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似乎已经成为新一届政府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策略的重中之重。按照官方的说法，无论是改善居民相对收入水平以刺激国内消费，还是降低投资率与消化过剩产能，抑或是改变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不平衡的产业结构失衡，似乎都可以通过城镇化来毕其功于一役。笔者认为，我们恐怕不能对城镇化报以过高的期望，城镇化并不是一把能够中国经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万能钥匙。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防止城镇化沦为地方政府的新一轮投资狂潮与寻租盛宴。
首先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城镇化究竟是一种结果，还是一种手段？就笔者所知，对绝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城镇化不过是工业化与人口自由流动的一种结果，是一种市场化的行为，而非一种用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用加快城镇化来推动经济增长，恐怕还是一种计划经济色彩很浓的思维方式。
其次，由于中国政府目前还未给出对城镇化的详细解读，目前讨论这个概念还有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不过目前形成的共识似乎是，中国的城镇化并非是指发展超大城市，而是力图推动大中小城市的全面发展（这可能恰恰是为什么中国政府要提“城镇化”而非“城市化”的原因）。
之所以很多人对超大城市心存恐惧，恐怕是与目前中国一线城市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有关，例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看病难上学难、犯罪率高等等。此外，对超大城市的负面看法，也与目前拉美国家与东南亚国家一些大城市存在大片的贫民窟，有碍城市景观，且犯罪率居高不下有关。
需要厘清的是，上述超大城市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究竟是城市规模过大造成的，还是经济增长方式、城市管理方式等其他原因造成的？笔者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后者上。例如，同样是超大城市的东京、汉城、纽约、伦敦，并未出现目前北京与上海的严重交通拥堵与环境污染。中国一线城市的交通拥堵，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共交通不发达、私家车持有成本较低、道路设计存在缺陷等原因所致。而环境污染问题，则与环境标准偏低、执行力度有限、环境与资源成本并未充分市场化等问题有关。
中国政府未来要推动的城镇化据说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一个核心要素是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在于，在任何国家，优质的公共资源（例如医疗与教育）均是稀缺的。稀缺的公共资源必然是集中供应的，这也是为何在市场化条件下，人口会持续集中而形成超大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不考虑这一因素而人为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其结果恐怕未必是全国各地平均公共服务水平的上升，而是一线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下降。在此请允许我引用一个经济学者的戏谑之言：城镇化未必能够实现全国的城市化，相反，它可能导致全国变成一个大农村。
超大城市必然会导致犯罪率上升吗？复旦大学陆铭教授的研究表明，超大城市反而能够降低警方防控犯罪的单位成本，因此并不必然导致犯罪率上升。在市场化条件下的人口流动过程中，似乎必然会在超大城市出现“贫民窟”。虽然贫民窟有碍观瞻，但贫民窟一定是百害之源吗？针对印度孟买贫民窟的研究表明，一方面贫民窟为进城平民提供了一个还算不错的落脚之地，能够帮助他们在城市站稳脚跟并通过自身努力提升收入水平与地位；另一方面，看似混乱的贫民窟里其实会内生一套有序的自我管理制度。迄今为止中国城市似乎没有出现贫民窟，但各个城市的城乡结合部与城中村，其实基本上发挥了国外贫民窟的基本职能。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穷人是适合在小城镇居住呢，还是适合在大城市居住？直观的回答似乎是前者。然而，有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穷人只适合居住在大城市。因为在大城市中，分摊在每个人身上的市政成本较低，因此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在小城镇居住的成本分摊。随着未来国内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资源与环境成本的显性化，恐怕中国的低收入群体也会面临相似的问题。
再次，最令人担心的问题，还是在未来几年内，城镇化再次演变为各地政府的大规模造城运动，造成资源浪费与寻租盛行。如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不发生变化，且对地方政府目前的财政收支机制不进行大的调整，那么地方官员将有很强的激励，将城镇化作为一个机遇，来实现大规模的土地财政与城市开发。遍地城市化与人口在市场化条件下不断积聚的叠加，会在中国产生更多的鬼城。对资金的浪费还属其次，最可怕的是环境的破坏与土地资源的浪费。
目前，由于中国政府对城镇化尚未给出详细的定义。各方利益集团，都拼命往“城镇化”这个框里塞自己的私货。在当前这个中国经济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要扪心自问，我们想要的城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城镇化？城镇化究竟应该是市场主导的还是政府主导的？城镇化究竟是一种结果还是一种手段？请让我用一位朋友的话作结：“大城市未必不好，小城市未必好。好与不好，这得看出发点建立在什么体制基础上。”
发表于《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2013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