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指出，在全球经济衰退已是必然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必然面临失速。袁剑为中国潜在的经济危机绘制了一副路线图，成本上升→ 通胀加速→ 利率攀升→泡沫崩溃→ 地方债务危机→ 资本外逃？可怕的是，当前的经济现实已经验证了他的路线图。大拐点真的来了。
自序（节选）
本书想要提醒人们，中国可能已极其接近一个大型的经济拐点。这个拐点是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的。时至今日，仍然很少有人愿意相信中国神奇的经济永动机会力有不逮。中国政治领导人也仍然认为中国依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言下之意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仍然可以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必须竭尽所能抓住机遇，让中国的高速增长尽可能维持得长一点。我非常愿意相信，仍然有太多的理由支持所谓“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但毫无疑问，反面的证据也正在加速云集。事实上，无须借助高深的理论（这往往靠不住），只需诉诸历史所呈现给人们的健康常识，我们就应当明了，经济波动、危机甚至萧条都是历史的常态。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见证了太多的经济奇迹，但这些奇迹无一不因为时间的消磨而铅华褪尽，甚至沦为笑柄。所谓奇迹，乃是因为其稀少，往往是由某种机缘巧合因而无法复制的历史缘由促成的。一旦时过境迁，奇迹也就烟消云散。任何事物都有其生命周期，这恐怕是比那些所谓规律更有强制性的自然法则。我以为，当今喧嚣不止的中国奇迹也很难自外于这一历史命运。在本书中，我将详细阐述中国奇迹的历史缘由，也详尽阐述创造中国奇迹那些历史条件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增长的蜜月正在接近终点，因时而变的战略转型当然也就迫在眉睫。
迄今为止，最悲观的预测来自北京大学的佩蒂斯，他在最近预测，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只有3%~3.5%。这个增长率对于深陷危机的西方国家而言，是值得艳羡的速度。对于1989年之后持续委靡20年之久的日本来说，这更是奢侈品。但对于中国，恐怕与大萧条无异。理由在于，中国有较上述国家远为严重的分配问题以及远为脆弱的政治及社会结构，无法吸纳经济波动带来的冲击。很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乐观假设之上的，对经济冲击的吸纳能力相当不堪。而由于“GDP挂帅”战略持续奏效，这种乐观的情景假设就变成了一种完全值得信赖的牢靠事实被接受下来。基于这样一种麻木不仁和战略苟且，中国在政治及社会方面，实质性的改革可谓咫尺未进。
不仅如此，人为地推动GDP增速，维持低成本循环，令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不道德剥夺的嫌疑。即为了维持低成本生产的竞争优势，不惜以行政权力剥夺广大社会成员的环境福利、教育福利、医疗福利，剥夺农民的土地利益，剥夺劳动者的工资福利。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所隐含的这种零和博弈色彩已经变得至为清晰。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剥夺中国社会为代价的。也因此，本已相当孱弱的政治及社会结构在经济增长中被进一步削弱。其承受力在经济增长中变得越来越脆弱，而维持社会运转的政治结构也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迄于今，即便未至极限，恐怕也离极限不远。
事实上，窒息中小企业的，从来不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恰恰相反，正是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重创了中小企业。在中国整个经济结构中，中小企业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承载物，虽然解决了最大的就业问题，但却最为脆弱。对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的承受力极差，这几年不断攀升的通胀与膨大的资产泡沫，实际上大幅度抬高了中小企业的成本。而那些垄断与强势企业却凭借各种优势乘机大发横财，尽情狂欢。这才是中小企业日困一日的真相。显然，中小企业问题根本就不是放松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如果听信那些肤浅且明显包藏私利的“专业”建议，重新放松货币政策，推动通胀进一步上升，就可能构成对中小企业最后一击，从而也构成对中国社会的最后一击。中小企业将以比现在快得多的速度大批量死亡。请注意，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险恶的陷阱。
