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对张化桥英文书的评论，2013年6月1日，
(北京语言大学朱文翻译）
富农在中国是一个受排挤的阶层，而今年50岁的张化桥作为一个富农的孙子，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度过童年的。上中学时，他羡慕那些城镇户口的孩子，因为他们将来能够分配到一份好工作，比如在粮店上班或者写写宣传标语。不过，1979年他上了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以及后来到香港的投资银行工作。在无数次申请，表忠心，并打了很多场乒乓球之后（他本来讨厌打乒乓球），他于198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而在2011年，张先生的社会地位的晋升突然逆转了：他成了一名影子银行家。而这个行业，在今天的中国仍备受排斥和歧视。他的新书《中国影子银行内幕：下一个次贷危机？》叙述了他在广东经营小额信贷公司的经历。在其它国家，小额贷款是一个备受尊重和推崇的行当。而在中国，张先生在书中抱怨道，小额贷款这个行业 “也许只比按摩院或者夜店稍微更受尊重一些。”
他在书中描述了许多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在中国大银行的阴影中的运营，创新和生存，当局很难对其进行监管。其中包括民间借贷，和地下钱庄。中国在这方面十分出名。不过，最重要的机构是中国的67家信托公司，这些金融公司受监管程度较轻，能够提供贷款和其它投资，但不能吸纳存款。最重要的金融工具就是数不胜数的理财产品，这些产品能够在短期内（一般不超过六个月，有时更短）从富裕的投资者手中大量 募集资金（单笔至少5万元，约8160美元）。
影子银行和银行一样，担任中间人的角色，发行负债并持有资产。影子银行和银行的另一个相似点是，它们的资产通常流动性较差、时期较长、风险更高（比发行负债时声称的要高）。但是与银行不同的是，如果这些不匹配出问题的话，影子银行则缺乏最后贷款人（比如人民银行）这样的保护。
这使得影子银行有点令人生畏。国际国币基金组织担心“快速增长的信贷份额正在涌向监管相对较薄弱的金融体系。”张先生的书正是面向那些怀疑影子银行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的人们。但是书中接下来的叙述更加有趣。他认为，影子银行“与其说是病根，不如说是病症。”
病根是指金融压抑。中国对银行存款利率规定了上限。这就使银行融资成本很低，放贷的积极性很高。香港金融研究中心的何东和王红林指出，为了抑制银行的放贷积 极性，监管机构只好对银行贷款设置各种限制，包括实行保守的贷存比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某些行业的信贷实施限制，比如地产开发商或地方政府。
张先生在书中指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监管，就有规避。中国的许多影子银行只是帮助规避利率上限，存贷比限制以及贷款额度限制。如果中国的信贷限制不那么严格，影子银行就不会那么多。但是如果银行的融资成本不被压制的话，这些限制也不需要那么严格了。
由于受到银行的冷落，中小企业只好到6080家小额贷款公司忍受20－24%的高利率。不过，去年年底，小额贷款总额仅为5920亿元（约970亿美元）， 不到银行信贷总额的1%（附表省略）。对于资金紧缺的公司来说，更重要的融资渠道是找资金富裕的公司。普通工商企业不能允许直接借贷给对方，但是他们可以 通过银行或者信托公司发放委托贷款。据标准普尔公司的统计，这类贷款规模较大，但也相对安全。大多数的贷款都是通过大公司向其子孙公司发放。
理财产品来啦！
信托公司在促成一个公司向另一公司贷款的同时，还通过发行他们自己的理财产品从投资者手中募集资金。2012年底，这些产品的数额为1.9万亿元。毕马威会 计师事务所的贾森•贝德福德说，这些产品大部分在1至3年内到期，一般面向严重缺乏资金的公司。而一些金融产品，更加具有想象力，则投向茶、酒，甚至墓地 等项目上。至少在一个例子中，一种信托产品不只是具有想象力，而是完全凭空臆想，为一位信托公司的骗子经理凭空捏造的项目筹集资金。
贝德福德先生指出，这些产品风险很大。但是潜在的损失通过抵押品得到缓冲，而未经杠杆放大。原则上，这些损失也由投资者承担。一些买家购买了中国最大的信托 公司 — 中信信托发行的两款不靠谱的理财产品，这些买家已被告知他们无法收回投资。但实际上，许多信托公司并没有那么危险，他们为了维持名誉，会帮投资者赔付。
这些理财产品经常通过银行出售，银行分销这些产品，但不对产品进行任何担保。但是张先生说，公众“假装不明白其中的区别”。他说，通过佯装无知，亏了钱的投 资者希望威逼政府让银行对其分销的产品负责。在香港，各银行曾不得不赔付他们代售的雷曼兄弟公司迷你债券造成的损失。一家市场研究公司斯坦福•伯恩斯坦公 司的麦克•维尔纳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香港的雷曼迷你债券的教训，中国银行在大陆一直很少涉足理财产品业务。
由银行出售的信托产品 容易和一种风险相对较低的理财产品混淆：由信托公司打包的银行产品。贝德福德先生解释说，在第一种情况下，是银行为信托公司提供一种服务，银行提供员工和 支行，作为分销渠道。在第二种情况下，银行与信托公司的角色互换：信托公司和越来越多的证券公司为银行提供服务，帮助银行打包理财产品中的资产。
与银行代销的信托产品不同，信托公司打包的银行产品相对保守。按照标准普尔的说法，他们多半是“变相的存款”，并提供比存款利率上限高出一到两个百分点的收 益率。维尔纳先生指出，这些产品帮助银行打破存款利率上限的同时，也使得银行得以美化他们的资产负债表。理财产品一般都在每个季度末到期。由于资金回流到 理财产品买家的银行存款账户上，刚好能使银行的存贷款比率低于规定的上限，即75%。
如果大量的理财产品出现问题，投资者可能会停止购 买新的产品。因为理财产品通常比标的资产到期早，这可能会使其它本来有偿付能力的投资项目遭受严重的融资困难，但对银行系统的影响不那么显而易见。如果投 资者对理财产品失去了信心，他们可能将资金转向银行存款。结果资金就会涌向银行，而不会出现银行挤兑现象。唯一让人担心的是，投资者可能不会把资金投向大 量发行这种理财产品的银行。发行理财产品很多的规模较小的股份制银行，因此可能会面临资金压力。
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引进正式的存款保险。这样便会迫使银行为其享有的国家暗中支持付出代价。对规模较小的银行以及规模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银行来说，此举也会加强他们的信心。同时，这一做法也会明显划清安全（受保存款）和风险（无保投资）的界限。
中 国影子银行的批评者们喜欢将理财产品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债务抵押证券进行比较。但是美林证券公司的陆挺认为，银行的理财产品更像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主要 投向安全性好、流动性强的短期债券。美国货币市场基金首次于1971年在美国发行，并在与银行存款的竞争中成功胜出，从而迫使美国立法者于20世纪80年 代逐步取消存款利率上限。也许中国的银行理财产品也会促使中国进行类似的改革。
张先生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张先生于1986年毕业于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当时他的毕业论文题目便是“利率自由化之路”。当时他认为，只需五年便可取消利率管制。但是27年之后，他说，学生们仍然还写着同 样的论文，“五年复五年，不知中国何时能够踏上利率自由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