良父、诚实商人和可尊敬的产业主；甚至还会见到优秀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祖国不在尘世，而他们宗教的荣耀就是在最腐败的时尚中，在最恶劣的政府下，造就优秀基督徒：罗马帝国最腐朽的时代就曾充斥着优秀的基督徒；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20年前我所想所说的就是这些。我以为，从那时以来，世界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能使我改变想法和说法。当自由受欢迎时，我表示了我对自由的赞赏；当自由遭抛弃时，我仍坚持不渝，对此人们不会不以为然。

此外，请大家好好想一想，即便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我的大多数反对者的分歧，也许比他们自己认为的要小。一个人，假如他所属的民族有善于享用自由所必需的品性，却生来就奴颜婢膝地仰赖某个同类人的好恶，而不去遵循他亲身参与制定的法律，试问这样的人算是一种什么人？这种人我认为并不存在。专制者本人也不否认自由是美好的，只不过唯独他才配享有自由；对此大家并无歧意，分歧在于对人的尊重程度；因此严格来说，人们对专制政府的爱好同他们对国家的轻蔑是完全一致的。要想让我顺此潮流，恐怕尚须时日。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刻我发表的这本书是一项浩繁工作的成果。有的章节虽短，却花费了我一年多的研究时间。我本来可以把大量的注释放在每页下面；不过我还是把它印在卷末，并且为数很少，而且一一注出页码。读者从中可以找到史例和证据。如果本书对某些读者有所启发，他们想要更多的例证，我愿另外提供。

“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托克维尔用这句话为《论美国的民主》破题。诚然，平等的权利观念和民主已经在新旧大陆变为现实，而且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但是，这门新科学，或者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目的，仅仅就是告诉法国人民这不可逆转的趋势吗？这思想和趋势不就是来自于法国吗，而且在法国大革命中

不早就展现其力量了吗？显然，托克维尔另有深意：他的第一部不朽著作透露的乃是自由如何在民主社会中可能。

十几年过去后，作为贵族的后代和政治上失败的国会议员和外交部长，同时又作为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的托克维尔，在反思法国几十年专制与革命不断循环而不得自由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回望1789年法国大革命；其思考的结果，就是150年前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真正洞察了现代政治的本质，那就是自由权利的平等（此平等是指一种和贵族特权相对的平等权利观念，而非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经济平等观念），以及民主作为唯一可能的统治合法性来源。这是不可避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仅仅在法国，而是在整个欧洲。“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民主岂能止步不前”。

所以，在评价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托克维尔并不同意伯克的保守观点。伯克对法国人说：“你们何不因循你们古老的传统？你们何不恢复你们古老的特权？倘若你们无法恢复你们祖先体制的隐失的面貌，那么你们何不将目光移向我们英国？”相反，托克维尔指出，伯克没有看清楚现代政治的本质，“问题的要害正在”“革命恰恰是要废除欧洲共同的旧法律”；但另一方面，托克维尔和他的前辈伯克是心灵相通的，伯克说的是“何不恢复古老的权利”，这种权利在法国是“隐失的面貌”，这才是关键之处，也是托克维尔欲求而不可得的东西：肇始于路易十四的君主专制和行政集权已经让法国的贵族制度失去了美德和品格，贵族变成了食利阶层，无法成为政治上的领导者；而平等观念的展开也使得贵族制度在普通国民心目中丧失了信誉。也就是说，法国已经没有英国那样可以保守的政治能力和资源，甚至也无法重新恢复，再去一步一步地演化为现代民主制度；相反，法国的旧制度（托克维尔用这个词特指路易十四以来的种种专制集权制度而非过往的贵族制度）为大革命做好了铺垫。这才是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题。

