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接受吗？我不能。”徐静蕾探着身子问我，然后在烟灰缸里拧灭香烟。
整个采访过程，这是她最严肃的一刻。电影上映前夕，生性散漫的徐静蕾一直处在崩溃里。她和我历数了工作人员的各种“不专业”：需要上传给视频网站的物料是未剪辑修改前的一版；装台的四个喇叭只有两个朝向观众，其余竟然对准舞台；让她审片的版本是未修改生成的，全过程充满卡顿。
“我每天的行程都很满，好多事情等着我做。复杂的事情做不好很正常，但装喇叭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能做不好？”于是才有开头的那一句。
下个月，徐静蕾就将迎来43岁的生日。这段时间也是她最忙碌的时刻。
她带着警匪题材的新片《绑架者》重新回到大众视野，而这距离她的上一部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时间已经过去两年。
徐静蕾至今执导过7部电影，题材多变，是最早进入亿元俱乐部的女导演，坐拥近270万微博粉丝。
见到她，感觉时间并没有在徐静蕾身上留下什么痕迹。来到40岁，未婚未育，身上仍然有少女感。穿着白帆布鞋，很瘦，短头发，巴掌大的脸，说话利落。她有自洽的逻辑，甚至不需要提前知晓问题，“我看了反而不太好”。显然，她对所有的工作都已经非常熟练。
“老徐”算是娱乐圈特别的存在，从没彻底离开过这个圈子，但也没热切地一猛子扎进功名利禄里。即便在“四旦双冰”时代竞争惨烈的时刻，徐静蕾好像也是淡淡的，没流露过强烈的企图心。
唯一的执念是自由。脱离了被父亲严格掌控的童年之后，她就彻底拒绝任何规则的束缚和绑架。对“必须”、“应当”这些词天然抗拒。成为演员后也没有按部就班的规划，一会儿演偶像剧、一会儿拍港台电影，后来转型去做导演，完全随心所欲。新片《绑架者》干脆直接取消发布会，变成和白百合、明道和黄立行一起直播打麻将。
而商业上亦是如此。徐静蕾的公司鲜花盛开，已经成立超过10年，股东名单上只有“我和爸爸”。不引入、不运作资本更是少见。“资本是要增长、要赚钱的，但我不能忍受任何东西干扰到艺术创作本身。”徐静蕾说。
圈子变了，也“挺好的”
在接受虎嗅采访的两个小时里，“挺好的”是老徐最常说的词。她不喜欢自上而下的判断现象和行业，没有知识分子身上的苦大仇深，甚至不认为时代正在快速浅薄化。“要非说浅薄，那时代一直挺浅薄的。你能说90年代染黄头发和现在染白头发哪个更浅薄吗？”
然而不能回避的是，此刻的娱乐圈与徐静蕾成名出道时已经全然不同。“从前是以拍文艺片为荣，现在是以拍商业片为荣。”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曾经帮徐静蕾拿下了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但即便是10年前的电影市场，也没有让这部电影收回成本，而如今干脆没有人拍这样的戏了。“我现在也不怎么看文艺片，平时已经很累了，进电影院看着咔咔咔的打戏挺好。”
除此之外，整个行业的制高点和话语权归属也已经改变。
人们从崇拜权威的艺术家，到开始“拍小孩儿的马屁”。似乎谁能捕获更多年轻人，谁就能成为最终的赢家。娱乐圈的流量时代已然来临。徐静蕾觉得这样也“挺好”，流量明星的出现是必然的阶段，供需关系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
“我曾经看过一个‘一毛钱特效’的电视剧，但我的工作人员都说挺好看的。这说明首先观众不在乎，然后投资人不在乎，最后才有这种电视剧。现在全怪演员不公平，演员其实什么也决定不了。”
而演员们除了演戏这个主业之外，也都计划把自己的公司打包卖给上市公司，寄望其在资本市场打滚几番后，借此大赚一笔。
而对于电影行业来说，资本的介入更深。制片方与发行方签署对赌协议，进行保底发行，也是制片方提前锚定收益的一种手段。但徐静蕾拍片至今，都拒绝这样的发行方式，理由是不想辜负投资人的信任。“我觉得保底不好。（票房）达不到那个金额，让别人亏了不好。超过了那个金额，自己赚不到钱也不好。”
