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500年以后的世界
见是序言，就应该写得简明扼要；然而，本序言应是一个宇宙容器、一艘飞船，它将载读者登上月球，使他能观察到地球全貌，就象本序言之后的篇章使读者了解到地球上诸重大事件那样。
研究历史的全球性方法并不是一种新方法。实际上，它表示启蒙时代的编史传统又得到恢复；在启蒙时代，对世界历史的意法如同当时所要求的那样，是与关于进步的流行观点相适应的。在启蒙时代之前，西方历史学家由于需要使所有已知的历史事件符合于僵硬的《圣经》框架，受到了束缚。他们习惯将过去划分成与《但以理书》中所预言的亚达、波斯、希腊和罗马这四大世界帝国相对应的几个历史时期。但是，到17世纪后期，这一传统的划分面对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新的历史资料而愈益显得不适当。首先明确打破这种世界史编纂旧模式的是伏尔泰的《论各国习俗和精神》（1752年）和多卷本的《世界史》（1736—1765年）；这两部书不仅论述了《圣经》中古代的几个传统地区，也论述了中国、印度和美洲。
但是，到18世纪末，对全球历史的兴趣开始渐渐消失。而更科学的历史观念的产生，确立了资料须真实可靠的标准，这类标准是那时在论述除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时所没有的。历史编纂视野狭隘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由于好战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它推动了民族国家历史而不是先前的世界历史的编纂。这种局限于民族国家历史的历史编纂至少一直盛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盛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不过，在过去数十年里，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又开始恢复。历史研究的不断进步现已大大扩大了可靠资料的范回，而两次世界大战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随着通讯联络的飞快进步，迫使人们普遍承认“一个世界”的事实。表明这一新的历史编纂趋向的是H．G.韦尔斯的《世界史纲》（1919年）、拉尔夫·特纳的《伟大的文化传统》（1941年）、威廉·H·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社会史》（1963年）以及当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历史杂志》和《人类史》。
这种新的兴趣之所以迄今对课堂教学未产生什么影响，显然是由于对世界历史的教学法是否切实可行这一点存有疑虑。倘若按通常的看法，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所有文明的历史的总和，那么上述疑虑是完全有道理的。当然，这种看法是十分荒谬的。就欧洲近代史课程而言，它毕竟不是依次讲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家、巴尔干半岛和波罗的海诸国家的历史。更确切地说，它虽然要讲述诸主要国家内部的基本发展，但同样重要的是，还要探讨那些曾对整个欧洲大陆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世界近代史课程与此相同，虽然其目的是分析世界诸主要地区的基本特点和发展历程，但同样重要的是，还要研究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因而，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世界历史课程涉及的史实繁杂，而是观察角度不同，即世界历史课是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
如果考察从哥伦布航海到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一近代初期阶段，观察角度不同的含义也许可得到具体说明。在欧洲历史课中，对于近代初期阶段，通常主要讲述的不外乎是：16世纪的王朝冲突、新教反抗、海外扩张；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专制君主国的兴起、英国革命；18世纪的王朝战争和殖民战争、启蒙运动、开明专制君主。
世界近代史课常常保留这些传统课题，同时还增加其他有关非欧洲地区的历史发展的课题。最后结果是，世界历史课负担过重，成了一门既不是专门讲述欧洲历史又不是专门讲述世界历史的课。因此，从新开始，将这门保建立在新的、真正的全球基础上，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这样做了，显而易见，西欧的崛起是近代初期阶段中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发展。在15世纪末，欧洲仅仅是欧亚大陆四个文明中心之中的一个，而且，决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到18世纪末，西欧已控制了外洋航线，组织起遍及全球、可谋取暴利的贸易，并征服了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因此，这一阶段作为从1492年以前的诸地区彼此隔绝到19世纪西欧建立世界霸权的过渡时期，在世界历史上据有突出地位。