所以，正是因为后者，托克维尔丝毫没有贬低英国贵族制度转向民主的优越性，他甚至羡慕，倘使法国有这种可能性甚至有一点机会，托克维尔都不会反对法国也选择这条道路。诚然，平等与民主是现代政治的本性，却并不代表他认为这是最高的价值，也不是说就要任着这天性任意恣肆；相反，托克维尔视自由为最重要的价值，而他关注的是如何去驯化可能危及自由的民主和民主化过程。在托克维尔看来，平等是现代政治的天性，而自由则是现代政治的艺术。天性固然不可遏制，但艺术方显政治精髓。

所以，托克维尔不是保守主义的伯克，他不为贵族制度的消逝而挽歌，也并不指望法国能够重建贵族制度以获取自由；但是，托克维尔同样不认可以卢梭为代表的人民主权理论。托克维尔关注的是：在一个不可避免的走向平等和民主的时代中，如何保存自由？也就是说，自由如何在民主政治以及民主化过程中可能？民主政治又需要何种制度保障，而民主化需要哪些方面准备？前者是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民主的根本所在，后者是托克维尔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根本。这就是现代政治的核心论题，也是他为“全新的社会”建设的政治科学。

平等和民主是现代政治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在托克维尔的时代，存在的是三种（而不是两种版本）的通往民主政治——或者用今天的时髦术语，“民主化”的可能性。托克维尔正是站在这种比较的角度来反思法国大革命这条道路的。

对于托克维尔而言，要考察的不仅仅是英国贵族制度迈向民主制度，和美国在无专制君主的条件下建立起民主这两条道路及其区别，还有法国这样的君主专制国家的民主化历程。论者如果仅仅将问题对立为所谓的美国平民的自由和英国贵族的自由，就恰好忘记了托克维尔还严肃地讨论过专制者一人的自由和公务员贵族的自由！

事实上，英、法、美三国的历史实践，昭示了迈向民主制度的三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来自英国，特点是重视自由胜于重视平等。由于保存有较为完好的贵族制度，“自十七世纪以来，封建制度已基本废除，各个阶级互相渗透，贵族阶级已经消失，贵族政治已经开放，财富成为一种势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税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辩论公开。”所以在英国，通往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正是这些新事物一点一滴巧妙地渗入这古老的躯体，使之复苏和免于瓦解，并在保持古老形式的同时，灌输新鲜活力。十七世纪的英国已经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托克维尔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英国并不是旧社会，而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如果有人认为把革命后的法国和美国作为二元对立不甚恰当的话，那么把英国和美国作为二元对立就更是曲解了托克维尔的意思：英国显然代表了“通往现代政治”的一种可能性，无视英国以及它的杰出思想家伯克等对于现代宪政制度、代议制民主和政党制度等的贡献，是一种虚妄。对于英国而言，扩大享受自由权利的范围，是在一点一点地完成，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

第二种方案来自法国，特点是重视平等胜于重视自由。法国有和英国一样的贵族制度，一样的司法独立，一样的自治传统和一样的自由精神。但是始于十七世纪末期的中央集权化过程，使得贵族失去了政治权力和品格，取而代之的是王权专制和行政官僚，“这便是国家行政机构，它建立在地方权力废墟之上，向四面延伸；这便是日益取代贵族统治的官吏等级制度”；这时，贵族仅仅是作为食利和特权阶层而存在，自然激起平民更大的愤怒，与之类似的还有宗教；行政集权还对司法、地方议会等制度不断实施打击，王权和依附其上的行政组织成为社会依靠的唯一对象；同时，中央集权体制使得社会原子化，民众直接面对国家，当然也把所有希望和怨恨都给予国家；集权制度还使得知识分子不是从事实际的政治，而是一种抽象的文学政治，甚至构建了一些革命的话语。这时的法国，不但失去了自由，而且并不平等，但是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却盛行，这一切，使得大革命变得很难避免，大革命带来的是平等和专制并存的法国，从此法国开始了漫漫的祛除专制和找回自由的政治历程，托克维尔一生的从政经历以及政治思考，都是在为此而奋斗。

