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嘟妈送嘟嘟上学回来向我抱怨说今天雾霾太大，能见度也就几米，只能凭着感觉开。我说，这么严重的雾霾，北京应该开启红色预警呀，怎么能还让孩子上学。嘟妈说，红色预警哪能是想开启就开启的，车辆限行，那么多工厂停工，会有多大损失呀。
我叹了一口气说，现在大家命都快没了，还在计较有多大损失，这个启动红色预警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国家也没有一个说法。雾霾有多严重，对人体有多大伤害，一些主流媒体也没有给一个科学的解释。而网络上一些不知真假的传闻，标题一个比一个惊悚，让每一个苍穹之下的民众每天过的“心惊肉跳”。
嘟嘟画的雾霾
我问嘟妈给嘟嘟带口罩没？嘟妈说嘟嘟戴是戴了，但是孩子总是戴不住，刚戴上就想摘下来了，说是喘不过气儿来。嘟妈问我，要不要买一种儿童专用的口罩，口罩里面配一个小风扇，有换气的共鞥，价格要贵一点，要四五百块一个。我说，这种口罩八成是发“国难财”的，能换气又怎样，外面的空气难道不还是雾霾。再说了，口罩里有一个电扇，肯定会有一个小的电动机，有电动机就会有辐射，谁知道磁辐射对孩子有没有伤害。
我对嘟妈说，11号就考完试了，等考完试你早点回南方老家或者去海南躲雾霾吧？嘟妈说走不了，因为教委规定的是20号放假，虽然学校在11号以后不用上学了，但是20号还要返校，来来回回太折腾。我说20号返校嘟嘟他们又不上课，能不能不去呀。
嘟妈说，学校会在20号开个班会，公布一下考试成绩，评选三好学生什么的。我说，这些活动不都是一些形式主义，哪有健康重要，能不能不去呀。嘟妈说，我们感觉无所谓，但是孩子们很在乎呀，集体活动哪能不参加。
嘟嘟还是很乐于喜欢参与班会这些集体活动的。她每逢考试成绩不错，都会拿着试卷显摆半天。有一次，她说告诉我一个惊喜，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她说因为她英语连续考了三次100分，终于当上了英语小组长了。
是呀，我总不能告诉嘟嘟说你不参加班会了，你跟你妈去外地躲雾霾吧。在嘟嘟这个年龄，她还理解不了雾霾对身体有多大伤害，还处于对未来充满向往孩提时代，对一切事物都充满好奇和热情。我实在不忍心这时候告诉她残酷的真相，让她的一腔热情受到打击。
嘟妈把客厅里的空气净化器，由“最大”模式切换到“自动”。客厅里的两台空气净化器，像疯了似的轰鸣了一夜，但指标还是一直降不来。她给我看了手机APP上的数据，北京城区PM2.5的数值几乎都达到了500。我问，怎么数值都是齐刷刷地500，有问题吧。嘟妈说，数值在500以上，就不报具体数值了，没准好多地方都到1000啦，怕引起恐慌，这个规定也不知道是谁制定的。
我叹了一口气说，当初洛杉矶雾霾据说治理了50年，北京的雾霾一年比一年严重，看来雾霾可能会常态化了，北京是没法呆了。嘟妈突然说：“我们离开北京吧？”
逃离北京，说起来容易，我们又能去哪里呢？
回不去的故乡
元旦假期，我们一家三口，回了一趟山东老家。我这次选择在元旦回家，主要是因为春节要去南方过年，不能回山东陪他们过年了，所以要提前安抚一下他们。我老家在山东省高唐县，一个位于鲁西北的县城，距离北京只有400公里，我本来想开车回家。但是，由于雾霾高速封路，只能选择乘坐高铁回家。
在济南西站，姐姐开车来接我，然后我们开车一起回乡下。我问姐姐济南最近有雾霾没，姐姐说济南的雾霾也很厉害，好像入冬以来就没有几个晴天，济南为此还开启了单双号限行机制，你抬眼看看天就知道济南的雾霾有多厉害。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本来想走高速，但是在高速入口发现很多车在排队。姐姐说高速应该是封掉了，还是走国道吧。
国道的路线我不是太熟，只能靠着姐姐的指挥走。车过了黄河的浮桥，天色就暗了，在雾霾的笼罩下，能见度越来越低。再加上车里的人多，有很多水蒸气，前挡风玻璃和左右两侧的车窗全都糊了。由于看不清前面的路，后视镜也都是雾气，我生怕出事故，车开得很慢。在国道上，还有不少大货车迎面开来，这些大货车只有开到眼前的时候才能现形，实在太吓人。这些庞然大物行驶在雾霾中，像一个个移动的“鬼魅”。
