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克罗齐说的。事实上，我们也都已经习惯于埋头在历史的故纸堆里，找寻解决当下难题的方法。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困境。雷曼兄弟倒下已经5年了，但是全球经济依然还深陷泥淖中，谁都无法直言渡过难关。在这样一个糟糕的年份中，中国经济一方面总量跃升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举手投足间大国风范毕露，另一方面社会的内在矛盾似乎已经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不但影响到了经济的长足发展，甚至离顾准说的发生“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仿佛也是一步之遥。
面目从来都不是因为争论而变得模糊，只是模糊更加重了观点的论战。此时，吴晓波则提议大家重回“中国历史的基本面”，从历代经济变革中探研得失，寻找中国经济内在的规律与逻辑。
显然，提供方向性的结论不是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主要任务。但是这位近年来以中国商业史写作为己任的非虚构写作者，从遥远的公元前7世纪开始回溯，一直梳理到当下的2013年，在这以经济制度的变革作为核心主题的叙述过程中，吴晓波却得出了两个令人沮丧的结论。
第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
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
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经济走势只不过是在重复自己的历史，而按照历史规律的推演，接下去中国的改革只会是一条危险的“窄”路。
第二个结论更是要命，它告诉我们，这条危险的“窄”路是命中注定：烙有“大一统”情节的中华民族和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永远是一对蹩脚的不合拍的舞伴。
闭环逻辑真实存在吗？
有关中国的经济兴衰周期，历史学家傅斯年有过一个结论，他认为只要有70年的稳定期，中国必定获得大繁荣。
这就像是一个震荡波，吴晓波更进一步，他给出的判断是，历史上中国的经济治理存在“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往往是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从而导致“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而这就是吴晓波所说的有关中国经济体制闭环逻辑。
来源于历史的结论总是不会缺少佐证的例子。从两千多年前的管仲变法开始，中国的经济走势基本就是沿着上述轨迹在演变。“过往的汉、唐、宋、民清、民国，莫不落入这一闭环逻辑”。
但这并不意味着令人沮丧的闭环逻辑依然会有效：历史的复杂性与偶然性，将随时冲破这种恰似清晰的分析。
现在的问题是，经济的大变革确实都是发生在社会大起大落的历史承合间，那些失败的变革甚至直接导致了改朝换代。但这其中，究竟是朝代的变更或者说是兴衰引起了经济的大变革，亦或是经济的大变革引发了朝代的变更或者兴衰？
这咋看就像是一个研究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之类的命题。当经济的兴衰夹着朝代的兴衰时，一切变得复杂了起来。
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经济的变革及兴衰能引发朝代的兴衰，但却不是导致朝代兴衰的唯一原因。
明清两代经济社会长达500年的“超稳定结构”与“高水平停滞”的产生恰恰就是“对制度创新的畏惧”。
哈伯德和凯恩在《平衡：从古罗马到现代美国的大国经济》一书中就直言：“阻碍通向世界繁荣的巨大障碍只有一个，只有那些造成人们思考混乱的落后于时代的教义”。
按照哈伯德和凯恩的说法，这些政体的衰落往往都落入了一种模式或者说犯了一系列错误：“否认经济停滞的内在本质、加强中央集权、寅吃卯粮。”当财政上的挥霍无度无力得到控制，又适逢政治制度土崩瓦解时，紧接着就会出现致命的不平衡，衰落随之发生。
而按照经济制度的闭环逻辑，未来中国或许将会进行新一轮的“闭关锁国”。
吴晓波论述认为，在产业经济层面，中国尚处在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交融之际，内需市场——包括城市化运动和民众消费——越来越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要动力，特别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产业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度急剧下降。在未来的二十年内，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发明普及，中国对国际性自然资源的依赖很可能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中国重新回到自转状态的危险度也在提高。”
历史的发生总是产生在当时历史的土壤当中。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当下，中国经济已经毫无退路地，也是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如果说宿命的话，这将是中国经济新的宿命。
“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法国人克莱门特·朱格拉在1862年所写的《论德、英、美三国经济危机及其发展周期》中这样写道。
也就是说，萧条是会必然存在的，但却不一定是由于经济制度的变革或者说是政府的集权亦或放权引起的。集权或者放权如果能产生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创新，这何尝不是一种好事。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说，集权和放权都是相对的，而往往，如果缺少了制度的创新，那才会加速经济的衰败及朝代的变更。
我们宁愿相信，眼下的中国社会只不过还在调试集权和放权的各自有利位置，并不会导致经济受到莫名的挫折与失败，市场终究会沿着自由的方向前进。
统一文化会是中国的羁绊？
如果说集权导致市场封闭，市场封闭引发经济衰退，那么探其缘由，导致集权的原因，则是中国社会的“大一统”情节。
这确实是一个“十分痛苦的结论”。在中国，国家要强盛，统一显然是前提。但事实上，大一统民族国家的情节是一个普世价值，而不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
钱乘旦曾经撰文认为，民族国家在西方崛起过程中的作用世人皆知，没有民族国家的形成，西欧走不出封建状态，成不了现代国家，当然也就谈不上现代化。
西方的扩张，一方面霸占了世界，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到20世纪，全世界都明白了这个道理，都以民族国家为依托努力摆脱西方的控制，并最终导致西方殖民帝国的瓦解。“维护国家统一，强化民族共同体，这是所有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
这里的另一个逻辑就是，大一统是否真的会产生严厉的中央集权。吴晓波遗憾地认为，我们必须理智地承认，“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
但是也就像吴晓波所说的那样，“笼统性的结论很可能把中国问题引向一个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归宿”。
如果再回来历史，我们也是会发现，每一段中华民族的兴盛时期，并不都是以削弱中央集权为代价的。无论是管仲还是商鞅，他们加强的恰恰是中央集权。
那么，吴晓波认为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经济衰退”的逻辑并不一定会是存在。大一统势必会产生中央权威，而树立中央的权威，形成统一的民族力量，保障统一的民族权益，也往往是民众的扎实社会基础。
当然，我也非常赞同吴晓波在书中的这一判断：在可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
未来的迷人就在于不可预测，而中国的问题又恰恰是复杂并且是独特的。布克哈特说，阅读历史，不是为了“下一次更聪明一点”，而是需要“永远更加睿智”。同样，吴晓波的这本小书，并不是说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聪明的判断，它的价值在于提供可以聪明思考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