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均2亿元补偿!荒诞之外,你不了解的深圳水贝村“拆迁经济学”
2016-10-25 19:56

户均2亿元补偿!荒诞之外,你不了解的深圳水贝村“拆迁经济学”

昨日(10月24日),一则“深圳市水贝村每户平均可获2亿拆迁款”的消息刷爆朋友圈,顺带“水贝村83个女孩没男朋友,38个男孩没女朋友”的相亲热狂卷而来。


而这一切都源于23日晚上,深圳罗湖区水贝村在其城市改造项目工地上进行的一场530桌“大盆菜宴”。盛况如下图:



按照传言,“水贝村本次拆迁中最高的一家获赔80亿,造就了接近600户亿万富翁。”当一张张“大盘盛宴”在朋友圈疯传后,也引来不少网友感慨(如图)



这样的论调不在少数,这也迎合了当下火箭似蹿升的房价,与“买房兴邦,创业误国”一样,赤裸裸的讽刺社会现实。


不过,上述新闻在今天(10月25日),得到了水贝村相关负责人的否认。


水贝村“大盘盛宴”,一场广州杨箕村“拆迁万人宴”的联想曲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联系到水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兴祥。他明确告诉记者,上述赔偿金额为假消息。张兴祥介绍,水贝村原有村集体和村民物业178栋,拆赔比是1:1,其中一层赔商铺,二层以上赔住宅,水贝村村民均选择了回迁,没有现金补偿。但具体赔偿方案,并未向外透露。


张兴祥曾表示,接下来,随着整个村的拆迁,盆菜宴也许要停歇几年,等到新的回迁房建成后,居民们方能再聚一起。不过,没想到,今年盆菜宴不仅如期举办,而且规模更超往年,是历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


水贝村的一顿“集体盛宴”,之所以会引来网友对拆迁补偿庆祝的猜忌,并非没有事实依据。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今年10月2日,广州杨箕村摆千桌酒席宴请万名村民回迁。拆迁改造后的杨箕村锣鼓喧天,现场更是“大阵仗”,“开台”1500桌(虎嗅注:每桌按8人算,也是“万人盛宴”),当年1496栋被拆迁房屋的回迁人重聚在一起,共庆杨箕回迁入伙。由于房价大涨,按目前的市场价估算,杨箕村的村民们户均都坐拥1000万资产。#名副其实的土豪


(如图:广州杨箕村庆祝回迁摆1500桌)


小区内楼间距70-80米,红桌从四周排向舞台聚拢,场面震撼。庆典活动除了有大餐吃、大戏看,还有男神主播梁志皋、女神主持高晞全程陪伴。此外,还有一支600人组成的餐厨后勤队在为盛宴服务。


99%对1%的拆迁——“钉子户”

 

正是广州杨箕村,从2010年4月,公布“城中村”改造方案之后,因为“钉子户”的阻挠,一波三折,持续三年的“拉锯战”。就此,知名媒体人柴静曾在她主持的央视《看见》栏目,推出《百分之九十九对百分之一的拆迁》报道。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杨箕村涌入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村民中先富起来的一批开始大批加盖楼房,相当数量的楼房被建成7层。


由于违建之风太盛,时任村委以及政府相关部门一度出手干预,并敦促违建村民补交罚款。但考虑到部分村民已经缺乏技能谋生,而只靠房租度日,在收缴罚款后,这部分违章建筑并没有被拆除。


房屋出租生意一直是杨箕村许多村民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骆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没有拆迁之前,地面30平方米可以修个4层楼的房子。自己住1层,其余的3层用来出租。拆迁是按照30平方米乘以4来赔付的。”


在央视等媒体纷纷报道后,拆迁工作队提出的条件又比以前提高了不少。但即便如此,“钉子户”们依然不同意拆,已搬迁的居民和这些钉子户的矛盾日趋尖锐,甚至演变成了肢体冲突。


据当地媒体报道,杨箕村的地块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村民建设回迁楼的复建地块,另一部分是从集体所有转为国有后,拿来“拍、招、挂”的融资地块。杨箕村融资地块在2011年1月18日拍卖,最终被一家房地产商以底价23.53亿取得。


这场“99%对1%的拆迁”,最终于2013年7月随1%村民签订搬迁协议、搬离杨箕村而结束。


没有“钉子户”,水贝村有自己的“拆迁经济学”


一份《2015中国拆迁年度报告》指出,2015年1—9月,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各类行政案件40万件,同比上升47.6%,仅5月份一个月就受理2.6万件,同比上升221%。在这些上升的案件数量中超过一半以上是过去在“服务大局”口号被堵在法院门外的房屋征收拆迁引起的案件。应当说,过去确实难以立案的房屋拆迁案件自“立案登记制”实行后已经不太难,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许多可能激化的拆迁矛盾。


《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将“钉子户”作为重要的一个章节,在自己所著的《困局经济学》里论述的美国人迈克尔·赫勒,立论的基石是:“私有产权能提高社会福利,过多的所有权却造成反效果——破坏市场,阻碍创新,耗费生命。”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在其创造出的流行的审视美国经济问题的“反公地悲剧”里。


而将“中国奇迹”的建设成就与拆迁及“钉子户”分开来观察,我们任何结论都可能是片断式的,陷入宣传或妖魔化套路。迈克尔·赫勒带给我们的,或许不仅是令我们意外的他将“钉子户”负面化的倾向,而是他对制度运行及其成本的分析。


那么问题来了,同属广东的深圳水贝村为何拆迁进展比广州的杨箕村顺利地多?


查阅相关资料后,虎嗅观察发现,水贝村在30年前的就采取“公司制”来将单个村民权益进行了捆绑,集团利益下制衡了“钉子户”拖累拆迁进程



从虎嗅截取的工商注册信息图中可以发下,水坝村在1984年11月,就以集体名义注册了“深圳市水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水贝实业”),而法定代表人张兴祥正是上文辟谣“水贝村户均2亿拆迁补偿”之人,而当时水坝村近600村民正是该公司的股东。


而“水贝实业”旗下,还有四家公司,分别涉及餐饮、电气维修、停车、物业管理,公司名称如下:



张兴祥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初我们全村人召开股东大会,在京基、佳兆业、华润、新世界和卓越五家开发商中选一家,最终我们决定选京基。”京基地产在罗湖蔡屋围旧改(建成深圳地标“京基100”)中一役成名,当下,该公司正与华超投资争夺上市公司康达尔(000048.SZ)的股权。 ”


2013年11月,水贝村更新项目入选为《2013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第二批计划》虎嗅发现,“水贝实业”旗下的四家公司,在工商注册备案信息中已经显示“注销”,而深圳市水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因“未按时提交2015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查阅2013—2014年水贝实业的企业年报,都未披露经营数据(连从业人数都没有),公司成立至今,也未进行过股权变更。


由此可见,水贝实业只是一个空壳公司,是水贝村民经济协同的共同利益体,类似中国“农村合作社”,只是公司制的债权更为明细。在招聘网站及社交媒体上没有“水贝实业”的营业信息,但我们也不能否定这家公司在过去没进行过市场经营活动。


于当地村民而言,水贝实业在该村整个拆迁过程中能最大化的保护个体权益,在与房地产商的谈判博弈中力量更大,而房地产商也减小了沟通成本,拆迁阻力,社会秩序井然,当地政府也省心不少。所以说,水坝村的“拆迁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值得一线城市借鉴。


《2015年十大拆迁典型案件》中,轻者肢体冲突,重者危及生命安全,引发社会问题,需要一套市场化解决方案,水贝村仅是代表之一,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知道案例在评论中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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