在车上，姐姐提醒我到家千万别提春节不回家的事儿，怕父母在心理上接受不了，尤其是父亲，更是要只字不提。
姐姐告诉我，到了年根底下，父亲最近的抑郁症又开始严重了。姐姐说她只要一回家，父亲就会冲她不停地唠叨，说某某跟他年龄相仿的人死了，说他身体也快不行了，说他经常两腿发麻。姐姐说，她给父亲在很多医院多检查过身体，所有器官都没问题。父亲的病归根结底就是心病。
姐姐说，母亲虽然长期患有胆结石，身体没有父亲好，但是精神上要比父亲强大的多。现在，父亲还是一副山东大老爷们的做派，在家里什么家务都不干，生活起居还要母亲来照顾。母亲不仅要照顾父亲，还要忍受父亲的唠叨，真是不容易。有一次，母亲给她打电话说是家里的电视坏了，两个人因为电视要不要修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母亲实在忍无可忍，只好找闺女去哭诉。
我说电视坏了，买台新的不就行了。姐姐说，不只是电视的事情，重要的是他们老两口还是孤独，缺少陪伴，感觉是被子女扔到农村没人管了。特别是父亲，他本来性格就孤僻，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跟女儿又不好沟通，每次都盼着我回来跟他说说话。姐姐说，她回家多少次看父亲，都不如我回家一次。每逢节假日，父亲都会用掐手指头数日子，盼着儿子回家。
我到家之后，母亲高兴地迎了出来，一把抱住嘟嘟，嘟嘟很懂事地叫着奶奶，母亲说嘟嘟又长高了。在全家人其乐融融地时候，我看到父亲却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里屋里，目光呆滞地看着我们。
我进屋坐下来，问父亲最近身体咋样。父亲说不怎么好，睡眠很差，他说最近想把烟戒了，已经四天不抽烟了。我说年龄都这么大了，就别再戒烟了，少抽两根就行。
我问父亲为啥睡不好？父亲说他老做梦，刚入睡，他就会梦见一个说人不是人、说鬼不是鬼的东西扑上来，然后就被吓醒了，现在一闭眼就会梦见这种“小鬼”。父亲说，他是不是活不过年关了。我安慰他说千万别吓唬自己，那些小病小灾都不散什么，关键是心要宽一些。
父亲突然问我，这次回家是不是只是阳历年放假回家，春节不会不回来呀。我说只是元旦放假，春节回不回家还没有确定。父亲喃喃自语，说我春节回来就好，不然他一个70多的老头子怎么去“请家堂”呀，别人会笑话他的。
陪父亲说了一会儿话，父亲的情绪渐渐好了起来。他从家里拿出了全是灰尘的二胡，努力地想跟弹电子琴的嘟嘟合奏上一首，却一直合不上拍。姐姐偷偷对我说，看来你回家很有用，“话疗”比什么药都强。
在家的日子，对于父母来说太短暂，但我终究还是要回北京。在济南回北京的高铁上，我看到整个华北都笼罩在雾霾之下，沿途有很多工厂的大烟筒都在冒着黑烟，成为窗外唯一醒目的风景。
在高铁上，嘟嘟想去窗边看风景。在车窗外看了一会儿，嘟嘟说外面咋什么也看不见呀，连树都看不清，真是没什么可看的。
舍不下的北京
每次雾霾来袭，我和嘟妈都会谈论逃离北京的问题。最近，雾霾来得越来越频繁，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还是那个问题，逃离北京，我们又能去哪里呢？
我曾经对嘟妈说，要不咱干脆回山东老家吧。我既可以继续做我的自媒体，还能守着我的爹妈。嘟妈马上提反对意见，回到老家以后，赚钱的事情先放到了一边，嘟嘟的教育问题就解决不了。嘟嘟今年刚在北京上了小学，回山东以后去哪里上学，学籍的问题怎么解决，山东的教育资源怎么跟北京比。
想当初，我们削尖了脑袋往北京钻，就是想多挣点钱，把生活层次提高一下，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被应试教育所束缚。这几年，我刚刚在北京站稳了脚跟，怎么能够说走就走。更何况，山东也有雾霾，中国的半壁江山都被雾霾占领了，能痛快喘口气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嘟妈说，她老家江西山清水秀，现在还没有雾霾，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地方。但还是那个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即便找到一所小学可以上，但像嘟嘟现在所学的绘画、钢琴等课外培训，在江西肯定找不到合适的机构。就拿画画来说吧，嘟嘟这么喜欢画画，正处于兴趣开发和培养的关键时期，把她的兴趣课停了，很可能会耽误孩子一辈子。
