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莫西·F•盖特纳，美国经济学家，第75任美国财政部部长，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财长。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和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的财政部长，他帮助美国渡过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然而，他最终却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多年以后，当盖特纳再谈起金融危机，他说：“金融危机的确是对于世间饮食男女的一次真实的压力测试”，这也正是书名的由来。台前幕后，从危机开始，到加剧，然后失控，他曾做出了哪些选择和决策，其中又对错几何？
不论他的经历算是成功或是失败，这些经验和教训都如此宝贵，它们帮助我们弄清危机的因果，面对下次变化就可以更加从容。
与其说是《压力测试》是一本个人回忆录，不如说是一次金融危机亲历者多年反思后的复盘总结，在书的开篇盖特纳这样说：
这本书讲的是在危机之前、危机之中，以及危机之后我们做出各种选择的故事，并非所有选择都正确，但这也不是一本“要是听我的，就会怎么样”式的回忆录…如果我从过去的危机中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谦逊的重要性—关于我们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能力，以及我们如何安全应用一个简单解决方案的能力。这些都是在大灾变中必须牢记的有用思想，虽然并不令人振奋。
精彩书摘
金融危机的反思
2008 年11 月，我告诉刚当选总统的奥巴马，他在任期内最需要做的就是防止经济危机，但他说他想实现的远不只这些。他的确也做到了。他结束了伊拉克战争，放缓了阿富汗战争的脚步。他的医疗改革不仅仅扩大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保险保障范围，更大大降低了那些极易导致财政危机的医疗开支。他在同性恋权益、清洁能源和教育改革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历史将铭记这位伟大的总统。
但是他在解决经济危机上的成功始终是他政治遗产的核心部分。经济危机的解决和预防使得总统的其他成就成为可能，因为一场经济危机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比我们经历的任何失业、还贷压力、贫穷还要严重得多。当奥巴马就任总统后，我们便朝着那个目标不断前进。美国在2009 年有近900 万的人口失业。房地产业和汽车产业正在不断萎缩。虽然美国政府做了适当的调控，并采取了保障措施，但是金融系统仍旧支离破碎。那5 枚炸弹——房利美、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时时刻刻都有爆炸的危险，而且它们的危险要比雷曼兄弟公司大得多。
这些火药桶并没有爆炸。美国经济摆脱了它的死亡周期。这半年来它开始慢慢复苏。到2013 年年末，美国的GDP比经济危机前提高了6%；而日本、英国和欧盟的产出都还始终低于经济危机前的水平。在减少了15 万亿美元后，美国的家庭财富也还高于经济危机前的顶峰值。截止到2014 年3 月我写这部著作的时候，我们已经保持了连续48 个月私营企业就业的增长，创造了近870 万个工作岗位。虽然我们6.7%的失业率依然很高，但是它已经远低于过去10%的峰值，也远低于欧元区12%的失业率。
在2008 年经济危机中我们遭受的打击甚至要比1929 年那次更大，但是这次后果却要远好于1929 年…华尔街和其他产业的稳定发展，将会保护布衣街的实体经济免遭另外的经济危机的打击。
在他（奥巴马）的第一任期内，经济复苏法案和其他刺激计划包含了大约1.4 万亿美元的减税、促进就业的政府投资，以及对低收入和中产家庭的直接补助。这些还不包括总统对汽车行业的救助，而这些措施帮助复苏了垂死的汽车制造商，并帮助防止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萧条，还有就是他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危在旦夕的救助计划，这把抵押贷款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并帮助重振房地产市场。
至今，这场金融危机留下的悲剧性痛苦和折磨仍在继续。金融危机向来如此。经济学家卡门· 雷恩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 罗格夫——这位就是我之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的同事，会议期间就在大脑里下棋的家伙——计算出一般国家在经济危机后要花8 年时间才能恢复危机前的收入水平。