第三种方案来自美国，特点是对平等和自由都给予了均等的重视。这里没有专制君主和贵族制度的困扰，一开始就能基于平等的原则立国，而美国人又继承了英国政治的传统，懂得自由的宝贵和用制度维持自由的技艺——平等和民主是现代政治的天性和美国的幸运使然，而一个保护自由的精巧的政治制度才是美国开国者最杰出的艺术和贡献。而这一点，显然与英国的贵族制度、地方自治、司法独立、宗教传统等是一脉相承。

这就是托克维尔时代已经发生的三种方案：那就是英国的“贵族＋演化”道路，法国的“专制集权＋革命”方式，和美国的“宪政民主”立国——事实上，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仅仅一处，但是异常重要地提到了第四种方案的可能性，这段话和他全书认为只有贵族制度才具备保持自由的同时扩大平等的可能性的观点并不尽同：“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也就是说，在法国的旧制度下，是否也有君主能够看清历史大势，培育改革环境并果断实施改革而避免革命，实现政治转型的可能性？而真有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话，这种变革方式要优于人民民主主权名义下的大革命方式?因为前者能够发展成为自由民族，而后者则使得专制像恶魔一样缠住法国。他还专门强调了这个观点的重要性“要理解我们这场革命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事实上，连民主主义者杰斐逊晚年也指出：“假若十八世纪的君主们能够致力于渐进性地改革环境，为了进步性的提高而做有益的进步性的调节，那他们的臣民就不会被迫通过流血和暴力去寻找轻率和破坏性的革新。”可惜，法国的君主并无这个政治智慧和预见性，但是后来有的专制君主或者专制领导人却从这里吸取了教训：为了避免革命，必须实施改革。历史表明：这第四种方案在很多有着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成功了，但是也有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试图实施这种改革却失败了。

所以，就比较三种方案而言，托克维尔欣赏美国的民主制度，但并不代表他贬损英国的民主化过程。但英国的初始条件终究是远远比法国幸运的，法国的“旧制度”才是托克维尔论著中的反题。贵族制度的基础使得英国在“民主化”中保存了自由，同时这种自由权利不断扩大，一种相对稳定的演化过程实现了平等的自由权利；而专制制度下的法国则是急风骤雨，但在“民主化”过程中丢了自由。托克维尔显然更加欣赏英国方案，在英国，“英国贵族的杰作是使社会各民主阶级长期地相信共同敌人是国王，因而使贵族终于变成了各民主阶级的代表，而不再是他们的主要对手。”而在法国，“法国贵族远非其他阶级的首领，无法和其他阶级一起反抗王权的专横。”

所以，尽管托克维尔全书的主旨在于告诉我们“路易十四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经使得法国革命不可避免”，但他依然设想过法国迈向民主政治有更好的方案或者机会，比如一种英国方案的变体。在他对法国朗格多克三级会议（英国制度的翻版）的研究中，他在结尾处写道：“由于有了朗格多克这种特殊政体，新的时代精神才得以平稳地渗透到这古老的制度中，它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了一切。”他依然认为新的时代精神必须得到实现，但是英国或者朗格多克的“平稳渗透”版本显然要远远好过大革命版本，他比较后写到：“其他各处本来也是可以这样办的。倘若当初那些君主不是仅仅考虑坐稳江山，他们只要把用于取消或歪曲省三级会议的一部分的顽固劲头和气力拿出来，就足以使省三级会议依照朗格多克方式臻于完善，并使之全部适合现代文明的需要。”如果说，英国贵族制度下是相当自然的演化出这种“平稳渗透”的话，那已经中央专制集权的法国要想实现这种“平稳渗透”，则必须依靠富于政治智慧而不仅仅考虑坐稳江山的专制君主了。或许这就是托克维尔设想的专制君主领导的革命吧，也就是前文说的第四种通往现代政治的方案。

