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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布斯和鲍勃•迪伦。
因为那本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当时针划过 1984 年的第一个零点时，一大半美国人都觉得是在做梦。
世界在过去一年间经历诸多变革，既有令人炫目的文化成果，也有流血惨重的国族冲突。大韩航空 007 号班机误入苏联领空遭到击落， 269 人全部遇难。“The target is destroyed.” 来自轰炸机飞行员的冷酷之声，成为了 1983 年为数不多的听觉记忆。
另一个声音片段来自流行歌手迈克尔•杰克逊。他于年初凭借 “太空行走” 一鸣惊人，并在年底用 Thriller 延续了这样的势头。当红颜色的金属嗓音在一群面目狰狞、行动迟缓的僵尸中升起，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小声问着对方，“这是真的吗？” 疑惑不仅是因为电视中的鬼怪足以乱真，耳后还挂着地里的青苔，还因为一种跨越世纪的乡愁——地球成了上帝的遗子，被放任自身自灭。
它孕育出了伟大的文明，却可能只是一场发生在培养皿中自娱的舞会。不管内部震荡、翻滚，甚至颠倒，我们终究是可探知宇宙中的孤儿。而奥威尔跨越时空的凝视和预言，向舞会中的人指出了他们曾被设想的命运：“喏，你们应该是要这样的。” 而横亘在现实世界和小说中的，是无边无际的时空，广袤让人绝望，却能维持清醒。
▲ 苹果广告《1984》中的女运动员。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苹果电脑公司发布了第一支电视广告，1984。身穿红色短裙的女运动员手持铁锤，奔跑在大洋国蓝灰色的管道中，背后是一队追赶她的防爆警察和无数外形雷同的光头男子。他们穿着亚麻囚服，神情严肃地朝着电幕走去，雷鸣般的正步声与老大哥的演讲混杂在一起。
老大哥正在用煽动性的语调描述着思想统一的蓝图，“我们是一个人，一种意志，一种决心。” 运动员开始周身旋转，奋力将手中的铁锤投掷出去，在老大哥 “我们必将胜利！” 的口号后，精准地砸到了电幕上，并引发了一场堪比核弹的爆炸——台下的大洋国公民在气浪中痛苦地哀嚎，如同一具具被风干的僵尸。随后，一个严肃的男声响起：“一月二十四号，苹果电脑公司将发布 Macintosh。我们会向你展示为什么 1984 不会真的像 ‘1984’。”
▲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这支广告为二十四天后的史蒂夫•乔布斯赢得了无数的掌声。由于发布会属于股东大会的一个环节，二十九岁的他身着黑色晚礼服，绿色领结。腼腆的笑容和今日硅谷追捧的少年天才没有什么两样。欢迎过到场的来宾后，他念了一段鲍勃•迪伦的歌词，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这是迪伦完成于 1963 年的经典作品，也是美国六十年代社会运动的代表作。乔布斯清了清嗓子，像一个参加话剧社的高中生那样念道：
Come writers and critics
Who prophesize with your pen
And keep your eyes wide
The chance won't come again
And don't speak too soon
For the wheel's still in spin
And there's no tellin' who that it's namin'
For the loser now
Will be later to win
For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今日的败者，将会在明天成王。时代要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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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乔布斯认识迪伦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创业伙伴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乔布斯拥有迪伦超过 100 个小时的现场磁带，包括 1965 到 1966 年巡回演出的每一场音乐会。
▲ 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
二战后的美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富裕的时光之一，史称 “Good Old Days”。汽车、电视成为日常消费品走入千万家庭，社会走入稳定 “常态”。而与民间日益活跃的精神环境相悖的，却是日益僵化的意识形态：外交上秉持冷战思维，经济上提倡效率优先。“美国梦” 重新被提及，但这一次却少了二十年代盖茨比式征服世界的雄心，鼓励的多是兢兢业业的螺丝钉，在大型企业中攀爬的形象。
乔布斯收藏的那些磁带，恰好记录了迪伦作为反叛者最光辉的岁月。1965 年，迪伦在罗德岛新港音乐节上登台演出。他背着一把 Fender 电吉他，身穿皮夹克，带着新发掘的键盘手 Al Kooper 和其他乐手上台。当吉他的电缆接入放大器发出 “嗡” 的一声震动，“抗议歌手”、“民谣歌手” 鲍勃•迪伦的影像瞬间汽化在时空中，取而代之的是舞台上扯着嗓子用最高分贝嘶吼的男人：
How does it feel, how does it feel?