当然，经济增长的下降对中国社会也会同样构成打击（这也是那些高擎增长大旗的分利集团不断挟持中国政策的重要理由），在这一点上，那些主张降低速度者可能过于乐观了。然经济之波动、衰退直至萧条，乃历史之常态，恐怕很难绕过去。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和技术官僚们再聪明、做得再好，也无法避免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已经相当逼近这一历史阶段。经济真的靠不住了。
如果经济注定要出现增速下降、衰退乃至萧条，那么解决之道就不再是人为地拔高经济增长速度，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及政治问题，而是尽快建立一个经得起衰退冲击的社会结构及政治结构，以免冲击突然从天而降之时，中国社会一片废墟。简言之，就是从现在开始，必须立即着手重建一个健康而强大的社会。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一直以经济增长取代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变革，现在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了，是为未来更加长久的经济增长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及政治基础的时候了。在这里，中国执政者的历史使命已经陡然切换。必须明确的是，任何实质性的社会重建，都必然涉及政治结构的某种变革。如果慑于风险，虚与委蛇、半心半意，那么更大的风险就可能更快地降临。重建社会，就是重建政治，就是重建社会、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当今的主要问题，既然缘起于政府与强势企业（不仅仅是国有大企业）的合谋，缘起于这种合谋所带来的社会抑制和社会破坏，那么，重建社会的起点就应该从这里开始。既然社会破坏始于经济政治运行底线的不断沉陷，那么，重建经济、政治、社会运行的底线就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所谓底线，就是被当代文明所普遍承认的一系列最起码的权利和一系列最基本的禁止性准则。回望人类历史那些进步，其实就是底线不断抬高的进步。对于底线不断沦陷的当今中国，重建底线，才有可能培育温和而善良的人民，也只有这样的人民，才能够在危机到来之时，与你站在一起。也只有这样的人民作为基础，我们才能够逐渐构建出良治的政府和优质的工商业。许多论者基于一种理性僭越和教科书式的肤浅，为中国提出了许多蓝图。但我深信，历史不是被规划的，而是各种力量博弈出来的。而历史是否进步的一个关键标尺，就在于其博弈规则是否在底线之上。在这个意义上，重建底线，就是重建历史的进步之路。
无疑，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具有高度风险的进程，但我相信，只要中国的执政者具有开创历史的强烈政治意愿，真诚地、持续不断地点滴推进，就终能汇成历史丰硕的成果。如果一个民族，在最基础的底线上都不能达成共识，那么，它就可能已经名存实亡了。
基于我对中国政治、社会及经济现实的理解，我比一般的经济悲观派有更加悲观的预测。在经济增长高达9.5%的时候，中国社会就已经频现乱象。我无法想象，如果遇到长期衰退，中国社会将是何种景象。在我的视域中，重建中国社会的历史议程已经相当急迫，我甚至怀疑，我们是否已经丧失了最后的可能。
或许，经济增长的前景并不如我们这些习惯性悲观派所描绘的那么黑暗，或许，在无限可能的未来，自会开启一道光明之门。然而，有担当的为政者，恐怕不能以最乐观的情景假设作为执政的战略基石。此时，我们更应该记住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个古老故事的另外一层更为深刻的寓意是，不能因为一次误报，而忽略了真正的灭顶之灾。
是为序。
黄小浅：中国经济的大拐点
2012注定将是不平凡的一年。经济方面，美、欧、日三大成熟经济体同时滑入金融危机，让全球复苏反弹显得底气不足、步履蹒跚。政治领域，就在这美、俄、中三个大国的选举之年，中东、北朝鲜和南中国海这些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带，却不断爆发着政治“地震”：阿拉伯世界风起云涌的反抗、强人政权一夜间的轰然倒塌、北部近邻执意发射却突然爆炸的火箭、南中国海岛礁上微妙的对峙…每一天都在考验着脆弱的国际政治平衡。在这个自冷战结束以来、我们这颗小小的星球上政治、经济矛盾空前集中的特殊年份，堪称中国大陆最犀利的独立经济学人、评论人之一的袁剑所推出的《大拐点：世界经济裂变，中国经济路在何方？》这本书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未来发展的思考，就尤其具有现实的紧迫意义。
最忠诚的反对派