如果以这一观点评价近代初期阶段，那么显而易见，有关欧洲历史的传统课题与世界历史是不相干的，必须抛弃。因此，本书中取代欧洲历史课的传统课题并予以强调的是以下三大课题：
1．欧洲扩张的根源（为什么进行扩张的是欧洲而不是欧亚其他文明中心）。
2．欧洲扩张前夕的儒家世界、穆斯林世界和非欧亚大陆世界（它们的基本状况、制度及其影响欧洲扩张的性质和进程的方式）。
3．欧洲扩张的阶段（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年；荷兰、法国、英国阶段，1600-1763年；西伯利亚的俄罗斯阶段）。
这一结构使这些世纪里世界历史的主要趋向显得十分清楚，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结构不比欧洲历史课通常所遵循的截然不同的结构更难于理解。此外，还应该指出的是，西欧在近代初期阶段中的作用之所以得到强调，并不是因为本书偏向西方，而是因为从全球观点看，这时的欧洲实际上是世界变化的动力之源。19世纪和别世纪的情况也是如此。在19世纪，世界历史的主要特点是欧洲在全球占支配地位；在20世纪，非西方世界开始反对欧洲的霸权。事实就是，从1500年以来，西方一直是在世界事务中起变革和决定性作用的地区。因此，在近代，世界历史以欧洲为中心，正如出于同一原因。在公元前数千年里，以中东为中心，在中世纪的若干世纪里，以蒙古帝国和伊斯兰教帝国为中心一样。为什么本书的结构实质上以欧洲的崛起、居支配地位、衰落和胜利为基础呢？其原因就在于此。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和本书的章节标题所反映的那样，以欧洲为中心并不排除全球性的观点和范围。后两者是富有意义且能立足的世界历史课所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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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点：读后感之论中国文明的内聚性
文/nick许赟钦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一直比较完整的保存到现在，少部分受到外部侵略者的破坏，也有少部分在历朝代中为了统治需要而未能继续流传下来，但比较其他文明，如埃及文明、穆斯林文明等已经算是最完美的一个了。
中国文明具有强内聚性特点
内聚性，通俗讲是文明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等大都是通过内部动力发展的，几乎很少受到外部文明的影响。中国文明在历史中始终处于世界上高度发达文明之一，未曾遭到过毁灭性破坏，一直处于自我发展状态中。因为缺少对外部文明接触和认识，使得各朝代统治者对自身实力自信满满，更加青睐独立发展，直至近代欧洲文明的出现。中国文明为什么具有强内聚性呢？从历史来看，有几方面原因。
一. 巨量的人口和文化。唐朝时，人口已达到五千万之多，但偶尔受到其他种族入侵时，其入侵人口数量远远低于中国人口，不仅没有影响甚至同化其他种族文化。比如突厥、契丹、蒙古、满族等等，中国汉族文明一直未收到破坏，满族与汉族的文化互相影响深远，但大都都被汉族同化，获得汉族的包容与认可，因此才有几百年的统治，否则汉族人会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反抗，如辽、金。中国中国从商朝开始出现华夏领域统一意义的书面字，不同地域对同一字体有着不同的发音，但表达的意义是一致的，所以往后历代一直沿袭至今，使得在辽阔的疆域中不同区域的人可以方便的沟通，容易获得认同感。儒家文化更是深入民心。周、秦、汉、晋、隋、唐、晋、金、宋、明，所有这些朝代的发展，都是继承式发展，而不是破坏式发展，所以中国五千年文明一脉相承。
二. 一成不变的统治制度和选拔人才机制。不论奴隶制时期还是封建时期，都采用了中央集权制。朝代的兴衰取决于君王的贤明程度，而君王和官员选拔的标准都是几乎相同的诗赋、时务、儒家经典等。这就进一步增强了文化内聚性特点。这种方式的优点很多，但也扼杀了文化中创新的基因。
三. 与世隔绝的辽阔疆域。中国西、北部疆域不是山脉就是沙漠，在古代穿越这些区域几乎不可能，很少人会轻易冒险。东部受到太平洋的怀抱，用于远洋的坚船利炮还没有出现前，这是很好的屏障。当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日耳曼帝国风雨飘摇、毁灭创造之时，中国文明始终按照自己的节奏稳定地发展着。因此，当时的统治者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朝代是国泰民安的。按照现在政府的作法，可能会订满所有报纸版面，来宣扬自己的丰功伟绩。