即使我们做得比一般国家好很多，但危机也比一般国家更为严重，可以说美国承受了这次可怕打击的绝大部分。长期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这对工人以及整体经济都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贫困人口数仍旧是惊人地高企，大多数家庭收入增长仍然停滞不前，而且我们的房地产项目无法阻止数以百万计的房屋止赎案例。尽管奥巴马总统坚持对富人增税，为穷人和中产阶级减税，并扩大联邦安全保障体系，然而不平等现象仍在增多，并有持续10 年之久的趋势。
这种经济复苏缓慢和财政复苏迅速的并置会让人觉得，我们更关心华尔街而不是美国普通民众。这当然不是真的。但确实，与先前几次危机或者这次危机中的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经济的复苏表现更强，但却比普通衰退之后的复苏要缓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金融危机后去杠杆化的现实。经过长期的借贷过度、住房建设过度和财务杠杆过高，美国人一直在存更多的钱去偿还债务，消除房地产市场的过多存货，而银行则在其中控制风险。这都是愈合过程的一部分，但它已经阻碍了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我们运气不好地遇上了一些无法控制的冲击，比如中东动荡、日本的海啸、欧洲挥之不去的混乱和美国部分地区的干旱。
然而，我们自己也犯了一个严重而且是咎由自取的错误，即我们过早紧缩的政策。总统一直强烈主张财政刺激，从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刺激——经济复苏法案开始，之后陆续出台了几个温和的刺激法案和更实质性的刺激计划，即使当“刺激”变成了一个肮脏的政治词汇之后。自2010 年以来，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支出的削减使每年的GDP增长少了一个百分点——这是我们过去不冷不热的经济增长和原本可以拥有稳定经济增长的区别。2013 年3 月，生硬的全面支出削减，也就是所谓的“自动减支”生效，又砍掉了GDP增长的0.5%。但我们并没有完全像欧洲一样重复1937 年经济危机的错误，因此，不成熟的财政紧缩政策并没有扼杀美国的经济复苏；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刺激，经济复苏的力量也确实大大削弱了。
在奥巴马总统的任期内，财政赤字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惊人的10%降至约3%——部分原因是因为其负责任的政治政策，例如取消了布什为富人减税的政策；部分原因则是因为永久的紧缩政策，例如自动减支；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经济走强的缘故。可支配的支出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下降到自艾森豪威尔政府后的最低值。医疗保健成本的增长自2010 年以来一直保持最低纪录，这里的显著原因似乎是由于总统的改革。由于利率仍明显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因此我们应该利用大大提高了的财政前景的优势，将我们的长期投资更多地用于教育、研究，特别是基础设施，最好是更多地投资在广泛的财政改革背景上，这将使我们的长期承诺更具有可持续性。
一般而言，政治的功能性障碍——担心华盛顿僵局可能会导致经济的灾难性后果——会拖累经济增长。2011 年夏天的债务上限摊牌将美国推到违约的边缘，这对商业与消费信心的打击是非常残酷的。2013 年秋，共和党人继续在经济上相要挟，除非总统同意撤销医保法案，否则拒绝通过财政预算案，但这显然是不会发生的；在一次毫无意义的为期两周的政府关门后，他们的领导人终于退却了。超级大国真的不应该围绕这样的事瞎折腾。但总统再次拒绝与共和党在2013 年的债务上限方面谈判，而在拒不让步失败以后，共和党同意将其延展到2015 年。我坚信，国会应该取消债务上限，所以政治勒索永远不可能再次将美国的国家信用作为筹码。
如今，美国经济仍在温和增长。它强大到足以创造就业机会，但不能平息对于布衣街的实体经济已经落伍的担忧。美联储已经开始“逐渐缩减”货币刺激，每月减少100 亿美元的债券购买，并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没有额外的财政刺激。
但是，美国正在变强。经过几年的去杠杆化，美国家庭平均的收入处在一个健康的财务状况，债务相对于收入减少了约20%。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具创新性、弹性和多样性的经济，这被认为比起危机前有更先进的生产力。但美国的分裂和未成熟的政治文化仍然是一个问题——无法为普通的美国人提供许多政策改革，总是让事情变得更糟——但其他大多数国家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政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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