虽然在网络上常常被人与刘军洛、郎咸平、张庭宾并称为民间4大经济学者，但袁剑显然并不像郎咸平教授一样拥有广泛的知名度与明星般的号召力。然而在知识阶层中间，袁剑却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与尊敬，这中间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他出版于香港的代表作——《中国：奇迹的黄昏》。这本写作于近十年前的书，奠定了袁剑作为经济学者中“悲观派”代言人的形象。在书中，袁剑犀利地对“中国模式”进行的批判和警示，对堪称受到世界追捧的“中国模式”最早、最系统的反思。十年过去了，书中的相当一部分警示成为了今日中国的“常识”，这是作为预言家的袁剑的幸运，却是他深爱并为之而大声疾呼的中国改革事业的悲哀。——值得高兴的是，《奇迹的黄昏》的电子版本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却并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而袁剑的新作《大拐点》又能够在大陆顺利出版并受到媒体的广泛追捧，预言的乌鸦并没有因为他们黑色的外貌和不中听的鸣叫而被驱逐出这片我们共有的天空，这似乎表明，中国这片森林依然保持着它可贵的活力和奇妙的生态平衡。
担任过多家财经媒体负责人或主笔的袁剑，笔下有媒体人出身的学者的典型风格——文笔跳荡而华丽，胸中块垒时时携风雷之势、闯入冷静的经济分析之中。在火热的社会关切之外、“杂学”的背景和媒体培养的快节奏文风，使得他们敏于问题，敢下结论。尽管这些结论未必严密而周详，甚至可能并不完全正确，但是振聋发聩，直指人心如杜鹃啼血。他们拥有让读者手中的书页随时变成一只烧红的思想烙铁的魔力，令人不由自主地想拍案而起，踞地大呼！然而，无论你是同意还是反对他的观点，你都无法不强烈地感受到，在袁剑具有强烈批判性的文字背后，是他无法隐藏的传统中国士人对社会与国家强烈的使命感。某种意义上来说，处江湖之远的“袁剑们”，是中国社会“最忠诚的反对派”。在这本《大拐点》的序言“怎么办”中，袁剑的这一段平实的话，可谓“夫子自道”——
或许，经济增长的前景并不如我们这些习惯性悲观派所描绘的那么黑暗，或许，在无限可能的未来，自会开启一道光明之门。然而，有担当的为政者，恐怕不能以最乐观的情景假设作为执政的战略基石。此时，我们更应该记住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个古老故事的另外一层更为深刻的寓意是，不能因为一次误报，而忽略了真正的灭顶之灾。
“中国模式”再批判：寡头攫住中国
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次贷危机”中“四万亿”的壮举、全球跨国公司追捧的投资热土…，本轮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可以说为高速成长的中国经济打了一个全球性广告，也让“中国模式”这个词儿变得炙手可热。然而，几乎从这个概念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开始，反对的声音就没有停止过。在这些反对派中，袁剑可谓最早、最不可忽视的“不识时务者”之一——
中国高出其他经济体的那一部分增长速度，实际上是以结构失衡、社会的断裂为代价的。而这种成本现在已经越来越被我们痛苦地感受到，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麻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只是中国在当代环境下对早期资本主义一个更加极端的继承——它更像是一个更原始的资本主义，而不是更新的资本主义模式。
作为一种高速成长、一种“经济奇迹”的代名词，“中国模式”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以央企的复兴为独特标志的高速经济成长。对此，袁剑的描述从细节入手，令人印象深刻——
2007年7月25日收盘之后，中国人突然发现，他们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在这一天，中国工商银行的市值一举超过花旗银行成为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这个在几年前还被所有专家认为无可救药、行将倒闭的国有银行一夜之间老树发新枝、荣光焕发，让人有隔世之感。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欧美投资者在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银行改造过程中的投资，浮盈已经达800亿美元，远远超过他们在次级债中500亿美元的损失，果然是西方不亮东方亮。
工商银行超越花旗只是这个系列神话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中国铝业市值超过美国铝业成为全球最大的铝业公司；中国神华超过比博迪成为全球煤炭业老大；万科市值超过全美前四大房地产公司的市值总和。这个系列神话的高潮发生在2007年11月15日，这一天，中国石油开盘后，市值达到破天荒的1.1亿美元，成为世界企业史上首个市值超过万亿美元的公司。有人计算过，这个市值相当于美孚+微软+花旗。2007年还未结束，在全球市值最大的前十家公司中，中国已经十有其四。
