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家观点看世界贸易的市场、权力和政治——《一件T恤的全球经济之旅》
2012-07-15 17:54

从经济学家观点看世界贸易的市场、权力和政治——《一件T恤的全球经济之旅》

本书讲述了一件普通T恤的背后隐藏的犬牙交错的利害关系。T恤无法改变世界,但是它们的故事对解释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是如何改变世界的很有帮助
像一件T恤衫那样复杂
文/碰碰车 (豆瓣网友)

皮厄特拉·里佛利买了件T恤衫,上面印了个彩色的鹦鹉,才5.99美元。 

但厄特拉·里佛利是位经济学教授,她并没急着穿上它,而是拿着这件T恤,开始了一次全球贸易的旅行。 

“它的旅程,我们应视为经济强权排除障碍的事证。为了到达这里,这件汗衫打败美国本土的纺织工厂、南方各州的国会议员,以及关税与配额制度,过程宛如迷宫般错综复杂,很难想象竟然有人愿意自找麻烦。尽管国会、工业领袖和关说人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尽管必须面对限额、关税和中国官僚体制,中国还是可以用最好的价钱生产最好的汗衫。” 

我最近又把厄特拉·里佛利的这本《T恤的全球之旅》翻了出来。上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还是06年,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战正打得特别热闹。为了查资料,我把这本书笼统地浏览了一遍。现在翻出来才发现,至于这本书的观点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身就是个妙趣横生,并且险象环生的故事。美国的棉农、中国的纺织品生产工人、美国的足球妈妈、二手衣服批发商以及坦桑尼亚随处可见的二手衣服,都在这个故事里被联系在了一起。 

通过这些有趣的故事,我们或许真能摘掉各种变色镜,来平静地看待中美乃至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看待纺织服装业的各种发展问题。 
朗玛尔也是个商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位美国棉农的儿子。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中国似乎是大人们永远的聊天主题,那时候,中国、棉花价格、天气都是的克萨斯农场主们一生中的未知因素。 

这是五十年前。这时候,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当之无愧的棉花大国。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现在,很可能还会到未来的很多年。虽然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棉花的补贴政策耿耿于怀——其金额甚至超过了很多非洲国家的GDP总量——但他们却只说出了美国棉花的一个方面:“狮子”(凶猛)性格。而其“瞪羚”(灵活)的那一面却羞于看到。 

美国棉花成功的原因却确实很复杂。一个多世纪之前,美国棉农通过奴隶种植园、佃农制度等压榨劳动力市场的方式规避风险成本。和财产权所有制的激励,以及风险投资的存在,使得众多想法变成成功的发明。比如,农场主们曾经从巴西买来猴子,教他们摘棉花;还曾经养很多鹅来除杂草。 

德克萨斯技术学院被称为是全世界的棉花“硅谷”。现在,在他们的努力下,除了生产上的全部机械化之外,从种子到棉布,棉农们几乎在每个环节都能获得利润。饲料、生日蛋糕、圆珠笔、香肠、钱币……几乎生活中的每一种产品都可以从他们生产的棉花中找到原料。 

这些都是美国棉农们“瞪羚”的一面。一个世纪以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承受住美国棉花的冲击,但他们却经常被中国的纺织品生产商搞得头疼。因为那里已经成为全世界纺织品生产新的“谷底”。 

三个世纪中,纺织品生产一直都是在向成本最低的“谷底”奔跑过程中进行全球转移的。英国——新英格兰——美国南部——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这便是“谷底”的转移轨迹。今天,“谷底”已经转移到了中国大陆。 

当美国和欧洲在用“血汗工厂”来指责中国的时候,他们也应该记住,这只是一个世纪之前他们的另一个翻版。具有历史讽刺意义的是,19世纪末,中国曾是美国纺织品出口的第一市场,当时美国生产的半数以上的衣服是中国购买的。 

而且,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这些试图阻止中国“向谷底奔跑”的激进分子们,其财富其实也来自于这种奔跑。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血汗工厂”正是他们的遗产。 

