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医药产业发展速度愈来愈快，医药行业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创新实力的研发公司。然而，在美中医药开发协会主席、美国强生制药集团公司药物产品开发部科技总监戴卫国博士看来，中国医药健康领域的创新能力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
近日，他接受《知识分子》的专访，表示中国在医疗诊断技术、医疗器械创新等方面，可利用自身优势，实现快速发展。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The-Intellectual），作者：叶水送。
创新已是这个时代炽热的名词之一。2016年3月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将医药健康产业作为主要的产业进行顶层设计，并助力其快速发展。然而在医药健康领域，中国的创新能力仍显不足，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差距甚远。
2016年5月30日，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以及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主席表示：
“我国很多重要专利药物市场绝大多数被国外公司占据，高端医疗装备主要依赖进口，成为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之一。”
动辄上千元的专利药，让国内很多患者难以承担经济上的压力。大型公立医院的高端医疗设备基本被国外公司“垄断”，市场竞争集中在少数跨国公司之间，由此也会增加患者负担。
对此美中医药开发协会（SAPA）总会现任主席戴卫国博士表示：“很多创新药物，已被证明有效，挽救了许多病人生命，或者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中国老百姓迫切需要用上这些新药，如果中国没有专利的话，这些药物进入国内市场会很慢，且价格昂贵，所以要提高创新能力，能够真正地生产出代替性的新药来，让中国老百姓早日用上这些新药。”
中美医药创新的差异与距离
2016年3月中旬，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杨青教授将其研发的IDO抑制剂（Indoleamine 2, 3-Dioxygenas，吲哚胺2，3-双加氧酶）的海外专利授予了一家美国制药公司HUYA（沪亚），为此沪亚支付了6800万美金。
在制药领域，这是我国并不多见的海外专利授权。对此戴卫国表示，“我非常高兴看到中国有这些创新公司或团体，他们的高新技术或产品被美国公司购买，真正地体现了创新的价值。这是中国创新的一个苗头，我坚信未来这种海外收购会越来越多。”
近年来，中国的医药产业发展速度也愈来愈快，医药公司屡获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
2015年，深圳微芯开发的用于治疗晚期难治性淋巴瘤药物西达本胺获得批准；
2016年年初，生物技术公司百济神州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另外恒瑞、贝达医药、信达生物、礼歌、再鼎等一大批新型研发公司也在不断加强创新实力，都有不俗的表现。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中美两国的创新能力仍相差较大。戴卫国表示，“很大原因在于研发投入上，尽管中国政府已多次提到创新非常重要，并将创新作为未来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但在资金投入方面跟国外相比仍有差距”。
除此之外，中国能沉下心来做创新的企业并不多，这主要与体制和创新思维有关。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而中国绝大部分企业在各种社会压力下，需要很快地谋求生存，追求“短平快”。其结果是在医药领域，很多中国制药公司由此追求短期效应，基本停留在仿制创新上。显然没有真正的创新环境和机制，对创新不利。
另外，中国在技术独创上的短板，还与创新型人才的缺乏有一定关系。人才是创新的主体，近些年，从海外回国的海归科学家加上本土培养的科技人员对中国的医药创新做出很大贡献。“事实上，美国新药创新很多也是华人科学家做出来的，华人科学家是国际大公司创新力量的主力军之一，从基础到新药创制，他们都非常厉害。”戴卫国表示，不过仍有很多非常出色的顶级科学家人才留在美国，这其中有各种原因，一方面是家庭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他们对国内了解还不够，再就是对中国创新生态环境有顾虑，尤其是不确定国家对创新政策支持力度的持续性。
中国应该更加大力鼓励留学人才、顶尖人才多回中国走走，多接触交流，让这些科学家进一步了解国家创新政策措施，为更多的人才到中国去发展提供巨大空间，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对中国的医药发展做出贡献。
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如何弯道超车？
医药健康产业，主要包括制药、医疗器械以及医疗等方面。其中医疗是较大的一块领域，包括治疗和诊断。
目前，很多医药公司包括跨国制药公司很想进入诊断这一领域，特别是精准医疗概念提出之后，诊断与医药结合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向。例如，跨国制药公司想进入中国市场，就需要对它们的药物重新进行临床试验，这是由于亚洲人的基因与欧美人不同，中国药品审查机构需要重新评估跨国公司的药品，疾病的精确诊断和合理用药由此变得重要起来，这也是跨国药企进入中国市场的关键之一。