To be without a home
Like a complete unknown, like a rolling stone
此役过后，摇滚乐终于不再是青春期的自我沉溺，而可以担当起记录、抒发人类情感思想的功能。迪伦在民谣中展现出的诗歌技巧、电子元素的加入，为现代社会复杂的情绪找到了指代——这是木吉他、口琴无论如何也难以表达的意象。流行音乐逐渐收起了它乖巧、可爱的外形，朝更自我、外放的方向发展。此后，Pink Floyd 等乐队都接过 “摇滚诗歌” 的创作哲学，在音乐作品中探讨更直指人心的话题。
▲ 罗德岛新港音乐节，1965年。
但让乔布斯震动最大的，恐怕还是现场录音中观众的反应——在如此划时代的创新面前，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暴躁的。观众希望听到那个吹口琴、弹着木吉他唱 Blowin' in the Wind 的迪伦，而不是眼前这个像嗑药 high 了的高中生，大声地在台上胡言乱语。嘘声、抗议声响遍了整个音乐节现场。而到了 1966 年英国 Royal Albert Hall，现场录音中可以直接听到观众骂迪伦 “Judas”（背叛者）的声音。
作为一名不按常理出牌的创新者，乔布斯常常遭遇非议。9 年前第一代 iPhone 横空出世时，它收到的赞美并不比恶评多。许多人没法接受一款没有 QWERTY 键盘、没有收音机功能、只有黑色壁纸的手机，有人甚至评价它像 iPod、手机和 PDA 的私生子。这让人回想起，更早之前的 2001 年，说第一代 iPod 根本没有机会的也大有人在。
“我们两个会游走于圣何塞和伯克利地区，到处寻找迪伦的盗版磁带并收集它们，” 沃兹在采访中说，“我们会购买迪伦歌词的小册子，然后熬夜解读这些歌词。迪伦的话可以触动我们心中的创造性思维。”
这种创造性思维，一方面来自迪伦在词作中所散发出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则是他在六十年代反文化（Counterculture）浪潮中领军人物的形象。这种反对平庸、强调与主流差异的价值观，对乔布斯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还是 Think Different 的广告：
向那些疯狂的家伙们致敬。他们特立独行，他们桀骜不训，他们惹事生非，他们格格不入，他们用与众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他们不喜欢墨守成规，他们也不愿安于现状。你可以赞美他们，引用他们，反对他们，质疑他们，颂扬或是诋毁他们，但唯独不能漠视他们。因为他们改变了事物。
他们发明，他们想象，他们治愈，他们探索，他们创造，他们启迪，他们推动人类向前发展。也许，他们必须疯狂。
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就这样隔着时空向嘲笑他们的主流社会打来一拳。社会并不总能欣赏他们的才能。反主流浪潮中最著名的 “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艾伦•金斯堡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却跑到旧金山研究大麻和诗歌。在一间画廊中，他对来自东海岸的朋友首次朗诵了他的长诗，《嚎叫》：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
随着时间推移，“垮掉的一代” 逐渐进化为嬉皮士运动。他们穿着最旧的衣服，借用音乐、毒品探索、记叙内心世界。而最能表达这种因酒精、药物感到恍惚的艺术作品，应该是 Blonde on Blonde 的唱片封面上，迪伦失焦的肖像照（虽然他辩称只是因为天气冷摄影师手抖）。
▲ Blonde on Blonde。
虽然《嚎叫》于 1956 年出版后即遭当局禁止，但对于青年人却有着无远弗届的影响。躁动的情绪改变了美国未来十多年的社会面貌。大批学生走上街头，声援黑人民权运动，反对越战，要求不同性别、性向的平等权利，并因此成为反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
而政府在其中所流露出的死板气质，则让一些人开始选择自我放逐，追随内心之路。美国人第一次在流行音乐中西塔琴的声音，是 Beatles 的 Norweigian Wood（挪威的森林）。他们四人于 1968 年到访印度，带回了今日风靡硅谷的冥想。而乔布斯对于日本的兴趣，也与之一脉相承。
▲ 披头士乐队与印度静修大师玛哈瑞诗·玛哈士在一起。
这一切，在 1969 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达到顶峰。此后随着政府意识形态趋紧，加之抗议活动中接连爆出事故，持续了十余年的反文化运动落下序幕。这种精神最终在 1970 年消散殆尽，四名肯特州立大学学生被国民警卫队开枪打死，原因是参与反战示威。事件传到纽约大学，学生打出标语，They can't kill us all. （他们不能把我们全部杀光）。虽然愤怒，却也只是一代人微弱的呼声。
老鹰乐队在 Hotel California 中的一句歌词，颇能点出这样的意味：We haven't had the spirit since 1969.
