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互联网无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在改变写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想象互联网之前的时代，于今而言，那时的生活是难以理解的。互联网让信息流通更加顺畅，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的方式，进而冲击了阅读、出版和写作者的写作，写作者和读者的互动也产生了奇异的变化。
波普大师安迪•沃霍尔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说过一句名言，至今为人传颂：每个人都能当上十五分钟的名人。今天，这句话变成显著的现实。博客诞生之初，人们热烈期盼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写作者，但Google reader的关闭否定了这个美好愿景。毕竟生产内容依然是属于少数人的专利。即使是写作140字的微博，对许多人而言也非自觉。但这种简短、迅捷的文本流行开来，段子手身体力行地实践安迪•沃霍尔的理论，以抖机灵的方式，消解和消费了新闻，让其迅速成为旧闻。
段子手极大地降低了写作者的门槛，但也未能溶解写作者和读者之间的鸿沟。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善于抖机灵，但网络时代也在对传统写作者产生积极反馈，可以称之为“段子的逆袭”。
譬如从不上网、坚持用手写作的贾平凹，2002年曾写过一个中篇《猎人》，便是改变自一个著名段子：
猎人上山打猎，遇到一只熊。经过一番搏斗，猎人被熊打败了，但熊并不饥饿，它没有吃掉猎人，而是把他强奸了。猎人很受屈辱，回家勤加练习，过了一段时间重新上山找熊报仇。又一番搏斗后，猎人第二次被打败，熊再一次强奸了猎人。如是者三。猎人第四次找到熊，熊按住他说：你丫到底是来打猎，还是来卖淫的？
回到本书，刘震云的新作《我不是潘金莲》，洋洋洒洒十几万字，由前面超长的序言和很简短的正文组成。刘震云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擅长由小处开始，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接连不断、环环相扣地引出无数啼笑皆非的故事，与最初的事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抽丝剥茧，《我不是潘金莲》故事的源头在最后仅仅几千字的正文，这正文由罢官在家、卖连骨熟肉的老史带出；老史的故事，如果没猜错，应该是来源于这个段子：
春运时，北京要买票回乡势必登天。有人着急无奈，灵机一动，在北京火车站掏出纸笔，写上四个大字“我要申冤”。于是，很快被扑到，买上一张卧铺票，两个警察护送，顺利回家。
二
老刘把段子拉长，给主角身份，给他朋友和动机，给主角倾诉的欲望，故事便打着骨头连着筋，接连不断牵连出来。老刘的故事如此，语言亦是如此，质感一致，互成肌理，形成刘震云式繁复文本，打上强烈个人风格的印记。
成名作《一地鸡毛》便可见端倪。故事由“小林家里的豆腐馊了”开始说起，藕断丝连将许多鸡毛蒜皮扯出来，风格初露峥嵘。《手机》、《我叫刘跃进》不断发酵成熟，在集大成之作《一句顶一万句》中登峰造极，茅盾文学奖果断加持，一举奠定了刘的宗师地位。
《我不是潘金莲》延续了《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文本，堪称姐妹篇，标志性的黑色幽默和荒诞色彩故不可少，却少了些许宏大的野心，相比之下显得单薄了些许。但这个单薄，指得是小说的母题和对人性的挖掘上稍有欠缺，而非指责小说使用或化用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段子。
好的小说家，必定是一个高超的段子手。在段子创作没有当今火爆的年代，不少人喜欢从小说中取材，或化而用之，或直接引用，整合成一个段子，娱乐大众。譬如《十日谈》里“把魔鬼装进地狱”里的故事，都不必改装，就是一个好玩的段子。
《金瓶梅》里，风俗景物无数不说，插科打诨数第一的应伯爵，讲了几个荤段子流毒甚广。试举两例：
一个道士，师徒二人往人家送疏。行到施主门首，徒弟把绦儿松了些，垂下来。师父说：‘你看那样！倒象没屁股的。’徒弟回头答道：‘我没屁股，师父你一日也成不得。’