总之，仅仅是因为大革命前法国将近一百年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法国贵族在大革命前已经不具备英国贵族的政治权力和品格，所以托克维尔不像伯克那样谴责法国革命和试图重建贵族制度。法国并不具备像英国这样推动渐进演化的主导力量，从而使得革命不但变为不可避免；革命也由此具备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它至少为既无自由也无平等的专制法国带来了平等，“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虽然发生于旧制度的大革命并没有带来自由的新制度——这是“旧制度”的悲剧，也是“大革命”的不幸。

托克维尔并未如保守主义或者保守的自由主义一样谴责法国大革命，相反，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开篇和结语都赞扬这场革命，“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这就是1789年，无疑它是个无经验的时代，但它却襟怀开阔，热情洋溢，充满雄劲和宏伟：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当目睹这个时代的那些人和我们自己消失以后，人类一定会长久地以赞美崇敬的目光仰望这个时代。”

但正如上文已经提到，说到底，托克维尔为什么要为旧制度感到惋惜呢？一个形存实亡的贵族制度，一个不复自由的专制制度！托克维尔为什么要谴责大革命呢？既然法国已经丧失贵族政治之自由品格而只残留食利阶层，既然这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已经深入骨髓，既然这“最专制的政府也能够与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乃至压迫人还要摆出若无其事的可笑样子”。

既然自由早就消逝，革命就有其价值。在托克维尔看来，至少有两条原因彰显了法国革命的价值：第一，法国革命使得在法国，平等的思想演变为现实，即便自由权利并未扩大，但是每个人都能更加平等地享有自由；其次，法国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革命，还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国家，甚至包括英国。“法国人从英国法律中吸取了宪政自由的原则和法律秩序的思想。在英国见到的若干民主风尚以及在那里宣扬的公民平等的大部分理论，看来都来自法国。”他也充分评价甚至预言了法国革命将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影响：“最了不起的，并不在于法国革命使用了各种手段，创立了各种思想：伟大的新事物在于，那样众多的民族竟达到这样的水平，使他们能有效地使用这些手段，并轻而易举地接受这些准则。”这点在他身后50年、100年甚至更远的将来都还会长久的产生外溢效果。

然而，也正是因为革命前的旧制度，不但使得法国不能像英国那样从贵族制度在保持自由的同时演化出新制度（托克维尔设想但不奢望这点），更可悲的是，“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要想象的要小”，大革命没有带来自由，反而是更加中央集权的政治，其原因恰好在于“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专制制度使得连革命者都无可避免的打上专制的深深烙印”。所以，“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这是旧制度的产物，并且我还要进一步说，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这根深蒂固的专制制度啊！“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法国革命并未换来自由，这点，正是让托克维尔一生痛心疾首的。

旧制度，摧毁了法国贵族的政治领导能力以及演化成民主制度的可能性，造成中央集权行政体系和法国人民的分崩离析也就为大革命铺设了条件，还使得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依然无法获取自由而只能不断加强中央集权，而“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托克维尔痛恨和诅咒的，正是这个旧制度。专制制度下产生了一种变态的政治文化，“如果说这种不正规的、病态的自由为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准备了条件，那么，这种自由使法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也许更不适于在专制制度的遗址上，建立起和平与自由的法治国家。”而且更为可怕的是，这种专制和革命的文化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法兰西，成为未来法国政治的一个主线：“统治者垮台了，但是他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死亡了，他的行政机构却继续活着，从那以后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托克维尔写此书的时候大革命已经结束六十多年，然而法国依然不见自由的踪影，几年前他在《回忆录》中就写道：“在法国只有一件事实我们干不成的：自由政府；只有一件事物是不能摧毁的：中央集权。它怎么会灭亡？”今天，当我们再回首看托克维尔的感叹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想：旧制度、大革命与“新”制度的故事，仅仅在法兰西一次又一次的上演吗？

