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镕基与格林斯潘的对比，看中美两个超级经济体的再平衡。读《失衡》

朱镕基和格林斯潘在成长过程中都没有父亲的陪伴。朱镕基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而在格林斯潘5岁时，他的父母便离异了，从此他跟随母亲生活。他们两人都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成熟起来，成长为十分独立自主而又求知欲强的人。这样的品质使他们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

早年的苦难让朱镕基最终蜕变成为一个十分坚强的人。他就是那位令当代中国实现市场化的清廉的改革者。而格林斯潘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长大，亲眼见证了经济繁荣的变化无常。

他们两人对于意识形态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中所起的作用有一些分歧。朱镕基的关注点更加偏向实际：他贯彻了以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的经济理念为框架的改革开放。而格林斯潘作为美联储主席，比朱镕基更多地将意识形态带入经济政策的探讨中。他极度依赖于艾茵·兰德的自由放任的客观主义哲学，就好像这是他的自由市场模式的理论支持。

他们两人在快速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都是关键人物。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朱镕基看到在通往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会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作为新中国第五任总理，朱镕基提出了两个重要政策：放开中国的国企所有制结构以及加入世贸组织使得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得以规范化。中国逐渐发展成为金融危机后亚洲的经济领跑者。而与此同时，原来的经济领跑者日本则深陷在一连好几个“失去的十年”当中。

在地球另一端，格林斯潘开始着迷于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利用了新的信息技术和非凡的金融创新，以期提高生产率。格林斯潘无疑就是让美国经济顺利度过20世纪90年代的那位大师级人物。作为整个世界经济活力的典范，美国发展的程度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可望而不可即的。

然而在离任时，他们两人由于都太专注于经济的增长，而使经济发展得有些过头了。资产和信贷泡沫让美国的经济神话开始趋向于不稳定，并充斥着格林斯潘之前未能重视的风险。与此同时，失衡的中国经济也开始转向日益不稳定的发展道路。

随着两国经济体内风险不断累加，甚至相互加剧，两国的相互依赖关系开始逐步深化。格林斯潘和朱镕基遗留下的问题由此便不可避免地被联系在一起，并且留给两国的下一代经济领导人去解决。

格林斯潘和朱镕基的经济管理工作对经济政策的艺术性与实践性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他们二人在各自的经济体制内都对自己工作的微观方面很精通：格林斯潘是美国重工业行业的顾问，而朱镕基则是拥有许多专业知识的中央规划者。他们两人都没有作为宏观经济从业者的丰富经验，但这正是总理和美联储主席的工作职责所要求的。

微观与宏观之间的鸿沟一直以来就使经济专业人士感到头疼。微观经济学更像是一门可以用精巧的数学模型描绘的科学；而宏观经济更像一门艺术，用数学表现，却时常陷入危险的回归假设当中。后者的关键点在于，对于一个公司有意义的规律是否同样适用于所有公司？或者说对于一个顾客言之有理的情况是否可以推广到国民范围都适用的层面上？

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对朱镕基和格林斯潘来说都不容易。中国的中央规划机构对产业有足够的专业技能支持，而且对于产业之间的交易与发货有着良好的信息渠道，但是这些优势并没有有效地解决综合国民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中国数据信息采集系统的设计也不便于得出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数值，而这两者正好是经济结构和经济数据的来源，也是宏观经济政策规划的重要依据。中国没有中央的预算管理机构：每一个部门（教育、国防、交通、住房建设等）都各自为政，而且中央政府税收（主要是消费税和关税）和省级地方政府税收（主要是不动产和其他财产税）的征税功能也被分割开来。同样，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在1998年朱镕基准备出任总理的时候才刚刚成立。

换句话说，在朱镕基接管中国经济的时候，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大宏观经济管理的支柱几乎不曾建立。加上经济体系监管的不完善，可以说在当时，人们根本无从知晓中国经济真正的运转情况，更不用说政策的调整对各重要部门的影响了。当中国的混合型经济形成，富有生机的私营企业与更庞大的国有企业一同快速发展起来时，这些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大家都想知道这样的混合经济将如何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一直在盲目地快速前行。

幸运的是，中国当局的直觉拯救了中国。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就是一个重要而恰当的例子。那同时也是朱镕基成为宏观决策者之后面对的首次挑战。朱镕基立刻意识到中国这种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在外部需求突然下降时是多么不堪一击，这种情况正是由1998年年底的危机引发的。同时，他也意识到中国即将面临掉入货币死亡旋涡的风险，正如其他接连发生货币贬值的亚洲经济体。基于这些发现，一项通过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来弥补摇摇欲坠的外部需求的刺激型经济政策和一套通过钉住美元来保值人民币的策略出台。这些相当于是中国领导人在经济上临时发挥的逆经济周期政策，但政策确实起了作用，并且给中国当局上了重要的一课，对于应对未来的危机也极其重要。