徐静蕾不全然把拍电影当成一笔可以简单银货两讫的生意，资本固然有值得警惕的部分，很多时候也代表着人情。“投资代表一种信任”，而她不想辜负。她拍过赔钱的文艺片，但从转型拍摄商业片以来，徐静蕾从无败绩，不论是《杜拉拉升职记》还是口碑两极化的《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虽然从没产生过10亿票房的“爆款”，但因为成本不高，总归都是赚了钱。
她是投资人最喜欢的“顾全大局”的导演，理性与感性结合，而理性又占据主导。徐静蕾像产品经理一样把控流程，提前留出资金以防万一，并保证最重要的事情——不超出预算。有些导演因为光线、天气、心情，可以说不拍就不拍，后期可以剪一年。但徐静蕾不会。“导演就是一个产品经理和艺术创作结合的职位。片子和文章一样，永远都有可以修改的地方，但是要知道适可而止。”
自律——自由的另一面
徐静蕾每每出现，新闻点总是围绕着几个词：女权、才女、公知。甚至有人评价兜售女性主义的价值观是徐静蕾宣传电影的副产品，是为了打造某种“人设”。
但徐静蕾并不以为意。她对于这些标签不断表示反感。“我不愿意像公知一样传播自己的价值观，但我也没法整天表演自己如何工作吧。”
那徐静蕾是怎么工作的呢？她对于工作和生活的态度泾渭分明，生活里她自由散漫，为了不落埋怨就不做任何决定。但进入工作，就开始“严于律己，严以待人”。
从2月进入宣传期以来，徐静蕾每天就睡四五个小时。“我一睁开眼就工作，闭眼之前想的也是工作。”对于宣传的视频、物料，她都亲力亲为。《绑架者》的宣传总监也是她多年好友姬霄这样形容徐静蕾：
一张海报里应该有哪些人，开发布会邀请嘉宾会不会漏掉谁，种种环节设置是否会冷场，预告片里的字卡内容，包括每一篇宣传稿件和发布渠道，她都挨个过问。
除了变成事无巨细的工作狂之外，她也愿意做一些生活里不做的事情。比如开始关注对自己的报道。作为导演，一个对整件事情最终负责任的人，她愿意收敛起一部分自我。微博评论功能关闭两年，最近也重新开放。“工作人员数落我，你宣传期微博怎么能不让评论呢。”之后徐静蕾就真听话的开了。
除了高度自律之外，她也严以待人，要求每个工作人员专业、敬业。当工作人员不用心而导致事情未达标准，老徐就会忍不住生气。她偶尔也撂狠话，“那你看着办吧。”
老徐的最近一次生气是因为工作人员装台的时候把四个喇叭装成了相反的方向，两个朝向观众，两个朝向了舞台。她还难得的流露出对整个行业的担忧，“人才跟不上是大问题。好莱坞（做）道具都是艺术家，我们这样怎么可能超过人家。”
中年无危机
90后都难免因为“中年”将至而焦虑，但43岁的徐静蕾对此毫无危机感。“我为什么要担心时代会抛弃我？‘时代’是谁。”典型的徐式回答。
在可以掌握自己人生方向之后，她决心不让任何东西左右自己的节奏和心情。用她自己的话说，要矫枉过正的追求自由。未来几年她可能去拍新戏，也可能随时消失，去学水彩，做回一名清闲的“家属”。
这种绝对的自由，更像是对童年的一种彻底反叛，又像是一种自我补偿。众所周知，徐静蕾度过了一段艰苦的童年。爷爷奶奶很早离异，日子也过得拮据。父亲80年代的创业就是去附近的废品厂捡铁盒子来做变压器。而除了物质上的匮乏之外，精神更是不自由。父亲对她的要求近乎严苛。徐静蕾必须每天写大字、背诗，多照一下镜子都会招来批评。要读重点学校，要有出息。阅读范围也有严格的规定，不能去读那些“容易让人脆弱”的东西。
拍过7部戏，但徐静蕾几乎不回望自己此前的任何作品。一方面是因为在上百次的剪辑里失去判断，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她讨厌怀旧。“我过去挺惨的，我就没觉得原来比现在好，怀旧干嘛。”
于是在电影里她找到了补偿。至今她最喜欢、觉得和自己最接近的片子还是处女作《我和爸爸》。这部片子已经拍摄完成15年，即便放到现在看也是相当叛逆。
影片里爸爸直接对女儿说：“你工作干嘛啊？我赚钱不就是为了让你想干嘛干嘛？你要是想混可以混一辈子。”电影里的爸爸对女儿毫无要求，而“我一辈子罩着你”这种话，徐静蕾借着拍电影的机会，总算从“爸爸”嘴里听到了。
“我们被生下来是不能自由选择的，肯定会死掉也是不自由的，那中间这段日子就得能多自由就多自由。”徐静蕾说。
关于未来，徐静蕾也没有什么计划，唯一的愿望是继续往幕后退，导演还不得不出来宣传电影，那就尝试去做监制。当然，“随时不干了也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