强内聚性特点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比较西方一直处于不安定状态，各种帝国覆灭，各种帝国诞生，中国却始终处于比较稳定的自我发展中，这种情况在当时似乎让国人非常满意，但从现在看来，稳定也不是一种好的状况。但西方通过战争不同的发展，在经济、政治、法律不断摸索当中迅速前进时，中国内聚性文明发展速度显然远远落后的，更加可怕的是这种内聚性使得统治者对外部文明熟视无睹，甚至蔑视弃之，这点正是中国与日本有了不同发展轨迹的原因。
内聚性特点也使得中国文明重点发展陆地力量，各种生活都发生在大陆，自然而然忽视了海上力量的发展。朱棣时期，郑和下西洋曾是发展的大好时机，但因统治制度问题仅仅是昙花一现。当西方海上力量出现在中国海岸时，那么中国文明的噩梦就开始了。刚开始时，西方人首先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入侵。在葡萄牙人的“帮助下”，将中国与印度的各种物产进行交易，获利最大的肯定是中间商葡萄牙人，后来英国人在印度殖民地的优势下，更加妄为。但正常的经济交易无法满足这些具备现代文明的西方人时，用炮火敲开封锁的大门直接获取才能够满足胃口。
读点：不为历史而历史以及其他
文/三金二石
L.S. Stavrianos，这个姓氏听起来颇像瑞典王室的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以一部《全球通史》继续验证着我以为所以是著名学者的标准：人因书名，书由人贵。
历史上，大凡有名的文人，学者，都会留下各自的文字。而且，正是因为这些文字，使得他们成了名垂青史的人物。不苛刻的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写出一些有影响的佳作，即使他侥幸被时代认同了，也很难被历史所铭记。历史总是滞后于时代的。不过，总有人争着向时代献媚而忘记了历史正在未来从容的等着，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国家，比如这几年“专家”特别多，娱乐圈内的人红歌不红（比如某某宏）等等。
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近代和现代享有世界声誉、影响人类发展的著作几乎均出自西人之手，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哲学领域。近些年随着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我们对这样的事实理解的越发深刻。原先我们接触不到的各种信息尤其是原版著作正在加速进入我们的视野，并逐渐开始影响我们的思考方式，对社会的认识，对自然的态度等。
言归正传。
显然，通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开始渴望了解过去的产物。在近代以前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编写了蔚为大观的史书，但是不可能有对全球历史进行叙述的史书。实际上，连研究欧亚大陆甚至于东亚圈的通史都不可能产生。唐代是中国古代一个空前绝后繁荣的时代，疆界远至近日的中亚，但是仍然不会产生哪怕范围稍微扩大的史书，最多只有一些游记而已。从现代的角度理解，编写通史远不止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根本的，它涉及到对于人类自身的反思和再理解。这样看来，在人类发展历史的纵轴上，在某个时间点之前，通史的产生是不具备条件的。它不像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导致工具和技术的进步那样自然而然。或者作作的说，影响通史产生的变量更为多样、复杂。
如此，通史观点或者通史性的历史著作在西方产生也是必然的。个中的原因现在人所共知：正如书中提到的那样，从15、16世纪开始西方文明首先开始全球扩张并领先于其他的地域文明，且时至今日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
本书是《全球通史》的第七版。在序言中，Stavrianos教授说明了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简而言之，我的理解是，由于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之内已然成为自然界的主宰。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追求何在？也许，Stavrianos教授是在给我们一个暗示或者说一个警告：前进的时候不要停下来回想走过的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序中两次提到了中国。看得出来，Stavrianos教授也担心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会严重的增加全球的负担（而不是所谓的威胁）。实际上，如我们所觉察到的那样，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对局部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惊人的影响，并且势必也将会极大的影响全球环境，这远比蝴蝶效应要严重得多的多。甚至于，一些激进的西方人可能会认为，没有中国人，这个世界会更加美好。
