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昌业
《人民的名义》开播不过一周，已然进入舆论狂欢时代。二次元的表情包创作也已经火力全开，剧中吴刚饰演的李达康书记目前正当红。
目前对《人民的名义》的赞誉，核心即在于“久违了的反腐剧”和“史上尺度最大（涉腐角色最高职务级别为副国级）”。
2004年之前，热播剧里还常有反腐剧，包括《国家公诉》、《忠诚》、《绝对权力》、《人大主任》等都曾经把国家在反腐败战线上的一些大案要案戏剧化地呈现在了荧屏上，并深受官方和公众的好评。
但2004年上半年，一道针对反腐题材剧的不成文“禁令”下达，原因在于官方对反腐剧“腐败层次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大、案情越来越‘黑’”很担忧，特别是“在很多剧目中，腐败势力犹如重重叠叠、无法突破的大网，让人不知该从何处突围”的导向令官方颇为不安，“一些剧目还将情节的中心放在内部权力斗争上，反腐败反而成了附加的内容，这些都会对电视观众产生误导”，于是曾经广受观众喜爱的反腐题材剧旋即几乎告别荧屏，退出卫视黄金档。
对于电视剧来说，卫视黄金档的价值即在于成本的负载和主流人群的注意力集中，没有卫视黄金档即意味着电视台的购剧价格将大幅度降低，因为卫视台的非黄金档广告收入与黄金档收入可以说是云泥之别，失去了收入的支撑和大众注意力的集中当然就无法支持高品质反腐剧、涉案剧的制作了，自然此类题材就逐渐淡出了制作公司们的主力产品线。
《国家公诉》剧照
反腐剧一等便是十多年。仔细对照，不难发现曾经对该题材下令禁止所基于的担忧，如今在《人民的名义》里恰恰是被叫好的部分。更高的腐败层次——副国级，更大的腐败范围——整个省委省政府从上到下，更黑——公安系统涉足腐败、滥权……
对电视剧的创作管理，官方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最擅长的便是发布不成文的禁令——
2004年还禁掉了“涉案剧”，具体表现为“涉案剧不得出现在卫视黄金档”；2012年，穿越剧、宫斗剧退出卫视黄金档，彼时《甄嬛传》、《步步惊心》引领的宫斗、穿越题材剧正当红；2013年，被限制的是日益娱乐化和荒诞化的抗日剧，同时还有古装题材被限令播出量不得超过15%，原则上两部古装剧不能接档播出；2014年，谍战剧遭遇禁令，“不许出现我军人员色诱敌方、我方以金钱方式获取情报以及红色刺杀之类的情节”。
一道道不成法的禁令凸显的恰是其背后“灵活”的人治模式，与《人民的名义》所讲述的法治主题及对人治模式弊端的针砭对照起来，颇有讽刺的意味。
被限制的题材越来越多，被约束的创作越来越密，于是留给创作和生产的电视剧题材就会越来越有限，这也是为什么行业里经常出现把一个类型或题材做到泛滥，最终导致管理部门出手限制的原因。如果没有那么多限制，创作上更宽松、生产上更开阔何至于大家一条道走到黑的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呢？
文艺创作该不该有禁区？
没有绝对的自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体制不同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而文艺的影响力又一定会带来社会文化的改变，因此一定程度的管理和引导是基于公共利益的必需。从行业管理部门的角度来讲，中国文艺创作一直是有基本的总纲，关键词包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在这个总纲下，目标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甄嬛传》剧照
权斗（宫斗）、罪案（涉案、反腐）这些类型元素并不是“美剧”的专爱，实际上是东西方人们都喜欢的电视剧类型，为什么？
因为电视剧在故事文本上需要很强的戏剧性，没有激烈的冲突何以引发观众的好奇心，没有巨大的阻力（比如反派人物魔高一尺）何以树立正面人物，没有迭起的悬念（虚构、戏说）何以让观众持续地追剧？戏剧性是达成艺术性的必需，只有尊重戏剧性才能创作出观众喜闻乐见、交口称赞的好剧。而戏剧性难免要超越现实，这是创作的必需，在此无需赘言，东西方经典的文艺作品，从小说到近当代的影视剧皆如此。
有些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人民的名义》是因为中国反腐现实里有了超越副国级的反腐案子才可以写到副国级，如果这也算是中国文艺创作上的进步，未免显得我们的文艺创作太刻板了。
