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余晟，微信公众号：余晟以为（yurii-says），原标题为《胜利者不应受到谴责吗？》。
赶最近的热点事件，说说我的看法。
我和大辉认识很多年了。
最早认识他是看他的博客，总有一些最新的技术介绍。我印象很深的是06年左右看到他介绍Memcache在LiveJournal上的应用，当时国内第一波Web 2.0都要应对大访问压力，这是我看到最早的、有份量的关于Memcache的介绍。
07年左右我在一次饭局上见到他本人，才发现竟然是校友，只比我高三届，可惜我们在学校并不认识。我的朋友里大学同学、校友很少，但我相信即便不是校友，共同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也不会妨碍我们成为朋友。那次饭局上我谈起自己正在翻译一本技术书籍，他马上很热心地问我能帮什么忙，而且，后来真的为我翻译的这本书帮了不少忙。
大辉去了丁香园之后，我在杭州和他见过几次。有一次丁香园刚刚顶过去一轮恶意DDoS的攻击，他被这事搞得焦头烂额。诉苦之余，他还以亲身经历告诉我遇到DDoS应该怎么办，我当时刚负责整个公司的业务，对这种问题一无所知，有了他的经验，心里就有底多了。
还有几次是他邀我去丁香园玩，也问我有没有意向加入。于是我问起他关于公司业务和技术团队的情况，他每次都可以逐个讲解现有产品的定位和目的、现状是什么、有什么问题、未来还需要做什么，公司各个技术团队的现状、目前遇到的问题、未来可能要遇到的问题，以及公司技术团队需要补充什么样的人才。各个方面都可以讲得条理清晰、细致入微，绝对不是夸夸其谈。
有时候他还会讲讲重大的判断。我现在回想，有几个关键时间节点上，他的判断都是比较准确的，也确实为丁香园树立了不小的优势。比如转型移动——连百度这么大的公司都后知后觉了好几年；比如努力做微信公众号——我很长时间里一直不屑于“手机阅读”呢；比如重视数据业务——很多人到现在还想不到利用自己沉淀的数字资本创造价值呢……
除此之外我们主要是在网上交流。在网络上，他的很多行为我并不赞同，甚至反感。比如我就不同意在社交网络上花很多时间，很多吵架在我看来完全没有必要，自降身价又浪费时间。但是既然花了这么多时间，还能把公司业务讲得这么清楚，考虑得这样深入，对形势有这样的判断力，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一直在留心各种信息并且在持续思考。我认识的人里面，能做到这点的并不多。我能想到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在他那里，工作和生活大概就像水和酒精一样交融混合，已经完全分不开了。这样的迹象也确实不少，比如他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和丁香园的业务，看起来很多时候是完全融为一体的。
这样的状态可能确实少见，但从逻辑上分析，没有哪家迅速成长的公司能忍受这种“不对”长达六年，所以这不是“不对”，只是很难用现成的头衔或框架去定义而已。虽然我是开发出身，但我也不赞同“CTO一定要是开发出身”的观点。我亲眼见过运维出身的CTO，照样可以把整个开发团队管得很好，只要他能塑造正确的技术价值观、能尊重技术的规律、能打造出有凝聚力的技术团队。谚语说“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一些人，但没法永远欺骗所有人”。如果大辉没有足够的技术素养，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公认技术不错的家伙一直和他是朋友呢。
如果承认大辉的贡献，承认他的技术素养和眼光，承认他不能用某些固定的条条框框来评价，那么开发上的亲历亲为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他或许不写代码，不做Code Review，只要他知道怎么判断代码的好坏，或者能找到正确代码好坏的人，只要他懂得Code Review的价值，在团队成员进行Code Review的时候给予热情肯定而不是粗暴制止，就没有问题。
以上是我认识的大辉。关于本次的离职风波，具体的细节我不了解。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结合我自己以及身边朋友的经历，离职时候如何兑现之前的承诺，这是个普遍的问题，所以我来谈谈一般看法。
我总觉得，中国的IT人员处在矛盾的境地里。一方面，IT系统本身就是讲规矩、按逻辑，严密构造起来的，这也影响了大家日常的工作习惯和价值认同。另一方面，在IT之外的世界，尤其是涉及到利益分配的领域，规矩、逻辑、道理似乎又那么的苍白无力，承诺和约定最后往往被证明是废纸一张。在这样的处境里，一个人要想成功，往往不得不冒着“精神分裂”的风险两面作战，争当幸存者。这种选择有着很大的风险，更加不幸的是，“最后的幸存者”常常能获得媒体和公众的各种光环，对于未能幸存的人员，则总能找到各种理由。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幸“被坑了”，似乎也只能认命，没什么道理可讲。但是，世界真的应该是这样的吗？
斯大林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胜利者是不应当受到谴责的。这句话在我国被某些人奉为圭臬，因为它的背面就是“不管用什么手段，赢了就有道德豁免权”，以此增加自己予取予夺、搬弄是非的底气。但是，我们同样应当看到斯大林身后，苏联历史的背面：美苏争霸经常是这样的局面，在美国这边，不管谁当选，只要上位，各种机构和智囊团都会按照规矩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为本届政府服务；而在苏联这边，领导人一方面要应付国外的挑战，另一方面还得高度紧张时刻关注苏共中央的局势，保证后院不会起火。在我看来，第一种模式显然更正常，也更适合让大多数人专心投入，创造更大的价值。
所以，当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应当受到谴责”的时候，很可能是他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的自我安慰。不幸的是，这千辛万苦恰恰来自他所塑造的体制，他所栖身的环境。作为领导者，不营造公平公正的环境，不讲究游戏规则，也不管有多少人付出了多少代价，更不关心后续产生了多少糟糕的影响，只为了让自己成为“不受谴责”的胜利者，这本身就是值得谴责的。
当然，普通人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寻找不认同“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环境。世界很大，选择很多，正常的人和公司总是存在的，放弃虚无缥缈的画饼，我们能生活得踏实许多。
推荐一本书：《柏林1961》。一边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赫鲁晓夫，一边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肯尼迪。他们要如何较量，谁会最后胜出？即便我们知道了最后的结果，了解整个过程还是会收获大量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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