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一般谈起深圳这座城市，大家可能都会联想到“中国硅谷”这个称号。而最新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上有一篇名为《深圳已成为创新温室》的特别报道，作者似乎并不买“中国硅谷”这个名字的帐，还给深圳起了一个新名字——“硅洲”（Silicon Delta），作者甚至以“皇冠上的明珠：欢迎到硅洲”为全文开头。这是为什么呢？“硅洲”这个名字比“中国硅谷”更传神？或许我们可以在文中找到答案。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冰镇热点（newsreading），由陈冰负责编译。
自由流动是深圳成功之源
最近的一个周末，几百名学者和律师齐聚深圳某宾馆的会议室，讨论“创新、包容和秩序”。这个研讨会是由北京大学法学院、牛津大学法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共同举办的。法学会议总有些乏味，尤其在中国，一位来自北京的学者已很负责地为会议定了调——“市场上讲秩序是很重要的”。但是，当地的一位发言人却在为深圳为何成了创新爆破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辩护，从而使得会议气氛变得活跃起来，精彩起来。这位发言者是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徐友军，他说深圳的成功，主要在于允许人们“超越计划经济”思维去干事创业。
深圳这座城市，几乎对人们的自由行动没有限制。尽管只有少数人口拥有正式户籍，或者户籍证书，但在就业方面放得很宽，也不歧视外地人，大有英雄不问出处之海量。徐总结说：“人是我们发展的最大增长源”。这和来自北京的专家，以及本地照本宣科的人的意见，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深圳具有颠覆性的企业家，为什么深圳变成了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城市之一。
1980年至2016年期间，深圳的实际GDP年均增长22%，到目前近乎达到2万亿元人民币。这个城市的南山区，约有125家上市公司，市值合计近4000亿美元，人均收入比香港还要高。不像北京有很多顶尖大学，深圳只有少数几个高等院校，但是，中国各地的大学毕业生，却纷纷涌向这座城市。就大学生所占的人口比例看，深圳比北京要高出不少。
从民营企业家视角观察深圳
深圳在研发（R&D）上的支出超过GDP的4%，是大陆平均水平的两倍。南山区的比例则超过6%，大部分资金来自私营公司。深圳的企业还有更多的国际专利，其中大多是高质量的专利，与中国内地企业所获得的专利有所不同。深圳一个城市所获得的国际专利，已超过了法国或英国。
官方把深圳的成功故事归结于党的领导和富有远见的特区政策，邓小平被赞扬为给这个区域带来经济自由的人。后来的领导者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促成经济快速增长。但是，这还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唯有深圳这座城市才特别成功。
一本由玛丽·安·欧唐奈（Mary Ann O’Donnell）、黄韵然（Winnie Wong）和约翰森·巴赫（Jonathan Bach） 共同编辑的新书《向深圳学习》（Learning From Shenzhen）中，揭示了深圳为什么特别成功。自1980年该城市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其他城市所没有的许多进步。例如，早期改革者推动与未被授权的非本国公司进行投资交易，制定了保护外国公司利益所需的法律框架。草根创新者在创业过程中发现在深圳更容易成事，尽管严格来说有些在当时是不允许的。当他们的冒险行动证明是富有成效的时候，城市党政领导者也会加以鼓励。所以，要讲究和解释深圳为什么成功，最好的途径是从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家的视角来检视。
中国创新附加值已达76%