于是,当这件T恤在从中国向美国旅行的时候,在边境遇到了麻烦。这是各种利益主体相互缠斗的结果。 

首先提上台面的便是保护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但矛盾的是,中国10年之中在纺织业里丧失的工作岗位比美国多了10倍。同样,美国纺织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面对中国的利益诉求都有所不同,从而也导致了这个奇怪的状态:50多年来,政策制定者们都在各个方面做着平衡术。以至于,“出口服装到美国”在华盛顿已经成了一种货币,一种与选票交易的货币。从艾森豪威尔到布什,他们以各种方式让纺织业者们安静。 

当然,获得好处的永远是政策制定者,比如,他们会以与巴基斯坦的纺织品贸易博弈为筹码,来换取沃尔玛的几百万美元赞助费。况且,《多纤维协定》实际上以经常造出了一个新的行业,其中的每一个条款都创造着支撑它的官僚机构。 

但以大的范围来看,这些保护机制却造成了诸多意外的结果:政策变幻增加了本国企业的风险成本;促使中国等低端生产者走向高端;促进了腐败(香港配额非法交易的绝大多数利润都投向了地产)……以至于《金融时报》曾经批评:因为要频繁更换壁垒更低的生产国,服装业的全球化其实是对贸易壁垒反应的结果,而不是对开放市场作出的反应。 

不过,在这件T恤最后的日子里,“自由贸易”便不再是乌托邦,而是现实。“二手衣服”是一个非常适合小企业进入的全球贸易。从日本到坦桑尼亚,美国“救世军”们收集上来的衣服被重新组合成各种不同的系统来进入流通。这时,一件引有“滚石”签名的破T恤在日本会被炒到50美元,而在坦桑尼亚则很可能被贱卖至5美分。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流通系统。 

毕竟,这最后的历程,对美国而言,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建立在市场逻辑之上的简单商业故事,而不是复杂的政治阴谋。


从经济学家观点看世界贸易市场、权力和政治



结论

我的T恤的故事只是一个扩展了的逸闻,因此它不可能证明或否定一个理论,或决定性地解决与贸易或全球化相关的争论。我的T恤故事也不能概括为广义上的全球化。这些产业、这个时间点、这个产品和这些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即使这个非常简单的产品的故事也能揭示,大量的争论仍无法得到解决。

在过去的10年里,于20世纪90年代末以街头抗议开始的反全球自由化的对抗情绪已演变成更主流的对全球贸易的保留性意见。这种演变在2008年开始的经济衰退中显露无遗,因为美国人越来越担心自由贸易协定、中国的挑战、外包、劳动和环境标准以及许多其他相关问题。当商业机构和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在称颂自由贸易和竞争市场的影响时,还有大量其他团体对无情的市场力量感到害怕(尤其是对工人和环境造成的后果)。但是,关于竞争市场的希望与毁灭的争论至少在“我的T恤”案例中有点儿不合时宜:不管竞争市场好与坏,“我的T恤”的环球旅程中几乎看不到自由市场。

由于历史悠久的公共政策传统,我的T恤诞生于得克萨斯州。这种公共政策使棉农不受各类风险的侵袭(包括价格风险、劳动力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天气风险)。尽管美国的种植者在棉花种植业的技术和商业方面已经并将继续显示出卓越的创造力和适应能力,但支撑这些趋势的还是美国的经济、教育和政治基础,它们培育出的有效的公私伙伴关系促进了种植者的创新和进步。

适用于T恤全球生产的游戏规则是数代激进主义者努力的结果,这些激进主义者继续逼退市场,并推动重新制定劳动法和公认的公司实践。“我的T恤”是在中国生产的,那儿有户籍制度,这个制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劳动力的流动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尽管全球的激进主义者喜欢以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为靶子,但“我的T恤”的生命历程中的大多数公司都是相对较小的家族企业(谢里制衣厂、上海光明厂、跨美洲贸易公司和雷恩施农场),而非大型跨国公司,而在我的T恤生命历程中最大的两家企业(上海针织厂和上海第三十六棉纺厂)都是中国政府所有的。

