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末以来，《第三种爱情》、《我是证人》、《坏蛋必须死》相继登陆影市，这可能是自2014年中韩两国签订《中韩电影合拍协议》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中韩合拍片上映。
当然，中韩合拍并不始自去年，在过去的十年里，不同程度的合拍已经为中国电影贡献了许多佳作，资金、资源上的合流、人才和制作上的合拍正在为中国电影带来新一轮的增长动力。
韩国电影何以值得中国合拍？这个故事首先要从韩国讲起……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韩国电影无论从商业角度（本土票房数字）或是艺术角度（国际奖项的认可）来说，无疑都是低迷的。虽然60年代以前的韩国电影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但70-80年代军人独裁统治严重限制了电影人的创作自由，电影工业陷入“失去的20年”的黑暗之中。那时韩国本土电影市场占有率一直徘徊在20%上下，美国、日本以及香港的电影则垄断了约80%的市场份额。
但正如大家所周知的，事情很快起了大变化。
奋发自强：亚洲电影之王的崛起
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韩国电影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了“亚洲之王”。韩国经济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即开始为世界瞩目，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共同被世界称为“亚洲四小龙”——但若要论及获得全世界的尊敬，仅仅依靠经济的富强是远远不够的。
随着1993年金泳三文官政府的上台，以及1997年金大中以在野党身份在竞选中获胜而执政，韩国政治在九十年代逐步民主化——政治的开明也给电影的发展带来了清风，韩国政府接连推出了旨在扶持国产电影的一系列发展策略。
首先是加大资金的投入，政府除了投入到制作、宣传、广告的成本尽数翻倍之外，还成立了好几个电影投资基金管理机构，例如1999年改名的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中小型商业投资委员会（SMBA）等。到21世纪初期，KOFIC接管的资金达到了2400万美元，SMBA接管的资金达到了3920万美元。资金的充沛无疑为韩国电影的崛起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
其次，从制度角度讲，电影分级制的确立和配额制的推行可谓是保护韩国电影发展的哼哈二将。电影审查制度一直是悬在电影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威慑力严重压抑了电影人的创作灵感。1994年，韩国制定《韩国电影振兴法》；1997年废除电影审查，积极开展电影振兴政策，分级制的确立使电影人获得空前的表达自由。
电影配额制主要是韩国政府用强制性手段保护韩国本土电影。配额制始于1966年军政府时期，于《韩国电影法》中明定：外国影片的进口量不得超过本土电影的1/3。至1995年，该制度改为，影院须以40%的放映日播放韩国国产电影，即每年146天。如果说电影分级制对韩国本土电影起到了开源的作用，那么配额制度便起到了筑堤的作用。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韩国电影的破茧成蝶离不开韩国电影人的集体奋进。一大批海归电影人带来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包括技术、方法与理念，韩国国内的电影教育热潮又使电影相关专业在许多综合大学开设，他们注重课堂教学和实践的结合，使得人才的培养能够很好地对接产业，保证了韩国电影创作的活力和生产的动力——人才的梯队建设为韩国电影注入了与时俱进的活力，这是韩国电影受到本土欢迎也受到出口市场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韩国电影人的爱国和团结亦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韩国电影爆发式跃进的关键。1998年，为了抗议金大中当局向美国做出让步，决定将电影配额制中的每年国产片放映146日压缩为92日，韩国电影人发起了大规模示威游行，不少男性电影人甚至剃光头、戴黑纱、捧遗照在汉城国厅、光华门等地静坐抗议。这一著名的“光头运动”迫使韩国政府放弃之前的决定，恢复146日的配额制令。“光头运动”唤醒了韩国民众的“国片”情节，推动了民族电影运动的兴起。韩国电影由此得到了更多民众的关注，也逐渐走向了国际市场。