一句话，在托克维尔看来，相对于英美，法国并未能给现代政治的核心论题一个满意的答案。那么，他给出答案了吗？

既然历史趋势不可阻挡，既然初始条件无法选择，两者一起造成变迁道路就很难避免（尽管托克维尔设想过其他可能性），这些一起造成历史后果无法逆转。那么，托克维尔关心的就是自由在革命后的集权国家如何重建？或者说，继续去回答他的核心问题：自由如何在民主政治以及民主化过程中可能？

托克维尔英年早逝，他希望写的关于法国革命的第二部著作并没有完成。他仅仅回答了旧制度是如何制造出毁灭自己的大革命，但他并没有详细展示大革命后的中央集权制度，应该如何摧毁专制，又如何实现自由？不过，尽管托克维尔没有提供给我们系统的解决方案，或许根本也不存在这样的建构性的方案，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我们能够零散的看到：他反对什么，他又支持什么？

托克维尔把自由定义为“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他并不看好在人民主权名义下进行的革命，他虽然没有从理论上对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展开完整的批评，但他认为要在制度上实现权力的分立和彼此制衡，要从传统中挖掘保障自由的东西比如宗教，同时要努力形成一个公民社会，这些是防止绝对权力的关键，也是政治成熟的标志。

托克维尔所推崇的显然是来自于孟德斯鸠和美国开国者的宪政制度，如用立法权和司法权来限制行政集权，用联邦制度来限制中央集权，只不过他所处的时代使得他能够观察是否采纳这些宪政制度对于政治生活和公民自由的实际影响。他不是孟德斯鸠和开国者这样的设计者，而是观察到政治效果的科学家。他指出“当议会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时，中央集权制成为有名无实”，还正确地指出议会制并不能够代表人民主权，英国议会“爱惜地方自由并非因为它尊重地方自由，而是因为身为立法权，它找不到得心应手的制服地方自由的有效手段。”

但是，在革命后法国这样更加行政集权，地方分权制度并无踪影时，还有其他资源吗？托克维尔认为要挖掘社会传统中一切有助于保持自由和抵御专制的因素为未来重建自由制度作准备。他首先谈到宗教自由。托克维尔认为基督教是保护自由的重要资源，大革命之所以开始选择基督教作为供给对象，“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事实上，“基督教乃至天主教中，并没有什么东西是与民主社会的精神绝对对立的，有好多东西甚至对民主社会大为有利。”

托克维尔最为看重的乃是乡镇自治和结社自由这两条。因为他始终认为国家除了君主（无论是旧君主还是新专制者）和民众以外，必须有各种各样的中间政权机构和中层组织，来限制中央集权，保障公民自由，训练政治参与，促进公民精神。既然旧制度和大革命一起夷平了贵族这一天然的中间政权和社团组织，那么地方自治和结社自由就成为新的手段。今天，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

托克维尔的著作多处谈到这点，这大约是他认为政治自由能得到保证的最好制度安排。他说，“没有比贵族制更有利于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立和维持久远了。”对于美国这样的新生民主，“英国人的地方分权制度发扬光大：市镇变成几乎独立的市政府，成为某种民主共和国。”对于革命后更加中央集权的法国，托克维尔指出，从集权制度中夺回权力是很困难的，“或是因为难于从当权者手中夺取权力，或是因为难以知晓委托谁来使用权力”，但是“当一个民族一旦接受了人民主权原则，当知识在那里已经普及，当治国科学已臻完善，在人们已经尝到过集权的政府的苦头时，就会经常看到居住外省和城市的公民们如何在他们中间努力创建某种集体政权，来处理他们的自身事务。”事实上，法国一直没有摆脱中央集权和独尊巴黎的事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法国才开始大规模的地方分权改革，包括把地方官员的任命制逐步改为选举制，同时赋予地方官员直接选举产生而使得其具备独立权力。这，已经是大革命二百年之后了。