一个人死了，阎王就拿驴皮披在身上，教他变驴。落后判官查簿籍，还有他十三年阳寿，又放回来了。他老婆看见浑身都变过来了，只有阳物还是驴的，未变过来，那人道：‘我往阴间换去。’他老婆慌了，说道：‘我的哥哥，你这一去，只怕不放你回来怎了？等我慢慢儿的挨罢。’
即使冷艳高贵、苦大仇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皱着眉头悲天悯人、忧国忧民之时，讲起段子来也是一把好手。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也有一个有名的段子：
从前有个非常非常凶恶的老太婆，她一生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好事，死了以后魔鬼把她抓去扔进火湖。可是她的守护天使站在天国里心想：我得想出她的一件好事来告诉上帝。天使终于想起来了，便向上帝报告：她曾经从菜园子里拔了一个葱头给了一个女乞丐。上帝对天使说：“你就把这个葱头递进火湖让她抓住。要是你能把她拉出火湖，就让她进天堂；要是葱头断了，她只得留在目前所在的地方。”天使跑到老太婆那儿，把葱头向她递过去，说：“老婆婆，你要抓牢，我来拉你。”天使小心地把她往上拉，差不多已经把她整个身体都拉上来了，不料湖中其他罪人看见她往上拉，便纷纷抓住老太婆，希望和她一起给拉上去。可是老太婆凶恶极了，她开始用脚把他们踹开，一边大叫：“人家是来拉我的，不是拉你们的；葱头是我的，不是你们的。”她这话刚一说出口，葱头就断了。老太婆又掉回到湖里去，直到今天还在那里燃烧。天使哭了，只得空手离开。
这个段子和陀氏的小说一样，富有宗教情怀和教育意义，虽说谈不上特别好笑，可见拯救世人也不必总是板着脸的。
三
在小说中使用网络段子，到底好不好，许多人持批评态度。看段子是不花钱的，在拿钱买的小说里看到塞了曾经读过的段子，就像在电视上看到邻居，感觉还是不一样。网络上的段子大多没版权，大家用起来无所顾忌，谁都拿起来用。尽管已经有著名段子手提出了版权要求，至少转载时要署名，但不像文章，段子维权委实困难了点。有的人，就点个名吧，周立波，收集了各式网络笑话，打印成册，对着稿子在电视上念，火了，成名了，赚了大钱。算是钻了一个空子。他的主要观众大都不怎么上网，算是打了打网络与生活空间的时间差。像周立波这样子毫无原创，自然是与窃贼无异，人多鄙视。但若是要求写作者全盘原创，未免要求太过。SNS时代，原创固然红火，但过时得也很快，一个新鲜的段子，三天后讲便笑点尽失。
重要的是，同样一个段子，有的人只会当作一个笑话，呵呵后两句，有的人便能敷衍成文，赋予以形体，披上皮肤，吹口气给它灵魂，令之重生。好比同样的食材，三星级大厨做出来的，和街边烧烤摊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会不一样。
江湖传言，《活着》的故事本是在一个饭局上另一个作家公布的构思，被余华拿来用了。有人因此指责余华是偷。但福贵的故事本谈不上有多天方夜谭，每个人讲出来都是不同，处理材料的手腕、结构和文字的驾驭力都不一样，出来的效果大相径庭。《活着》之所以被人记住，不是因为福贵的故事有多里奇，而是余华创造了这样一个人物，让人无法忘怀。
像上面讲的猎人和熊的笑话，听过的人何止千万，但入了贾平凹的耳朵，看出了笑话荒诞不经背后的黑色，给人物一个真实的身份，给故事真实的场景和细节，娓娓道来，从容不迫，读下来不是笑话，更多的是悲悯、讽刺与无可奈何，杂糅了三言二品和契诃夫才能给予的滋味。
回到《我不是潘金莲》，假上访、真买票的段子发生在老史身上，牵出来的是老史、李雪莲的坎坷命运。注意力都集中于制度的荒谬和人物的无可奈何，黑色幽默无以复加。这个段子在整本小说里，天然自在，毫无违和感。进了作家建立的体系中，小说便有了肌理纹路，有体温，有气味，小说家是上帝，构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又岂是小小段子能够表达？
贾平凹和刘震云的新作不约而同关注了上访，与天朝极力维稳的背景相关。所谓维稳，首先有不稳，才需要维护。否则太平盛世，海晏河清，城管都会失业。《带灯》和《我不是潘金莲》的主角都是女性，身份是对立的。一个是基层的综治办干部，维稳一线主力军；另一个是战斗在上访第一线的老访民，重点维稳对象。两位大师心有灵犀，写作同一个主题，同样的荒诞，一个幽默，一个沉郁，可当作对照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