韩国电影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复苏、腾飞，到21世纪初达到繁荣。
据统计，1995年韩国电影国产片观影人数只有1000万，在2006年则达到了观影人次1亿；韩国国产片的人次市场份额从1995年的占比20%上升到2006年的占比65%。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字是在韩国总人口只有4800万的背景下取得的。
数据采自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
在国际上，本世纪初的韩国电影则在大大小小不同的电影节上频频亮相，引起世界影坛的高度关注：2002年，林权泽凭《醉画仙》获第55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李沧东凭《绿洲》获第59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2004年2月14日金基德凭《萨玛利亚女孩》获第54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世界三大电影节“最佳导演”的殊荣已被韩国人尽数收人囊中。
本土竞争再生危机，出口压力凸显
潮起自有潮落，韩国电影与韩国经济一样，抗周期能力较弱。进入2006年之后，上一轮的“超速”开始渐渐失去动力，再加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韩国电影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尾声遭遇困境。
随着韩国本土电影市场占有率的逐步提高，关于是否还要保护国产电影的争论重新浮出水面。同时，韩国政府为了顺利地与美国等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进口片配额制度的扩大自是被裹挟在了这一关系韩国经济未来的谈判当中。2006年7月1日起实行的新国产影片配额制，将韩国国产影片配额减至一半，电影院每年须播放国产影片的天数从146天减少到了73天，这一政策的突变使得韩国本土市场再次遭遇进口片的压制，对于韩国电影的打击堪称巨大。
尽管这一轮的新配额制的颁布也有韩国电影人进行游行、抗议，但再没重现“光头运动”的声势。韩国观众的民意冷淡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韩国电影自身在创作方面的危机：类型片过于固化，缺乏特色和支撑票房的种类；题材主要集中在犯罪、惊悚、动作类等。韩国民众对千篇一律的本土电影创作也产生了审美疲劳，这就给了进口片卷土重来的机会。
在本土市场遭遇天花板及政策扶持力度减弱的双重压力下，2006年上映的108部韩国国产影片，最终盈利的只有22部；2007年上映的112部影片，实现盈利的不到13部，亏损数超过了90％。虽然2007年一部影片的平均制作费从2006年的50亿韩元下降到了43亿韩元，不过一部影片的平均票房收入却只有24亿韩元，平均收益率为-42％。到2014年，平均收益达到0.3%也仅仅处在收支平衡的程度。
数据采自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
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统计，2014年韩国影院票房为16641亿韩元，其中，韩国电影票房为8206亿韩元，与2013年相比减少893亿韩元，外国电影票房为8435亿韩元，与2013年相比增长2021亿韩元。
观影人次方面，2014年韩国总观影人次比2013年上涨171万人次，为史上最高纪录，但韩国电影的观影人次比2013年下降15.4%；外国电影的观影人次比2013年增长24.8%。从2006年新配额制度生效起到2014年，外国电影的占有率从2006年的36.2%持续攀升至49.9%，外国电影的增长率从-7.6%攀升至24.8%。
数据采自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
数据采自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
在人口基数没有太大改变的情况下，经历了十几年高速发展的韩国电影若要寻找持续发展的空间，无外乎有两条求生路径：
其一是在本土市场上争取到更大的份额，但在配额制规定的国产片放映时间减少了一半之后，这条路显然要比此前艰难许多；
其二是寻求海外市场，而这正是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在近年来着力的重点。
在韩国电影的出口布局中，亚洲地区的分量最重。从2005年到2010年，亚洲所占的比例最高曾达到73%，最低时也接近50%。到2014年时，亚洲地区输出额为2087万美元，占79.1%，其中大部分的贡献都来自于中国市场和日本市场。在地缘上相近，在文化上相似的中国市场，当然是最优选的出口市场——无论是中国市场的容量，还是在生产力方面韩国相对中国的优势，韩国电影的资金和人才选择大举西进输入中国内地当是必然。