今天,由政治对市场的高度限制织成的网络操纵着我的T恤的中美之旅,在这个网络中,富裕和贫穷国家都寻求政治保护,以免受来自市场尤其是中国的挑战。反过来,中国的挑战因政治对T恤生产行业的保护而变得越来越明显。

我现在明白了,即使最疯狂的、受市场驱动的旧衣服贸易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的产物。尽管坦桑尼亚不能使埃德•斯图宾免受市场力量的影响,中国不允许进口旧衣服无意中对跨美洲贸易公司提供了一些保护。

在修订本书时,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汉斯•彼得•兰克斯 “绕着佛石花园转”的形象。当然,他绕着花园转表明,他每次都能发现新东西。随着我不断地转,在我的结论中,政治在理解我的T恤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在我的T恤的生命历程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政治对市场的反作用力以及政治在市场中的参与,而非市场竞争。无论是赞美还是诋毁市场,都有过度简单化世界贸易的危险。用詹姆斯•卡维尔的话说:“是政治,傻瓜。”

我们或许将所有的政治保护措施视为“人为地干预”市场机制。的确,将市场机制与适者生存这样的生物进程之间画上等号已成了一件时髦的事了。在这个进程中,我们最好撒手不管。但是尽管跟经济政策比起来,干预或许不那么合适,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非常自然的。事实上,反之亦然。还有什么比寻求保护以免受进化论的侵害更为自然的呢?

因此,“我的T恤”的故事讲的不是亚当•斯密的市场力量,而是卡尔•波拉尼的双向运动,在这种运动中,一方是市场力量,另一方是满足保护的要求。这种对保护的呼吁不仅来自纺织工人或棉农,而且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对全球化越来越感到不安,即使他们的工资在增加也一样。在某些情况下,政治保护使穷人的日子更加难过(美国的棉花补贴),而在其他情况下,它们让事情变得更好(最低工资标准)。而在所有的情况下,它们都是这个故事的中心。

无论是贸易还是关于贸易的理论都不是始于亚当•斯密。甚至在经济学家问世的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纺织品和服装贸易以及围绕这个贸易所引起的争论。几个世纪以来,贸易都是道德与宗教辩论而不仅仅是经济分析的话题。的确,在仔细阅读早期有关贸易的基督徒的争论时,让我感到吃惊的是竟然没有经济学争论。尽管经济学家常常对非经济因素影响了关于贸易政策的争论感到失望,但从长期的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发现经济因素进入贸易讨论只是相对近代的事,更别说成为讨论的中心了。因此,道德说教继续渗透进贸易争论不应该让人感到惊讶。

我的T恤表明,如果双向运动会获得大范围的支持,那么道德和政治讨论在今天则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我的T恤的生命历程中,有些参与者(纳尔逊•雷恩施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纺织工人)得到了一些保护。少数人(埃德•斯图宾和杰夫里•米朗基)要么赢得市场竞争或至少没有受到它的影响,要么从针对他人的间接保护中受益。但是,双向运动的双方都没有触及成百上千万人。比如,大部分的非洲棉农既没有受到政治保护,无法获得市场机会,也无法获得技术知识甚至基本的识字能力。

这种排外做法不仅来自发展中国家政府,也来自富裕国家,它们在贸易政策上继续奉行双重标准。幸运的是,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削减农业补贴、民主化、在贸易谈判中允许贫穷国家坐在谈判桌前都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伐。

自从我完成我的T恤之旅后,我已经相信贸易的道德案例比经济案例更让人兴致盎然。在研究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前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已开始相信贸易是一种和平的工具:
我明白,你不能将贸易的想法同战争与和平的想法分开。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你不能在大战时还期待像以前一样通商……而且我明白战争常常是由经济竞争引起的……因此,我开始相信……若我们能以更少的贸易和关税壁垒在国家之间加大贸易交流,并消除国际上的贸易障碍,将会有助于消除战争本身。