跨国制药公司拥有非常完善的创新机制，中国生物医药公司如果想参与国际竞争，应对策略有哪些呢？与制药工业相比，中国的制造业发展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从苹果手机到电脑生产，都能显现中国在机械制造这一领域的优势，尤其是仿制产品上。随着中国世界工厂角色的转变，未来中国在医疗器械创新上，可利用这一优势，借势发力，但是关键点仍然是新概念，技术及产品的创新。
在大健康领域中，制药业虽然在相对较长的时间段里，能保持较高的利润，但制药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而医疗器械的创新周期相对较短。例如，成立于2010年的联影医疗，在政策、人才以及资金的推动下，迅速成为国内一家研发高端医疗影像设备的公司。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于药品专利来说，医疗器械专利技术堡垒较低，某一产品长期领军市场，独占市场相对较难，它容易被模仿、超越，所以医疗器械需要反复地创新。
与其他领域一样，中国在医疗器械领域，也很善于模仿国外。这也就是欧美医疗器械公司为何在压力之下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大市场，几个月或者一年之内必须做出一个新的产品。如果中国的医疗器械公司利用中国发达的制造业，结合创新技术，在医疗器械这一领域应该有所作为。
除了中国在医疗器械领域具有“天然”的创新优势外，近些年来，国内亦在强调智能制造、机器人等领域，如把智能制造给合于医疗器械等方面，加以大力发展，这是一个有着巨大发展前景的大方向。“我们的制造业生产能力非常强大。如果将制造业与医药界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带来比较好的、可预见的效果。它不像新药研发，需要花费十年、十五年的时间，对中国许多产能过剩制造企业的转型来说，这也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戴卫国表示。
精准医疗与互联网诊断结合也是一个迅速发展的领域，未来我们仅通过无线电，即可传递测试结果。今后应该大力加强精准检测、精准治疗等方面的工作，并且把互联网和精准诊断与医疗紧密相结合，会产生重大意义。由这个领域衍生的医疗大数据领域也会是一个新的热门领域。
如何在中国选择创业环境？
在中国，由于经济和政策的不同，创新模式及聚焦点也存在地域差异。例如，广州、深圳一带的创新氛围独具一帜，有特点，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最好的创新环境。
广东省过去数十年主要集中在微电子、IT等领域，成绩辉煌，令人称赞，出现了华为、腾讯等一大批有世界影响力的新型高科技企业。但相对而言，广东对医药关注不够，没抓住医药发展的黄金时代机会，在欧美发达国家，医药的发展是国家主要支撑行业之一。
近几年，广东意识到这一点，集中精力落实医药发展，加大支持力度， 吸引了一大批创新型优秀海外人才及高新技术项目落户。从投资支持力度和政策扶持，广东省在全国名列前茅。目前，制约深圳医药创新的其中一个阻力就是，逐渐上升的人力、物力成本。
上海一直是医药创新的领航者，拥有诸多方面的优势，例如人才聚集、资源丰富、信息交流非常便捷、迅速。“人才、项目聚集和信息通畅非常重要，这个对创新非常重要。强生创新中心之所以放在上海、波士顿、旧金山等地也源于此。整个亚太地区则在上海，这说明上海在中国位置很重要，整个亚太都以上海为中心。”
“但在机制和政策上，上海仍有待进步提高。上海医药产业发展已经到达一定高度，怎么突破这个瓶颈，达到飞跃式的前进，需要有新的的想法，思路创新政策及生态环境。”戴卫国表示。
大公司VS小公司创新
许多新型、突破性治疗方法及技术，尤其是免疫治疗火热起来以后，具有独特技术平台的小公司的创新潜能引起大众的注意，大公司纷纷将目光投向这些突破性治疗方法及技术及公司。
戴卫国表示：“我无法想象一个国际大公司没有在免疫力治疗领域布局，这类突破性治疗已经被证明有效果，不过目前仍在发展阶段的初期。国际大公司可能在某些领域布局起步晚，或者进展比较慢，但他们会以并购、收购或以合作的方式把小公司收购，或把一个药物买过来，或者购买他们的平台。”
相比于小公司的创新灵活性，大公司结构复杂，程序多，比较官僚，决策会较慢，但是大公司内药物研发人才济济、经验多，尤其在生产、临床、申报、销售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所以他们可以从外面直接购买项目，或者通过并购来补充自己的产品线，令有效新产品尽早上市，这样可充分利用大公司和小公司的长处，互相互补。
“我个人认为，现在是很好的创业机会。如果你有好的想法，建立起好的团队，加上中国政府对创新的大力支持，你很有机会做出真正创新的产品，为中国老百姓用上好药真正贡献一份力量。”戴卫国表示，但与此同时，他也强调，药物产品开发是一个耗时且花费大的系统工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资金及创新。
大部分人只熟悉整个药物产品系统工程的其中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只有具有创新技术和新产品，加上开放式的合作才能够促进医药创新，你的中国医药梦，所以研发性公司须考虑和其他公司合作，尤其是具有整个生产链开发能力的公司合作，而不是一味自己再去打造整个药物产品产业链中的每一个环节。
“对于医药领域的大公司来说，它们可以布局很多产业链，而小的研究型公司应该是集中精力，把某一个方面做得特别好，这样大公司会毫不犹豫地与之合作或投资，以在市场上早日推出有效新产品。”戴卫国表示。
戴卫国博士目前是美国强生制药集团公司药物产品开发部科技总监、杨森院士、美国药学家学会（AAPS）院士以及工业药学与生物药剂学部主席。1992年9月份，戴卫国来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组织工程和药物传递技术等领域。博士毕业后，他先后在加州安进（Amgen）公司以及强生制药集团工作了20余年，目前在强生公司负责生物大分子产品的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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