为这次第七版作中文序的，分别是吉林大学的刘德斌教授和北京大学的高毅教授。冒昧的猜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为了迎合大部分国人的口味，在中文序言的结尾部分，不约而同的都对本书中似乎有所残留的“西方中心论”气息进行了点名。我不以为然。西方中心论无论从当代还是从以后的历史来看，都是一个事实，一个以后也会被当作历史一部分的事实——正如之前中国曾有过的辉煌一样，我们为何要紧揪不放、耿耿于怀呢？虽然冠冕堂皇的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追根到底是全人类的努力，但是自五个世纪以来，其直接的动力来自于西方文明。当欧洲正在探索世界的时候，看看东亚和中亚、中东——实际上也就是整个亚洲，他们的确正在毫无意义的重复、重复，连螺旋式上升似乎都不及。如果不能正视这一点，那么我们的态度就至少不是历史的。批判西方中心论甚至于称其为余毒真的会让我们有祖上曾如何如何的快感吗？认识到这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一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游戏，可能会使我们的心态更加平静、镇定。
不过，由两位教授的点名颇有些蜻蜓点水、隔靴搔痒来看，他们似乎只是言不由衷的写作或者是为了照顾一下国人而逢场作戏，尽管大可不必。我自己把它看成是先前教育的惯性结果。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流行的一句话是：我不同意您的观点，但是我捍卫您说话的权利。
Stavrianos教授贯穿全书的一个观点是“社会变革滞后于技术变革一直是人类许多灾难的根源”。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同马克思主义的一句话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相互结合起来，其中自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妙处。从历史上看，社会的进步、变革总有一种惰性，这种惰性基本上来自于上层建筑，而与农夫、走卒、商贾、工匠无关。从不说错话的春秋大儒和圣人有言在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然也。
技术的进步中，我觉得有两个是最重要的：铁器的利用和火药的发明。当然，其余的，比如印刷术、造纸术等等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比较而言，这两个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铁器使得人类无往而不利，火药则使得人们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强者和弱者学会了坐下来谈判——人自身的力气不再是强弱的根本。
有必要浅浅的谈谈中国的史书。无论如何，中国的史书本身就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研究对象。
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一直到清代，留下了世界上绝无仅有、卷帙浩繁的史书，包括史书性质的游记、笔记等。有时候我会想，这些史书除了对考古、某些学术研究有参考价值外，还有什么作用呢？试想想，这些史书几乎成了皇帝和臣民的“默认契约书”，无论是官修还是民编。皇帝从这些史书中试图寻找让臣属“文死谏，武死战”的依据，而臣属试图通过史书来提示或者暗示皇帝应如何才算是“圣明”，双方以史书为媒介进行着沟通，各取所需，达到各自都能接受的默契程度。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史书对于维护传统社会的形态和稳定真的是深藏不露啊。试问一下：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遭受宫刑之后，仍然完成了《史记》的编写，支持其的根本动力是什么呢？我没有更好的答案。
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欧洲所编写的史书似乎远较同时代的中国为少。但是，这对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在他们看来，只要有一部《圣经》足亦。在某种程度上，《圣经》的出现、印刷是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最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混乱的欧洲有了共同的准则（即使后来发生了教派分裂），下里巴人也有机会借此学习文字，德意志的文字得到了较好的统一，民族和国家意识也因圣经刊印所用的文字而得以萌芽。后来教皇和教会的权力过大导致的灾难当然也是它的不幸。虽如此，仍不能掩盖《圣经》对西方文明直至今日的伟大历史功绩。缺少了系统性史书的欧洲，因“祸”得福，少了成文规则、繁文缛节的羁绊，有的只是内心驱动下对社会、自然的改造。