当我在全球追踪我的T恤之旅时,每个人都将我介绍给下一个人,然后再下一个人,直到我拥有了遍及全世界的朋友:得克萨斯人、中国人、犹太人、西西里人、坦桑尼亚人、穆斯林、基督徒、白人、黑人和棕色人,他们在全球经济中传递着我的T恤,相安无事。事实上,他们做得非常不错,十分感谢。所有这些人,还有成千上万的像他们这样的人,被棉花、纱线、布料和T恤贸易绑到了一起。我相信,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联系下一个人时,都是在为和平作出他们自己的贡献。

一些早期的基督徒认为,上帝不愿让我们贸易。圣•奥古斯丁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因为他们是积极的商人……他们就不会受到上帝的眷顾。”海洋的存在本身就被视为贸易违反上帝的意愿的证明。圣•安布鲁斯建议,我们可以去钓鱼,去观光,但是绝不能利用大海来进行贸易:
……上帝创造海不是为了航海,而是为大自然增色。大海被风暴肆虐;因此,你应该畏惧它,而不是利用它……用它获取食物,而非
通商……

但是,其他人对此有着不同的观点—或许贸易正是上帝的计划的一部分,帮助我们跟不同于我们的人友好相处。利巴尼乌斯在近2 000年前写道,他相信:
上帝没有把所有的产品安放到世界上的所有地方,而是将他的礼物分散到不同的地区,因此,人类应该建立社会关系,因为一个人需要他人的帮助,于是他创造了贸易,所有人都能够分享大地的果实,不管它们是哪儿出产的。

当我亲眼看见我的T恤的大家族中许多分布广泛的成员都在“培养社会关系”,我只能同意利巴尼乌斯的观点。尽管在2000~2008年间,许多观察家看到的主要是战争和不宽容,但我的T恤继续在搭建着理解之桥:我的T恤所形成的纽带是一支好的力量。

那么,对那位站在乔治敦大学的台阶上,非常关心底线竞争的邪恶,非常关心她的T恤的生产地和生产方式的年轻女性,我该说些什么呢?我会告诉她,要感谢进行T恤生产和贸易的所有人,她应该担心所有注定要在农场生活的人。我会告诉她,被政治排斥在外跟不用承担市场风险比起来,穷人遭受的痛苦更大,若她有剩余的精力,她应该把它花在让人们参与政治,而非保护他们免受市场风险上。我还会告诉她,她站在哪些人的肩膀上,她还有她的志同道合者、荣耀的激进主义者的家族,以及他们对全世界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所作的改变。我会告诉她,就在短短的几年间,我已经看到了她这一代所带来的改变,总有一天人们也会站在她的肩膀上。我会告诉她,耐克、阿迪达斯和GAP需要她的不断监督。我会告诉她,工厂的缝纫工需要她,工厂主和棉农的后代也需要她。我会告诉她,要从两方面看问题,而且要不断开拓思维。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代的激进主义者最困难的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了。虽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已完成,但改变全球服装业的运行模式的艰苦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工作也很重要,但是它们都是实地工作—一个工厂接一个工厂地检查大型跨国公司如何为它们分布广泛的供应链的生产条件负责,而非讨论是否应该负责。今天的校园激进主义者们继续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步,这些进步提醒我们,全球化并不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怪物。人类制定了游戏规则,而这些规则每天都在变化。

在乔治敦大学的校园里,今天又有了新一代的抗议者。目前乔治敦大学最活跃的学生团体之一是 “生态行动”。在过去的几年里,几乎与我交谈过的所有服装公司的高管都认为环境问题将会是(事实上已是)他们的全球产业所面临的最新挑战。尽管时代的主题在变化,但击退全球资本主义所采取的形式却惊人的相似。“双向运动”又一次开始了—市场力量对抗保护需求。不管保护的是大气、水还是工人安全或童工,无心的共谋依然生机勃勃,因为全球资本主义已满足了激进主义者的要求,然后是广义上的普通平民满足他们的要求。环境责任作为公司的信念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已成了主流。