对于中国无法进行创新这个流行的看法，现在需要重新审视。根据此前广泛发表的研究报告，苹果ipod在中国的创新附加值，在总量中所占比例还不到5%，因为在中国就是整体组装而已。这种说法，加剧了人们对中国工厂不过是低端的“血汗工厂”的刻板印象。然而，英国华威大学和欧盟委员会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苹果iPod的例子“远非具有代表性”。这些研究人员的计算结果是，中国对其出口产品的平均创新附加值是76%，欧盟为87%。世界银行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在中国的创新型企业中占了很大份额，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当地企业过去常常依赖于专事出口的“外贸通”，现在则着手于自己的发明创造，以及经营方式创新。曾经在珠江三角洲投资的国外企业，曾试图严守自己的技术秘密，现在也开始利用当地人的大脑，进行开放式的创造发明。
今天的深圳，正吸引着全球试图以新的方式造出新产品的各类企业家。发明和创新，正把整个珠江三角洲转变成先进的制造业集群。很多跨国公司，都在深圳开设了“观察岗”，密切关注和接近在深圳发生的最新趋势。
富士康是家高新技术企业
富士康是一家台湾的按订单作业的制造商，在大陆雇佣了100多万工人，有时常被看做是“低端技术的血汗工厂”的代表。事实上，富士康持有的国际专利领域非常广泛，涉足从电力设备到计算机，再到音像技术等领域。它正在深圳扩建工厂，以支持苹果在该市新建的研发中心，从而把新技术发明快速成型，转化成可出售的商品。富士康还与日本在广州建立合资企业，投资88亿美元，来制造先进的液晶显示器。另外，富士康还在深圳开发研究工业机器人。
华大基因前身是北京基因研究所，迁往深圳，也便离开了北方的官僚。7年前，它被《科学》杂志宣布为“DNA超级大国”，因为华大基因购买了超过全球总量一半以上的基因组测序机器。不久，华大基因就要上市了。
在全球销售额达10亿美元的迈瑞，是一家设备公司，目前正在研发新的通风机技术、数字化手术室和外科手术机器人等前沿技术。该公司在管理美国研究人员和中国研究人员方面显然非常出色。迈瑞在美国硅谷的研究人员并不仅仅是在指导他们在深圳的同事如何做事，同样他们也从深圳同事身上学到不少东西。该公司的总裁成明和说，西方研究者会花很长时间进行高质量的研究，而深圳本地的研究者则很快就能根据研究结果做出个东西来，开发出新的工具包。
华为的研发投入比苹果更多
华为在研发方面的支出比苹果更多。这家私人控股的深圳公司，因提供电信设备而闻名全球。但如今，华为也是全球智能手机和云计算领域的一大强势力量。其2016年的总收入估计为5200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增长32%。最令人瞩目的是，这家公司把收入的15%和18万员工中的8.2%，投入于研发。
华为正在全力创新，如同他它正在全力以赴的全球化。美国智库“东西中心”（The East-WestCentre）的研究员恩斯特·恩斯迪（Dieter Ernst），盛赞华为公司创建的“全球创新网络”。这种创新网络，曾经只有西方的跨国公司拥有过。而今，华为在世界各地已拥有二十多个研发中心，与领先的跨国公司和大学进行多方面的合作。
这已经得到回报。华为是世界上高质量国际专利最多产的发电机之一，它与瑞典的爱立信公司一道合作，使得走在第五代移动通讯（5G）的前沿，继而取代目前的第四代移动电话（4G）的开发。华为的窄频带物联网协议，以廉价和低耗能的方式将机器连接到云端，最近被批准为全球标准。
深圳在改写世界创新规则
深圳正在改写的另一条世界规则，是如何拥抱开放性创新。在西方，企业创新一般都是一个隐秘的、自上而下的事情。深圳这个城市的许多工厂，曾经也都是通过对西方商品进行巧妙的模仿而起步的。这导致外国人把本地人视为纯粹的模仿者，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山寨”。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深圳开放创新实验室主任李大维认为，“山寨”已经消失了，已经演变成一个由协同、快速学习供应和工厂组成的强大的生态系统。他说：“任何人都可以到深圳，只要带着一个好的想法，就能很快打出模型，快速地进行测试，制造，然后以比较好的价格投放市场”。他认为，美国硅谷痴迷于富裕世界的问题，但中国的开放的创新者，则致力于解决大众获得实惠的问题，比如从医疗保健到污染，再到银行业等所有事情上，都在为大众提供“支付得起”的解决方案。
李大维说，已经很狂热的深圳创新步伐，还在进一步加快。比如说，在过去要谈成一件生意，需要花很长时间，请客送礼，还要消耗大量的白酒。但现在，只要在微信上轻轻点一下手指，一个简介就发出去了，而微信用户已有8亿多，还连着支付系统。只要你在微信上建一个群，不需要打电话，也不需要开会、见面，生意就做成了。
微信是由腾讯公司发明的。这家互联网和线上游戏公司，也是在深圳发展起来的。这家公司市值约2500亿美元，是亚洲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位于深圳南山区的公司新总部，是绿色环保型的建筑，周围布满了现代化的初创公司、孵化器和时髦的咖啡店。