2016年，我们全家曾经去过一次日本。在日本的时候，嘟妈感觉日本到处很干净，公民素质很高，又没有雾霾，嘟妈便开始萌生了移民去日本的念头。当时我们还煞有介事地去查了资料，网络上给出这样的答案：日本移民的确不容易，但是比北京户口容易多了。
据说日本有政策，买房注册成民宿可以看做投资移民，三年就可以入籍。但是，在日本入籍比拿永居要相对容易一些，想拿永居的话，没个十年八年下不来。对于我们这些多年接受我党教育的同志，对入日本籍在心理上还是有不小的抵触。再说了，日本又不是移民国家，日本的整体文化又比较压抑，如果真的移民日本肯定生活不会太轻松。再就是，我们都是近四十的人了，学日语也是一道坎。
后来，我们又考虑过澳洲或者西班牙。特别是西班牙，我前段时间刚从西班牙回来，听导游说50万欧元买一栋房子，就可以投资移民。如果我们把北京的房子卖掉，50万欧元肯定是拿得出来的。但问题是，我们到了国外能够做什么，总不能坐吃山空。十多年前，我们从小地方逃离来到北京，好不容易才拥有了房子、车子和社会人脉圈子。总不能一切都归零，从一个陌生的国度从头再来。
有段时间，我还开玩笑的似地把移民的想法跟我姐说了下。我姐姐说，你现在住在北京，爹妈都嫌远，你要是移民去国外，爹妈肯定以为见不着你了。这些事儿，想想可以，千万别动真格的，爹妈肯定不会同意。
说一千道一万，对于大部分生活在民众来说，虽然口头上喊着要逃离和移民，但没有人真正要想要离开北京。我们虽然是外地人，但是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十多年，熟悉北京的每一条街道，喜欢吃北京的小吃，支持北京国安和北京金隅，十多年跟北京同呼吸共命运，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对于嘟嘟这些在北京出生的孩子更是这样，他们从小在北京出生，天生就会说儿化音，她骨子里就认为自己是北京人。
可是，北京的雾霾真是让人绝望。有常识的人应该都知道，北京的雾霾是随着PM2.5的浓度上升，而越来越严重的，其实北京很早就有雾霾，只是我们当时觉察不到，雾霾的形成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雾霾好比人得病，“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年两年是改善不了的，以后在北京雾霾肯定会常态化，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而最早意识到雾霾严重性的中国社会真正的精英，早就走了。前几年，还见某房地产大V，天天在微博上发PM2.5的内容，开始引起公众对PM2.5和雾霾的关注。据说因为这事儿，这位大佬还得到相关部门的约谈。而现在呢，你不让人说，人家也懒得说了。这位大佬早就颠到大洋对岸去了，去享受加州的阳光了。
中国的现实情况就是这样，金字塔尖的精英早就走了，人家惹不起躲得起。而底层民众刚刚解决温饱，还在为生存奔波，还顾上雾霾。最为纠结的，就是处于社会中间孱弱的夹心层和所谓的“中产阶级”。他们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在北京过着还算体面的生活，也想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的财力又有限，又有老人和孩子牵绊，嘴上说要走，但又迟迟下不了决心。对于这类人来说，无论是选择逃离和留下，都是两难选择。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伊朗电影《一次别离》的结尾。在电影最后，法官让小女孩选择跟父亲还是母亲生活。小女孩，一边跟法官谈话，一边眼泪止不住往下流。在电影里，导演最终没有让小女孩说出答案，很多人以为电影没有演完。
而实际上，故事已经讲完了，家庭已经破碎了，孩子的世界已经坍塌了。答案并不重要，选择本身就足够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