比较而言，中国的史书虽然也可以看成是行事准则，但是并不具有如圣经那样的普世意义，它的约束力较弱，人们畏惧的还是皇帝的金口玉言，任何人都不得触逆龙鳞。《圣经》则得到了包括上至教皇、皇帝，中至领主、骑士，下至农夫、佃户的一致支持，虽然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和利益。
再简单比较一下欧洲的圣经和中国的史书。从本质上看，《圣经》不过是宗教的载体而已，其中的根源在于宗教的力量。恰恰相反，中国几乎没有宗教，原生的道教和后来引进的佛教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欧洲是强宗教，弱史书，中国是强史书，弱宗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圣经遵从于人的内心，这可以激发出人类所具有的潜能，易于达到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一直追求的“天人合一”的效果（墙里开花墙外香），我们有理由认为，宗教冲动是亨利王子探索非洲和大西洋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史书服务于社会尤其是政治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我们的虚伪，或者说，异化为了欲盖弥彰的遮羞布。当然，中国没有有影响力的宗教并不代表没有社会、个人的信仰。中国古代社会得以维持了几千年，其中的根源又是什么呢？答案或许是一个横批：国泰民安。显然，这句话的角度是“国”和“民”的主人。
除了上述作为沟通媒介外，中国古代的史书已经退化到单纯为了历史而历史的地步了。即使如此或者说正因如此，历史仍在简单的相似和重复中进行着：清朝和汉朝甚至于秦朝几乎仍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作为个体生活得更加舒适而已。
Stavrianos教授在《全球通史》中对前苏联多花了些笔墨。由于所接触过的专门有关前苏联的书籍有限，这次阅读几乎是我第一次比较简洁而完整的了解苏维埃从一战末期至二战再至解体的整个过程，虽然以前我也知道前苏联肯定有许多的所谓“秘密”——按照Murphy’s law。实际上，正如这本《全球通史》所表现的那样，所谓的“秘密”甚至于就是社会和自然灾难。
书中只用数句话描述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是中国独有的且几乎在与世隔离状态下发生的。Stavrianos教授不可能有更为详细的描述了。
与不断前进的历史进程而言，人类所居住的自然环境几乎在宏观上没有改变。历史与地理，向来是烟酒不分家的。地理因素也是决定历史进程的幕后原因之一。借助于现代科技的力量，我们普通人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颇为有趣的探索。互联网上有一个最知名而有趣的软件，就是Google Earth了。使用Google Earth，我们可以俯视蒙古人的发源地蒙古高原上的色楞格河流域，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阿穆尔河，阿拉木图，比什凯克，帕米尔高原，咸海，波斯人的伊朗高原，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希腊人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拜占庭的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人的托罗斯山脉等等。从亚欧大陆到南美，从南亚到非洲，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飞到”。如果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不时的在世界上“飞来飞去”，看看哪个地方是罗马和东哥特人夹击匈奴阿提拉部队的战场，哪些地方盛唐和阿拉伯帝国曾经发生过战争，哪些地方曾经有过蒙古大军激起漫天征尘，想必对于历史的兴趣也会有所增加。
Stavrianos教授在每一编的结束，都有一个大标题为“历史对今天的启示”的总结性短文。蛋糕上的奶油。一个有着一定世界历史基础知识的人，如果因故不能通读全书的话，只阅读这些短文也是大有裨益的，甚至于，醍醐灌顶，朝闻夕死……
任何对世界历史有着一定兴趣或者想从另一个不同于传统角度阅读世界通史的人，都可以从这本大而全的《全球通史》中开卷有益，甚至于称其为入门性的通史百科全书也不为过。一书在手，世界在我心中。又想起了前苏联的高尔基（时至今日，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一个高尚的人谈话。
那还等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