而格林斯潘在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中遭遇了其他一系列不同问题。他承认在他从业生涯的早期“很难将经济看作一个整体”，但他“正在越来越了解各个部分的情况和它们是如何相联系的”。然而作为美联储主席，他很快便不得不离开他的熟悉领域。

与朱镕基不同，这位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可以调用大批优秀的经济学博士，先进的宏观经济预测模型以及与全面、完善的美国经济数据库相连接的分析工具。但是，美联储的分析框架比较信奉那些长久存在的固有模式，最终导致了严重问题。研究人员着重关注当前的分析，也就是在每次政策会议前的几个月中经济的情况，以及这对于评估当下经济走势有何影响。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也固守着由格林斯潘的导师伯恩斯始创的经济周期分析法，其本质就是基于过去的商业循环预测未来的情况。由于这种方法采用了过去与现在对比的做法，它导致富有活力并且快速发展的美国经济在结构和表现上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空间。

然而，格林斯潘对美联储使用的工具却感到很适应。长久以来，他作为伯恩斯的学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经济周期分析法。同时，美联储职员们固守短期内数据走向的这一倾向也与他担任经济顾问时的做法相一致。格林斯潘对过往的经济史和财政史都有很专业的检视能力，然而在他身为政策决策者的早期，却将这方面的关注点过多地放在了伯恩斯循环模式理论中的美国商业周期上。

由于格林斯潘习惯于从过去的经济周期模式这一角度来审视宏观经济，他忽视了很多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鲜而又重要的挑战。全球化并不能很好地符合他的理念架构，这使得他未能认清美国经济与别国，特别是与中国经济日益紧密的联系。比方说，当他被要求解释低通货膨胀率时，他忽略了中国廉价的出口商品的因素，而是认为“大稳健”时期的通货膨胀率之所以如此低，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功劳。

这并不是说格林斯潘缺少求知欲。相反，正如他坚持不懈地探索兰德理论的深层内涵一样，他一直研究美国经济的新发展，尤其是新的信息科技的影响、生产率的变化趋势以及资本市场和美联储政策的联系。然而，这些发展和变化依旧没有对货币政策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每当这时，他总会引用客观主义者的理论：自由放任的市场在辨别这些发展对经济增长、失业率以及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等方面比一群央行行长的圆桌会议要高明得多。

最后要提到的是，格林斯潘身为一位经济管理者，更加依赖于思想理念而不是事实。朱镕基则恰恰相反。沿袭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邓小平理论，实事求是的分析法成为朱镕基理念框架的根本所在。这个根本性的差异在中美下一代政策决策者那里也同样存在。

朱镕基与格林斯潘两人的各方面对比揭示了许多关于中美间相互依赖关系的事实。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体系显然是迥异的：美国典型的市场经济体系与中国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但这两种体系对它们各自的政策制定者却有着相似的需求。

当朱镕基和格林斯潘分别掌控各自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时，中美显然在发展上处于两个极端，但两者都遭遇了重大的决策挑战。这位中国新一任总理不得不将这个坚定但模棱两可的有关经济发展的承诺转变为实际行动，而在这个越来越复杂，并且竞争与相互依赖不断加强的时代，新任美联储主席则不得不积极应对以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是他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在经济管理与政策制定方面，朱镕基与格林斯潘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各自在产业分析的实证中小试牛刀——朱镕基作为核心的规划者，而格林斯潘则作为商业咨询师。他们二人都很善于评估艰难的挑战，并发展在实践性证据中有着牢固基础的那些已成型的策略。但他们主要的区别在于思想意识——并不是大家可能会认为的那样。现代中国惊人的发展源自一种对“文革”狂潮的强有力的抵抗。邓小平将这一力量转变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信条：改革开放，而朱镕基的卓越贡献则是将这一信条具体化并实施。在执行这一策略时，他不仅很实际也非意识形态地乐意利用市场以及国家导向的政策制定，来推动经济的不断发展。

相反，格林斯潘却是意识形态的忠实追求者。他想要为几乎每一个挑战找到一个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行得通的应对方法。在美联储政策的制定中，他的放任主义思想引起了一种货币宽松的错觉，并最终导致了资产泡沫、储蓄不足、过度借贷以及一波波后泡沫经济的冲击。最终，这位资本家还没有这位社会主义者来得实在。

