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幸与一位医生结婚，那么生活里就有机会多些在别人看来有些脊背发冷的小情趣。当时我去媳妇的实习医院等她，正好可以远远望到医院的ICU病房。
看着那些比一般病床更复杂的器材，我曾经很动情的对媳妇说，能救过来也就罢了，如果只是拖延生命，千万不要把我送到ICU这样的鬼地方去，我媳妇很淡定地答应下来。
这是我在读到《最好的告别》——这本美国医生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讲衰老和死亡的书时，常常想起的小段落。我这样看似洒脱的行为其实非常扯淡，因为我给自己预设了一个英雄般的立场，指望自己可以潇洒地战斗到最后。
衰老对于人类来说还是一个新话题。放心，这句话真的没有写错。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大多数死亡都是突然降临的。现代医学突飞猛进也就是一百多年的事情，在此之前，人类的健康状态像一条平坦的大路，只是在死亡降临之前突然恶化跌入断崖。
现代医学大大延长了人类的平均寿命，却也大大延长了衰老的过程。现在的人类健康像平坦大路之后的崎岖下坡路，死亡来临之前，各种自我料理生活的能力在慢慢丧失，每一次健康状况的下降都不可逆转，即便到了最后一步仍然可以依靠ICU里功能强大的器械和药物继续延缓生命。
并不存在一个可以与死亡潇洒战斗的时间点，衰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时的勇气不足以解决种种非常琐碎且无法立刻看到效果的生活难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能听到看淡生死的洒脱言论，在医院病床上几乎找不到甘愿放弃再试试的临终病人。
我们并没有直面衰老和死亡的新问题，总是一厢情愿地假设自己老去的时候可以违反衰老的定律，把一生中最多的医疗费花在了临终之前，却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对渐渐衰老的人们给予必要的医疗帮助。
第一个问题，医疗应该在什么时候中止？
在一百多年前，医学还不能阻止人类从健康直接断崖式下跌到死亡的时候，尽力试一试可能有效的办法是非常理性的决策。可是当这个决策成为传统延续到现在，最终时刻的治疗却可能成为折磨。
以应对断崖的办法处理每一次不可逆转的下降？医疗并不能在事前给出明确的正负收益评估，没有人知道那个得不偿失的时间点究竟会出现在哪一刻。当事人、亲属和医生其实都没办法做出决策：自以为洒脱的当事人在最后时刻会求生欲压倒一切，亲属考虑的因素很可能从为他好变成尽心尽力再试一试，医生这样的外人甚至不可能在当前中国医患关系下协助前两者做出判断。如果真要面对那个最终的时刻，我渴望安详和亲人的陪伴，ICU里插满管子的惨烈超出一般人想象。
第二个问题，衰老需要怎样的医疗帮助？
书里提到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实验。两组独居的美国老人，一组安排普通医生关注疾病控制，这实际上正是现在的医疗体系正在做的；另一组安排老年病医生和护士关注日常生活中必须改变的生活方式，例如小心由于衰老带来的摔倒风险等等。结果非常震撼，18个月后两组老人都有10%离世，但是这个相同的数字背后，第二组老人失能比例降低25%、患抑郁症概率降低50%、需要家庭保健服务的概率降低40%。
对于中国来说，独居老人的比例还没有像美国这么高，问题是站在计划生育宿命节点的80后老去时，与孩子同住的养老方式必然比例下降，独居养老会成为被迫的选择。到了那个时候，逞强的80后独生子女加上不知所措的医疗体系，相同的平均寿命下不知将会隐藏多少的悲剧。
很残酷的事实是，人类历史上对于年长者的尊重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年长者的比例很低，没有多少人能活到高寿；二是年长者的智慧和经验很重要，可以为年轻人提供帮助。现代社会把这两个基础都打破了，现代医学让老龄化社会成为现实，快速变革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结构也让年长者的经验不再那么有用。不只是医学，整个社会都没有为这个已经悄悄发生改变的现实准备好解决方案，我们并没有勇气直面衰老和死亡。
别看我，我也不知道能怎么办，有空的话来一起读读《最好的告别》这本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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