数据采自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
如果韩国寄望于增加它电影出口中国的数量，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34部进口分账片配额的大部分是好莱坞影片，想从中分杯羹其难度可想而知。至于当下已无配额限制的进口买断片，倒是一种新的选择，但纯正韩国电影对中国观众而言难有亲和力，2014年的《鸣梁海战》和2015年的《暗杀》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平平即可见一斑。
如此形势之下，中韩合拍便成为一种明智的联姻。
人才西进，目标千亿，中国电影求贤若渴
2014年，中韩两国签署《中韩电影合拍协议》，意味着符合该协议规定的中韩合拍片将与国产片同等待遇不受进口片配额限制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其实中韩合拍早在该合拍协议签署之前就已经在大量国产片的创作生产中实践了，显然，合拍协议的签署体现了两国电影主管部门在推动中韩电影合作方面更大的决心和愿景，与韩国合拍也符合中国电影发展的需求。
尽管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并被普遍认为很快在市场的容量上就会超越北美——但，若论及电影工业意义上的电影强国，中国离好莱坞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要追赶——至少要先看齐韩国电影。
首先是人才，中国电影的故事片产量已经从本世纪初的百余部增长到了近千部，对于电影的创作人才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市场前所未有的渴望新人导演，渴望年轻的、新生代的创作力量。当下的中国电影产业，与上个世纪末的韩国电影业很相似，一批新的电影人正是在当时崛起，并逐渐成为行业中坚力量。
目前中国的年轻导演们在工业化体系下的创作理念、创作技巧和生产管理等多方面与韩国导演们相比显得还比较稚嫩，而国内也鲜有能够驾驭工业化生产体制的导演，人才的梯队建设对于中国电影而言，依靠外力、外脑也是一个不错的必要补充。通过合拍片的方式，让年轻电影人借此学习韩国电影成熟的创作和生产方法，塑造职业的态度和技法，于中国电影而言利在千秋。
对于中国观众而言，韩国导演、编剧、特效团队等创作、制作赋予合拍片的品质，也能够明显提升国产片的质量，令在国内影院内观赏高品质的电影。韩国电影人的大量引入，也给中方投资带来了高性价比的选择。韩国的很多艺人和制作团队不仅职业能力和态度上较国内更优，而且薪酬方面亦是极有竞争力，以此为班底的团队在成本控制方面则进一步为“性价比”提供了更好的注解。
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4年韩国上映的电影共69部作品，平均制作费为58.9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每部电影3000万。成本节约、质量保证，无疑是韩方的合作优势。
此外，韩国娴熟的类型片生产，无疑符合中国电影市场在产品方面正日益多样化的趋势。《第三种爱情》《我是证人》《坏蛋必须死》恰是韩国电影擅长的爱情、惊悚、犯罪类型影片，在合拍的框架下三部影片的类型完成度上均有上佳表现。对中等成本制作类型片的成本控制能力、创作能力等都是韩方的优势和强项，这对正在谋求类型片突破和开花的中国电影人而言自是福音。
《中韩电影合拍协议》刚刚过去一年，韩方电影人才所引发的中国电影产业红利尚在发酵。可资参照的是2003年内地与香港签订的CEPA，彼时CEPA在电影方面的合作立意与《中韩电影合拍协议》颇为相似，未来会产生的效果亦可参照。
随着徐克、吴宇森、陈木胜、叶伟信、刘伟强、陈嘉上、陈可辛等香港导演及其班底在2003年后北上内地，无论是大片制作还是中等成本的警匪片、喜剧片的制作，都为中国电影注入了跨入百亿的强劲动力，很多年轻导演、编剧以及制作团队都是在与香港导演的合作中成长而逐渐在今年崭露头角。
有理由相信，下一轮从400亿跃迁至千亿的征途上，韩国电影人会成为中国电影人的最佳拍档。
附注：参考资料
1. KOFIC, 《Korea Cinema 2006》
2. KOFIC，《Korea Cinema 2008》
3. KOFIC，《Korea Cinema 2010》
4. KOFIC，《Korea Cinema 2014》
5. 朴希晟, 《2014年韩国电影产业扫描》
6. 朴希晟, 《2013年韩国电影产业扫描》
7. 刘震， 《世纪之交韩国电影研究》
文/李牧谣，图表制作：张宁、李牧谣。华谊兄弟研究院（微信ID：HBresearch）近期推出《中韩电影合拍更要合流》系列专题，本文系该系列第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