格林斯潘与朱镕基两人在思想意识上的反差甚至触及两国经济发展关系的另一维度——维稳。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机制对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发展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不可知的。格林斯潘坚信经济的波动是当局决定要完成国会所下达的保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指示而所要承受的后果。而始终坚持监管当局相比市场参与者对经济的泡沫了解得更少的格林斯潘相信在泡沫破灭后，美联储有手段和能力使经济恢复平稳。

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早期，这一切可以说只是基于他自由市场经济的客观主义理论的一种预想。但在2002年，他将一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邀请到美联储董事会，这位教授关于货币政策在解决资产泡沫时所起作用的研究得出了与格林斯潘的理论相似的结论。正如我们马上知晓的那样，本·伯南克与格林斯潘讲究意识形态的美联储相当适合。在2004年一场庆祝“任务达成”的演讲上，这位大师基于这项合作过早地吹嘘着在2000年股市泡沫破裂时美联储采取“扫除通货膨胀”这一应对战略的优势。

而对于朱镕基而言，经济的稳定意味着一切。基于对中国漫长历史长河中的不稳定与动荡，以及现代史上的“文革”，他将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的稳定作为中国大政方针中极其重要的目标。比如，朱镕基充分认识到1980年年底激增的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大幅减缓并打击了中国经济这一情况——许多人坚信这是一种“硬着陆”的方式——他立刻强调了他期望1993~1994年的通货膨胀问题可以通过更易被接受的“软着陆”方式来处理。与格林斯潘那种倾向于在事情发生后再解决的后泡沫时代灾难的风格相比，朱镕基坚信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应先发制人以避免发生灾难。中国不断部署着被称为具有前瞻性的经济政策：首先在20世纪90年代末解决亚洲金融危机，接着抵挡21世纪初的科技股泡沫后的形势，以及应对2008~2009年经济危机。

在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朱镕基的成功最终成为格林斯潘要面对的问题，当然，反之亦然。通过推行改革开放，朱镕基释放了现代世界最强大的出口机器。同时，由此而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供应链也成为威胁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等高成本经济体的工作和收入的几大相关要素之一。格林斯潘应对这些压力所使用的措施——寻求增长的新方法而冒险——最终使美国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但是，中国的成功也衍生出了一些复杂的问题。当中国由出口带动的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逐渐积蓄力量时，它对中国重要贸易伙伴的反通货膨胀效应也在逐渐增加。格林斯潘利用这样的低通货膨胀率继续推行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其所需要的宽松货币政策。他思想意识的狂热使他始终坚守着他的观点——所谓的大稳健是由可以永久战胜通货膨胀的生产率导向型的美国经济支撑着的。而另一个解释——“仅仅”暂时抑制了通货膨胀的中国出口大浪潮对他而言毫无意义。

但是，朱镕基并不能摆脱指导中国推动不断加重的全球失衡问题的责任。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正确利用经济复苏拯救了岌岌可危的中国经济，之后朱镕基积极行动，规划和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切实地让中国经济增长。然而这个方法却为之后的局面埋下了隐患。朱镕基这位微观管理者的实际经验最初是在中央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未能洞察到中国经济的大变化实际上是由他所主张的企业所有权转变而造成的。现在已经市场化了的私有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和股东回报，越来越多地关注成本控制以及可以被削减或被机器代替的剩余劳动力。

这就意味着，中国不得不加快发展，通过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减少贫困。由此而产生的中国经济的十分危险的发展速度是最终导致中国国内外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这也导致产能过剩和资源消耗、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环境恶化和污染。尽管中国在“文革”之后的经济增长任务非常紧急，朱镕基还是未能重视越来越严重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将在几年后困扰这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发展历程的国家。

就他们个人而言，格林斯潘和朱镕基非常欣赏彼此。正如大多数世界上的领导人和高级别政策决策者一样，他们二人时常在不同的国际会晤和论坛上相遇。格林斯潘写道：“我十分赞叹朱镕基对中国经济不足之处以及需要的补足措施的深刻认识。”而朱镕基多次说起格林斯潘是个“老朋友”，同时也补充道：“每当危机发生，他都会宣布降低利率。”他们总会称赞对方促进增长的方案，而实际上同时也在利用对方的方案来规划自己国家的经济政策。这种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很好地与更为深远的中美之间的合作相对应。

但这并没有维持太久。朱镕基的方针导致中国经济开始失衡并依赖于出口，而格林斯潘的策略则导致美国深陷泡沫与债务当中。这种“盲目”的发展进行得越快，越难实现真正的飞跃。朱镕基和格林斯潘都拿不出能够让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退出策略。他们认为生产者没了消费者便无法发展，而同样，消费者没有了生产者也无法发展，所以，增长对二者而言都至关重要，应不计后果地致力于增长。最终，这两位政策决策者纷纷落入相同的虚假繁荣的陷阱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