当2014年，连正国级领导人都在追美剧《纸牌屋》的时候，观众们一边热捧一边唏嘘，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有自己的《纸牌屋》呢？
《纸牌屋》
“我现在也在追《纸牌屋》，常有人说国内剧不好看，我们能拍出《纸牌屋》这样的剧，但能通过层层审查么？对国内剧和引进剧采用统一审查标准，这有利于国内剧高水平创作。”这是中国著名的电视剧导演、演员张国立当时对媒体的慨叹，完全能够感受到他作为一个创作人对无法创作涉及国家高层权斗、腐败政治大剧的一种深深的无奈，干瞪着中国观众从自家的电视机前流失。
《纸牌屋》的尺度有多大？无论是在道德的尺度下还是法律的准绳下，里面都没有一个好人。这么黑化的故事之所以令中国观众着迷，一方面这是新鲜，这是闻所未闻，在白宫里发生的这些事情竟都是如此见不得人，这种奇观般的感受我们也只有在国产古装宫斗剧里看到过相似的人和事；另一方面是从人性出发建立的人物行动的合理性，所有人都在权力斗争、名利竞争中展现出人性狡黠、伪善甚至丑陋的一面，但似乎又合情合理，能够感受到身处漩涡时被欲望迷障后的不由自主，也能感受到政治本身对人的扭曲和异化，也因此观众不自觉地对这些人物又产生了同情，喜欢这些人物。
这是故事、人物的魅力，但这在中国文艺管理的尺度下是不可想象的——当年正是因为在反腐剧、涉案剧里有很多如陈道明、王志文这样的顶尖演员把反派演到令观众对“坏人”产生了同情，才令管理部门要刹住越来越黑、越来越邪的反腐剧、涉案剧。
回到《人民的名义》，为什么达康书记会突然走红，一方面在剧情进展过程中，这位最早被披上反角光坏的人物呈现出的毛病反倒恰恰是一个我们所熟知的真实官员该有的缺点，秘书出身的他在会议上、在电话里的逢迎、周全，以及对下属官员的严厉、对群众的冷漠这些都是基于自己对政绩、仕途的关切——这是一个正常人，于是当他逐渐展现出一个正面人物形象的时候，观众就产生了更加释放的同情。但可惜的是，像他这么基于人性描写的角色太少，侯亮平、沙瑞金都是几乎无瑕疵的道德感满分、正义感满分的人物，很不可爱，他们的表演也就无从着力，很多台词和行动都只有了宣教意义。
国产电视剧做得到美剧的品质吗？
这一直是观众的渴望，也是中国电视剧人的梦想。在人性上开掘不足的人物，其文化传播上就会有局限性。为什么美剧能令东西方文化的观众都着迷，因为人本身被七情六欲包围所遭遇到的困境，东西方是有共通的，这才是能够跨越语言障碍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信人物的基础所在。
2015年《甄嬛传》被Netflix精剪后在全球线上播出，本身即证明中国最优质的电视剧是能够在强手如林的“美剧“舞台上同场竞技的，皇帝、甄嬛、皇后以及一众嫔妃的角力、交易、胁制、反叛，这些元素即便是虚构在三百多年前清朝雍正年间，也让中国观众和美国观众都能对人物和故事心领神会。
《甄嬛传》在Netflix
所以，梦想并不遥远，但可惜的是宫斗这一题材的”进化“在2012年便被”禁令“叫停了。
市场本身具备优胜劣汰的能力，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就能荡涤掉那些粗制滥造、胡说八道的作品——因为总有创作者、生产者在不断进取地想要给观众提供更好的作品，观众看到更多好作品了，审美能力提升自然就会令那些糟糕的作品无法生存。
反腐剧失去的这十三年时间，如果有足够的作品涌现、竞争、进取，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早就有了堪比《纸牌屋》的精品政治大剧——实际上，十年前，中国就有了古装版的《纸牌屋》——《大明王朝1566》，电影化的叙事手法、演员完全被包裹在了人物里、台词精彩到字字珠玑，这些是十年前中国电视剧便已有的高峰。但如果把这种创作能力放置到当代剧，恐怕就会遭遇张国立所说的审查焦虑了。
文艺创作的管理，要张弛有度，过多的条条框框会令创作者、生产者束手束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前提是空间——创作的空间还有市场竞争的空间，有空间才能让优秀的作品涌现出来，才能让作品的底线不断提高。
市场是最好的优胜劣汰机制，观众的成长则是最好的“审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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