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阑夕
传统媒体的组织形态遭到剧烈颠覆，却并未削减其中那些能力出众的从业者的价值，尤其是在内容品质的拿捏和把控上，摧枯拉朽的新媒体同样将之视若瑰宝，广为接收。
这里要说的例子，是腾讯新闻刚刚完成的直播选题：一个女孩的车站。
在日本北海道的一个边远乡村，因为一名女学生需要搭乘新干线上学，所以铁道公司暂缓了这条亏损路线的关闭，将停运时间定在了这个女学生高中毕业之后，而这个车站和经停的这班列车，则成为了仅仅服务于一个人的“极地特快”。
这则洋溢着温度的故事在社交网络上流传极久，直到落幕的一天终于到来：今年三月，日本进入“毕业季”，那名女学生不再需要往返家和学校，而这个车站也将宣告退役，整个日本的互联网都在关注最后一趟列车的停靠和远去，就像一本厚重的长篇小说，终于翻到了最后一页。
尽管故事动人、情节丰富，但是站在中国媒体的角度，这个选题其实欠缺可操作性：
传统媒体很难批准制作预算，让一支团队带着设备专程跑到日本去记录这么一件“小事”，它们更愿意在事后直接采购日本电视媒体的影像版权，经过裁剪和编译之后放到日常新闻的垃圾时间播放。
而新媒体的困难则主要在于囊中羞涩，不可能自行掏钱做一个商业价值极其有限的项目，在碎片化快餐阅读的趋势下，海量刷新的重要性要远高于说服用户在一个新闻内驻足停留。
所以，即使媒体人的本能敏感都对这件事情多有留意，最后能够付诸于执行的，只有腾讯新闻一家。当然，不是说腾讯新闻有钱任性，这固然是事实，但不是有效的事实。
腾讯新闻的做法也相当省钱，它以拍客的形式在现场传回视频，并鼓励实时观看的用户通过评论发言来补充新闻细节，在短短半天时间里，实现了对社交网络——特别是微信朋友圈——的高频占据。
在操作这个选题的团队中，前央视《社会记录》的编导孟田芳等传统媒体人的作用巨大。离开体制之后，那种其实并无必要的谨慎被专业主义的娴熟手法取代，加上新媒体的灵活渠道和不同玩法，二者叠加之后，成效卓著。
梁文道评价说，为什么要直播这种新闻，因为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人都有值得关注的地方。
显然，梁文道自己对媒体行业的冷暖是感同身受的，他在凤凰卫视的读书类节目《开卷八分钟》在非商业化的条件下苦撑七年终告停播，转投网络媒介的《一千零一夜》——可以理解为用自媒体的方式继续向社会和受众推销阅读这种生活情趣——依然收视欠佳。
他曾剖析因果，称“大众媒体市场有着‘向下’的习惯，即扩大它的观众基础”，所以“向上”的文化类节目就容易曲高和寡。但是，中国的稠密人口，把任何一个小众市场拿到全球范畴，绝对值都不低，而海外可以做好（文化类节目）而中国尚且笨拙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内容本身没有掌握好和小众观众群体之间的黏性。
直白的说，在不属于学习状态的场景里，没有人喜欢接受居高临下的传道授业，他们要的是平等，沟通，以及共鸣。
理解了梁文道对于这次行动的赞赏与宽慰，也就理解了传统媒体人和新媒体人的价值观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前者习惯谈论的始终是内容的品性，后者则愈来愈擅长分享增粉的技巧，而这两种能力，融合比对立的效果要好得多。
“一个人的车站”无疑起到了非常杰出的示范效应，在戾气、八卦、跪舔和耸人听闻割据公众视线的当下，媒体应当留住一些有关坚守的责任。
这与市场无关，与本职有关。
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媒体（包括学界）左翼化的趋势在近半个世纪以来都相当明显，因为左翼天然保有人文情怀，相比推崇物竞天择的右翼观点，媒体这个殉道色彩浓郁的行当，多半也只有“圣母”适合担当了。
比如，我的一些右翼朋友就对这则新闻颇为不以为然，他们从经济理论出发，认为专为满足这么一个人的交通需求而承担一整条铁道线路的多年亏损，不如直接停掉列车，把省下来的那笔钱分给女学生让她在高中附近租间房子，全家搬过去得了。
个中差异，还是挺有趣的。
王小波说，时事的价值评判有着两个独立的方面：“一个方面是国家或者社会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经线；另一个方面是个人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纬线。”而中国自古以来的特点就是经线长得漫无边际，纬线则短得肉眼都难以辨识。
作为亚洲文明的代表，发生在日本的这件小事经由中国媒体的引渡和放大，或许对媒体行业、对大国民众都有一些意料不到的益处。
关心人的尊严，就是关心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