当我继续绕圈时,不管问题是劳动条件还是干净的大气,做个悲观者越来越难了。不是我愿意粉饰问题,而是我发现它们远没有解决方案那样有意思。在过去的几年里,当我不断地绕着佛石花园转圈时,我看到了我的T恤生命中的大量环境挑战。但是,每转一圈,我都看到一个新的解决方案—风力供电的纺纱厂、基于大豆的印染、有机棉、转基因棉种、玉米纺的纱线和得克萨斯州棉田里的风车。解决方案似乎以令人晕眩地速度被提出来,每一个方案都比上一个方案更有创意、更令人称奇。这些发明背后的科学家和企业家无一例外都是乐观派,而且全球化不断地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尽管经济活动明显地产生了环境问题,但全球化和持续的繁荣也使创新成为可能,为我们星球的生态未来保留了希望。

2008年年底,我在华盛顿召开的智囊会议上遇到了迈克尔•谢伦伯格,几个月后,我们又通了电话。迈克尔于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个反全球化的激进主义者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并花了几年时间研究所谓的耐克在亚洲的“血汗工厂”。

当我们于2008年交谈时,迈克尔对许多事情的看法都改变了,他觉得自己老了,也更有智慧了。他在本书英文第一版的开头几页看到了自己,并认同站在乔治敦大学台阶上的那位抗议者。迈克尔告诉我:“我曾经认为贸易和全球化是恶魔。我认为公司是恶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恶魔,世界银行也是恶魔。我认为穷人在全球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

迈克尔继续说:“我对农民持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怀旧情怀。我没有意识到他们不愿意待在农田里。他们希望像我们一样生活在城市里,而且我没有明白全球化是怎样使他们摆脱极端的贫困的。”

迈克尔告诉我:“我现在支持全球化了。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向善的力量,因此我希望改进它,而非阻止它。但是,倡导变革依然重要。你可以一方面支持全球化,同时希望公司作出改进。”

迈克尔承认他年轻时的困惑,但对他的激进行为并不后悔。他将继续看到他和他的激进主义者伙伴们所产生的长期影响。他告诉我:“我对以前做的事情感到自豪。”

21世纪初,迈克尔将他的注意力从劳工问题转移到了环境问题上。2004年,他和特德•诺德豪斯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环保主义之死》,这篇文章很快风靡全球。这些观点也发表在他们2007年出版的书里,名为《突破:从环保主义之死到希望政治》。简而言之,迈克尔和特德认为,保护环境太重要了,不能只留给环保主义者去做。环保主义者的主导范式认为,经济增长是环境问题的根源,因此,解决方案只能在“有限政治”中寻找—即从“停止”、“限制”或“管制”等词中去寻找。

迈克尔现在认为,“有限政治”有其落后性。尽管他是民主党人,并将自己视为“进步者”,但迈克尔自从那个年代起就由衷地承认经济发展和投资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生态问题。迈克尔认为,繁荣能激发人性中最好的一面,因此经济增长能成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迈克尔和特德“呼吁环保主义者放弃他们的末日言论,代之以一种充满想象力的、充满希望的、面向未来的言论”。在清洁能源和技术上的投资和创新因经济增长成为可能,并会创造未来的繁荣,就像高速公路、铁路、微芯片和互联网这样的过去的基础设施投资造就了今天的繁荣一样。2008年年底,巴拉克•奥巴马任命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朱棣文执掌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朱棣文大力提倡用投资和创新解决环境问题。事实上,奥巴马已经提出了将“绿色”工作和投资作为美国经济和环境问题的部分解决方案,而且迈克尔和特德的许多思想现在都体现在奥巴马的环境和经济政策中。2008年,这两位年轻的激进主义者被《时代》杂志评为“环保英雄”。

如果迈克尔和我在10年前见面,我们会对几乎所有事物都持相左意见;桌子的一边是一位反全球化的激进主义者,另一边则是一位商学院的教授。自那以后,我们两人都 改变了许多看法,因此我想我们现在可能没有重大分歧了。

首先,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我仍然保留着我的红鹦鹉T恤,但是它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古董和一个不同时代的遗迹,那是个有着杀虫剂和邻苯二甲酸但却没有行为准则和工厂监督的时代。看到过去几年里出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我只能相信,明天的T恤会有个更好的故事。未来并非完美,但它比过去更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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