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被称为 “国家智囊”的两位经济学家，林毅夫、张维迎就“发展经济是否需要产业政策推动”问题的一番争论，引发了业内外对于中国产业政策的高度关注。
今年8月份，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峰会上发表演讲，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而后，林毅夫撰文进行了观点鲜明的针锋相对，在林毅夫看来，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至中秋节期间，二人也依旧你来我往，针对对方的观点主张进行逐一地反驳。
这种论战在两位之间并不少见，事实上，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林张二人共有过四次“交火”。
在1995年第一次论辩中，二人就国企改革的方向进行了一次碰撞。
林毅夫认为，国企的主要问题是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负担和政策负担，导致国企缺乏活力，因此国企改革的方向是营造一个竞争性市场环境。而在张维迎看来，掌握国企实际控制权的管理层应该获得国企产权，国企改革的方向就是民营化。
2004年，CCER创办1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二人同台交锋，探讨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
林毅夫对于前景似乎要乐观地多，他认为，只要沿着当时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再涨二三十年没问题，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一定赶超美国。而张维迎则担心，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将会使中国企业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企业制度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令人担忧。
2014年7月，二人在在追思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上，就“政府干预”做了讨论。
此番针锋亦好不热闹，不少经济学者也开始撰文表达个人的产业政策的观点。对于 林张之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曾在新京报上发表文章，称：如果说21年前的(林、张1995年的论战)争论，涉及国企改革的方向问题，那么21年后的这次争论则涉及中国的创新和技术进步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些争论仅仅看做是学术争论，它们关涉中国的政策导向和经济增长。
日前，学人口学出生梁建章也就这一命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吧。
经济学界近期最重要的热点事件，莫过于林毅夫与张维迎这两位知名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至于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发展经济是否需要产业政策推动”的问题上。而对“产业政策”来说，无论采取财政补贴还是减免税收的政策，实质都是政府在投入资源在对外“撒钱”。所以各种争论争到最后，问题往往变得很简单——钱到底该撒向何处？应该给企业还是给个人？进一步来说，应该给哪些企业和什么样的个人？
如果按照传统“多劳多得”的思路，政府资源是否应当用于奖励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企业或者个人吗？答案是否定的。当企业或者个人的贡献已经体现在利润或者收入上时，政府没必要扮演“锦上添花”的角色。比如对于推动互联网时代的进步，各类创新企业显然居功至伟，但这些企业通常已经依靠规模优势、高额利润和知识产权等形式获取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所以在市场已经提供充分回报的背景下，政府没必要针对这些领域提供激进的产业补贴，通常只需要采取温和的产业政策即可，比如针对具有高度开创性的产业进行适当的减税。
再比如，备受关注且影响深远的高铁需要补贴吗？也不需要。因为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本来就能产生丰厚的利润，至于在人口稀少的地方建设亏损的高铁，在经济意义上本来就是浪费。对于这些领域，政府进一步放开对于市场准入的管制即可，私营的高铁肯定比现在的国营方式更有效。日本在把高铁私有化以后，铁路的效益大增，再也不需要政府的补贴，东京的郊县多了很多私营的高速高铁和地铁，城市的容量扩大了，拥有3700万人口的东京，也成了世界上公共交通最方便的城市。
政府真正需要补贴的是“活雷锋”，即那些不记回报来贡献社会的人和企业。别以为这是句玩笑话，因为社会上真的存在很多“活雷锋”需要政府帮助，那就是生育且培养孩子的家庭。因为仅仅计算经济回报，生育和抚养孩子很可能是一笔“亏本生意”。
在农业社会里，养儿防老是生小孩的重要动机之一。在现代社会里，养老主要依靠社会福利和储蓄。养老不再依靠小孩，抚养小孩的成本却越来越高。虽然政府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中负担了小孩的大部分学费，但是要培养高质量小孩还需要父母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养小孩的成本主要由家庭承担，但孩子成人之后缴纳的税收却贡献全社会。现在的年轻人缴纳的税收和社保，需要抚养现在所有的老人，不管这个老人过去有没有小孩。因此，如果现在的 父母多生一个小孩的话，对未来的社保贡献差不多是15%，因为社保跟医保加起来是GDP的15%左右。
所以说“生小孩”是大大的“活雷锋”，需要政府有额外的“产人”扶持政策。国家应该给抚养小孩的家庭15%GDP的收入补贴。如果说占GDP5%的教育已经补贴了5%，那还应该补贴10%左右，10%是多少？一个城市白领的年收入是十万元，那就要补贴一万元。一年补贴一万元，还是远远不够抚养一个小孩，但应该还是会有引导和鼓励的效果。
所以，在那些社会福利好的国家，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父母不愿意生小孩，而政府却会给予各种奖励生育的政策。其中的原因，就是通过“生孩子”获益的政府主动补贴因此在经济上受损的父母们，通过对于利益的再分配，争取实现“双赢”的局面。比较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几个华人都市，当地目前的生育率只有1.0~1.3之间。这些地方非但开放二胎，还开放三胎、四胎，而且生得越多、奖励越多。新加坡生第一个小孩就奖励约2.5万新币（人民币约13万元，相当于新加坡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生第二、第三个小孩的奖励更多。过去我们拘泥于限制生育的固有思维，可能很难理解这些政府的作为。但只要真正从经济角度来进行科学计算，就会发现政府出资鼓励生育实在是再合理再正确不过的选择。
回过头再看中国的“产业政策”，现在有人认为需要出台扶植东北的产业政策以振兴当地经济。坦率地说，这样的政策恐怕收效甚微，因为东北的人口形势非常不乐观。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将全国各省级行政区按总和生育率从低到高排序，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仅次于北京市、上海市，列三到五名，总和生育率仅有0.75左右。相比北京和上海，东北的整体形势也许只能用“未富先老”来形容。如果生育率持续低迷，即便政府针对东北出台再多的产业政策，也不会有太多的起色。换个角度看，如果把产业政策的钱投到鼓励生育和加强教育上，长期而言会有更好的回报。
再从全球视野的角度来观察，目前各国之间的竞争，绝对不是什么比拼产业政策的优劣，而是直接开展“人”的竞争。在世界范围内，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早已把引进人才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之一。移民成为美国能够保持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的重要因素，每年都向美国的人力资源库注入新的活力，确保美国始终占据科技创新的最前端。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人口稠密的韩国和日本都在鼓励生育。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大规模引进外来移民显然并不现实，那么鼓励生育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否则就难以在国家竞争的格局中保持优势。
最后，我还是要提醒一句，当人们忙于争论“产业政策”的利弊时，千万别忘记，最好的产业政策是产人政策。人，才是最终决定生产力的关键所在。而对政府来说，与其忙于投资产业，不如先想想如何投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