这里的 spirit，可以指代 “烈酒”，也可以指代一种精神。
3、嬉皮士资本家
还好，嬉皮士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他们中的一些人，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这个世界。
1968 年，29 岁的生物学家斯图亚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和妻子用一台道奇卡车开始了他们的公路旅行。和其他试图寻找内心奥秘的嬉皮士不同，Brand 夫妇希望在路途中开展教育性的集会，唤起人们对地球的关心与爱护，并让美国社会可以更环保、更公平。
他将卡车改装成一个商店，出售他认为可以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好的工具，还搭建了一个图书馆。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连线》杂志创始人凯文•凯利（Kevin Kelly）说：
“布兰德会比照着自己做的指南书，告诉嬉皮士们各项工具的用处：这个可以挖一口井，那个可以磨面粉。但每次销量最好的永远是那本指南书。上面有他的批注，还有卡车放不下的产品。”
这辆卡车最终停在加州的门洛帕克（Menlo Park）。看到嬉皮士们如此喜欢这本书，布兰德决定编写一本更大部头的工具书，邮寄给读者，让他们可以自行联系商家购买喜欢的物品。
布兰德拓宽了 “工具” 的定义，既有古老的木工器具、绳索，也有新式的光纤材料、合成器、个人电脑，甚至还有小说、地图、论文等 “虚拟工具”。 他认为这本书的作用有如下几点：帮助个人完成自我教育，找到灵感，塑造环境，分享冒险。只有满足上述的用途的工具才会被这本书收录。
“这本书” 就是《全球通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
▲ 《全球通览》内页。
在 2005 年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乔布斯讲述了这本书对他的影响：
当我年轻时，有一本很棒的刊物叫《全球通览》，它被我们那一代人奉为至上宝典。它的创办人叫斯图尔特·布兰德，他就在离这里不远的门洛帕克镇，凭一己才华塑就了刊物。那是 1960 年代末，个人电脑和桌面排版还没出现，排版全靠打字机、剪刀和宝丽来相机。它就像纸上的 Google，却又比 Google 早了 35 年：它怀有理想主义地介绍了大量实用工具和一流观念。
斯图尔特和他的团队做了几期《全球通览》后，实现了创刊之初的使命，于是他们出版了最后一期。那是 1970 年代中期，我像你们现在这么大。最后一期的封底上印有一张清晨乡间公路的照片，是那种喜欢搭车冒险的人常会见到的风景。照片之下是一行字：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这是他们停刊时的告别语。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自我期许。现在在你们毕业之际，我也这样祝福你们。（摘自《张亮：来自未来的信使》）
布兰德弱化了工具的实体定义，并突出其作用与便捷，更强调自我学习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Whole” 一词成为贯穿全书的思想之一。那种从嬉皮士年代流传下的对爱与自由的渴望，对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出现在各个角落。而今人所熟知的 “社群”（community）、“邻里” 等概念，也是被这本书发扬光大。
而恰恰是这种脱胎于反文化运动的精神，为今日硅谷的主流文化定调。创业本就是一种叛逆之举，它意味着不妥协于传统大型企业的螺丝钉文化，只为个人利益埋头苦干；而是站在人类社会的视角，更好地思考未来的社会与生活。商业不再全部是西装革履、手拿公文包的生意（Business），其中一部分进化成为更高维度的创新（Innovation）。
▲ 乔布斯在苹果发布会上放迪伦的歌。
通过打造最好的工具、最广泛的连结网络，创业者真实地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世界，使其更绿色、公平地发展。放眼硅谷，无论是中生代的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维基百科创始人吉米•威尔士，还是年轻的扎克伯格，都共享着这一份来源于嬉皮士时代的精神遗产。
《纽约客》干脆给这群人起了个外号，“嬉皮士资本家”：
乔布斯的成功在很大成功上仰赖于他的家乡，Mountain View 和 Los Altos。伴随着 Intel 在 1971 年推出首款微处理器与互联网的诞生，硅谷充盈着大量的科技想法，只待被转化为面向大型市场的应用。乔布斯看到了这个机会，并抓住了它……他真正的天才并非发明创造——他没有发明任何东西，从桌面电脑，到鼠标，再到 iPod。相反，他发现了消费电子市场中的前景，并利用更好的设计、营销让用户体验到达了新的阶段……1996 年乔布斯在纪录片中说，‘我们从不因为偷窃绝妙想法而感到羞愧。’”
这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五十一年前发行 Highway 61 Revisited 的迪伦没有想到的。头发卷曲的他穿着迷幻的紫色衬衫，冷冽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游离和不屑。他刚录完第一首摇滚作品，键盘手是毛遂自荐上阵的，弹得速度要比吉他慢八分之一拍——需要时间识谱。凭借着这样一份与主流文化的不妥协，迪伦成为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中的标志性人物，和他身后的 “爱与和平” 浪潮、嬉皮士们一起，为日后的硅谷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价值观，甚至形塑了个人电脑时代。
面对这些，他会说：
Talk about me babe, if you must.
Throw out the dirt; pile on the dust.
I'd do the same thing if I could
You know what they say?
They say it's all good.
All good.
It's all good.
▲ Bob Dylan & Think diffe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