托克维尔指出，扩大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以建立公民社会是关键。特别是结社自由，因为如果言论自由也被钳制的话，至少还会有基本的结社权利，只有为数极少的最为专制和残暴的政府才会让公民道路以目。本来，“在贵族制国家，贵族社团是制止滥用职权的天然社团”，那对于没有或者铲平贵族的民主国家而言呢？“结社自由已成为反对多数专制的一项必要保障。”

事实上，乡镇自治、结社和形成公民社会对于专制国家的作用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防止社会造成的崩溃性革命或者战争。托克维尔指出，革命前的法国，是一个中央集权控制地方、控制社会、控制所有团体、控制言论以至于形成大众社会的国家，“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正是独夫体制，天长日久，使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是独夫政体的必然后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人与人之间彼此疏离的社会正是最后造成大革命的根源。二十世纪的政治更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康瑟豪斯对于大众社会的政治（Politics of Mass Society）的论述中，在阿伦特、阿隆关于极权主义的论述中，一个夷平了社会中间团体的政治，给本国或者其他国家带来多大的危害，而其统治又是何等的脆弱，必然为战争或者革命所摧毁——他们的论著都从托克维尔那里吸收了养分。

公民社会第二个方面的作用是为未来的制度改革做好社会准备。帕特南对意大利民主制度改革的经典研究《民主运转起来》提供了最好的说明：同样实施的政治制度改革，在有着公民社会传统的意大利北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在有着专制传统的南部，则效果大打折扣。而东欧的公民社会运动也告诉人们，在一个夷平任何其他政治组织的国家，公民社会可以创造出多大的能量，可以用以前不能想象的和平手段，去改变一个仿佛不可能挑战的强权，并为之后的制度转型和民族和解做好准备。

到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可以看到，促进市场经济、启动地方自治和培育公民社会，乃是革命后专制国家中最富于远见的政治家为消解可能的革命和为未来的制度改革做的最好准备。当然，如果时机成熟，最为重要的还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不同国家有不同国情，但决非是人民主权的又一次翻版，而是遵循托克维尔等论及的分权制衡、代议制民主、司法独立、中央地方适当分权等现代宪政制度的基本原则。“因为，在我们这一代，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政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政策。”，这才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而不是屈从于现代性展开下人民主权的任意恣肆。

托克维尔的这些卓越见解和思想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还同时成为激发一次又一次政治学研究的源泉。无论是达尔等多元主义民主还是对政体科学和宪政主义的思考，无论是对公民社会的论述，还是对地方分权的实践，都打上了深深的托克维尔烙印。托克维尔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显得异常睿智和富有远见，成为我们今天最富有洞察力的思想来源。

托克维尔被普遍认为是一名卓越的预言家，一位理解人类历史第一次“现代性”意义上的政治和社会革命的中心人物。拜时代所赐，他能够充分地吸收来自于卢梭、孟德斯鸠、贡斯当、伯克、密尔、休谟、美国建国之父的思想；拜时代所赐，他又是第一个严肃观察、比较和研究不同国家通往民主的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民主政治造成的实际后果，再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身份来反思自由与民主的价值的现代人，其思考和判断要远远比卢梭甚至比美国开国之父们更为审慎、成熟，又比后来的政治科学家们带有更多本质性的价值考量。

但是他的卓越见识并不仅仅是前人和时代给的，更多的来自于他对不同国家和社会的亲身观察和分析，来源于他对历史材料的充分把握，来源于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政治实践，来源于他对国家政治命运的深刻思考。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志不在于构建纯粹理论；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文人；他既是一位有着古老的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政治学家，又是启发今天思考国家、政体、宪政、民主化、革命、公民社会等最为重要命题的新时代的第一位“政治科学家”。

在托克维尔身后，法国革命开启的革命浪潮席卷世界，而且在不同地方不同阶段添加了新的内容，比如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使得制度、思想和革命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但无论如何，托克维尔对于人类现代历史上第一波革命和民主化浪潮的解释，被公认为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个话题最为深刻、客观的思考以及所有讨论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