企业在深圳立足方能成功
深圳最大胆的创业公司之一，是柔宇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正在扩大生产其非凡的产品——世界上最薄的可折叠全彩色触摸显示屏。公司创办者刘自鸿是中国大陆人，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在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就梦想着机器和人类进行交流的奇特新途径。当他开始着手创办柔宇公司，他说他很清楚必须在深圳立足，企业才可能成功。从早期研究到制成产品，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他称之为“综合创新”：材料、工艺、设备设计、电路设计等等，都是贯穿为一体的，你要改变一种材料，就不得不改变全部过程。
他的团队因此不得不开发出全新的材料和制造工具，包括定制的机器人，从而去完成他所设计的屏幕。这一路走来，他积累了600多项专利。刘自鸿坚称，即使在美国硅谷，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加州无法与深圳的“制造商”生态系统相匹配。
柔宇公司起步后，获得了2.8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如今其市值已经达到30亿美元。它正在投资18亿美元，建造一个大型的自动化程度更高的工厂，并试图整合成研发综合体，以便能达到销售量超过30亿美元的生产能力。刘先生还有更大的雄心，他希望他的屏幕可以贴在杯子、衣服、办公桌、甚至墙壁等地方来使用，使得利用范围更广泛。他说，“去年显示屏行业市场价值已有1500亿美元，而柔性显示屏的需求容量还将翻一番。”
各路创客的“世界首都”
深圳已经成为硬件创业者的“世界首都”，得到各路创客的青睐。纳维·科恩（NaviCohen）是加拿大创业公司Revols的联合创始人，开发物美价廉的定制耳机。他的公司在Kickstarter众筹网站上获得了一笔启动资金后，试图在蒙特利尔开发其产品，但发现那里做事很慢，而且代价昂贵。于是，他把公司搬迁到了深圳，这里的供应商很便宜，工厂很快就能做出产品模型。现在，公司已在深圳批量生产耳机。
另一个向深圳转移的很有前途的创业公司，是一家美国公司Wazer。在欧美的厂房内安装一台传统的金属切割机，得花10万美元或者更多。但在深圳，Wazer根本用不着购置这些机器，当地的灵通人士可以马上给你点拨，便捷地找到相应的更为先进的液压切割机，为你精准地切割任何材料。Wazer研发的便携式水刀切割机，适用于个人和小型企业，可以切割任何材料，售价约5000美元，将在今年杀入市场。
Revols和Wazer是数十家国外初创企业中的典型，这些初创企业经历了由Hax运营的“暴发训练营”。Hax是一家位于深圳华强北的硬件“加速器”公司，而华强北又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供应市场。Hax的合伙人本杰明·乔菲（Benjamin Joffe）估计，美国硅谷的硬件从构想到批量生产的实验周期一般是6到7年，而深圳的效率则更高，周期更短。也因此，世界上的大企业，从美国大型医疗保健公司强生（Johnson & Johnson）到法国名牌企业米其林（Michelin），都与Hax达成合作关系，以便接近和借鉴深圳明亮的创新火花。
彻底埋葬“山寨”神话
深圳最成功的创业公司当属近年崛起的大疆创新（DJI），据称市值已超过80亿美元，提供实惠的商用无人机。大疆的创始人汪滔和他的1500人的强大的研发团队，研制出了飞行机器人所需要的相机等核心技术。这家私人持有的公司，占据了超过一半的全球小型民用无人机市场，据说很快将计划上市。
现在，大疆的产品日趋多样化。大疆创新行业应用负责人徐华滨表示，该公司瞄准的新领域，包括从农业和能源到公共安全等的企业客户。大疆还在考虑一种“服务-商务”的新模式，用户可以租用广播时段。
深圳已经做了比中国内地任何地方更多的工作，来彻底埋葬“山寨中国”的过时神话。目前的深圳，已成为硬件和制造业创新的全球枢纽。这里各国企业家们，将带出全新的产业。
深圳也已经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驱动力，引领珠江三角洲强身健体，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成为创新皇冠上的明珠。哦，对啦，深圳的崛起对香港将是怎样一种触动？几十年来，香港可一直是珠三角地区投资和增长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