不止一位高层政府官员将国企尤其是央企比喻为中国经济的“长子”。曾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破败荒凉、甚至被讥讽为“中国的银行在会计学上已经破产”了的央企和国有大银行，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竟然一跃而跻身全球巨头之列，并引领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这无疑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双赢”的最理想选择，就像一个传统的大家庭里，长子才德兼备，实力雄厚，自然就会让这个家庭稳定地继续幸福下去。然而，在袁剑的“刀笔”之下，呈现给读者的却是另外一个简单却残酷的面目——
对于上面这组数据，不同的人肯定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我们从中得到的强烈启示则是，一个新的寡头时代正在降临中国。…在行政权力仍然绝对控制着要素资源的条件下，“抓大放小”取得奇迹般的成果并不令人意外。这个奇迹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固然是一个精彩的话题，但我们更想追问的却是，对于中国以及中国的未来，寡头究竟意味着什么？…国资委即像政府，又像出资人。也恰恰是这种游离于权力与资本、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模糊定位，中国寡头才造成了普遍的惊恐。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监督尤其匮乏的特殊环境中，对寡头的这种惊恐就更是有其坚实的历史依据。
在袁剑看来，这些注定要承担历史责任的“长子”们，却是不折不扣地挤压和控制经济体其他部分的“寡头”，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他举出了出租司机的例子——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出租车司机每天工作14个小时，而所得却非常微薄。而随着油价的不断攀升，某些城市出租车司机的收入还在迅速下降。虽然不能将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状况完全归结为油价为题，但能源寡头随时可以决定出租车司机的经济命运，则是一个显见的经验事实。
每一个中国手机用户都不得不承受比市场价格高出很多的通讯费，每一个接入宽带互联网的企业都必须缴纳远远高出公平价格的宽带费用，每一个储户都不得不忍受通胀带来的“负利率”…只要你留心观察身边的经济现象，就会发现，很多多交的、不得不交的费用都交给了“央企”。
袁剑断言——
官企在追求小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是他们将成本最大限度的外部化或者公共化的特性。容易看到，诸多官企的巨额利润多半都是通过成本转嫁给公众而实现的。更加通俗的说法则是：利润归（利益）集团，成本公摊。
中国可能已经出现了一种以垄断寡头为基本骨架的新型经济结构。这与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已然有云泥之别。在这种新型结构中，众多分散的小企业（不管它是民营还是国营）只能依附于寡头所释放的经济机会而生存。换句话来说，寡头可以随意压缩其他非寡头经济成分的利润空间，并将他们驱逐到价值链的最低端。
那么，这些依靠垄断的定价权而获取超额利润的“寡头”们，究竟是否能如同支持者们所说的那样，能够“集中国家资源做大做强”，“在国际竞争中加速发展，体现国家意志”呢？袁剑让数字给出了答案——
数据表明，中央企业的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技术投入却大大低于国际水平。这不啻说明，寡头企业凭借垄断优势所培育出来的所谓“国际竞争力”，多少有些弱不禁风。尤其是，当这些寡头在规模上的（也仅仅是在规模上）竞争力是以“挤出”和牺牲其他国内中小企业为代价的时候，我们就更加需要对这种竞争力所带来的民族主义自豪保持清醒头脑。事实上，就在2004年，181家中央企业就一次性申报处理坏账3187亿元，占中央企业总资产的5.4%。这多少证明，在中国寡头不断膨胀的背后，也存在国民财富的惊人浪费。
扩大内需的“政治经济学”
“寡头论”是袁剑批判“中国模式”的一个重大线索。按照这个线索，当今中国无人不关注、为政者无人不焦虑的“扩大内需”问题，也就找到了答案。根据袁剑的分析，一方面，寡头通过超级的垄断和无法撼动的定价权，使得社会财富被低效率地集中到了央企手中，老百姓手中缺钱，又怎么敢去商场超市“扩大内需”呢？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在“GDP挂帅”的模式之下，推动“土地财政”迅猛发展，用极其低廉的价格永久地剥夺了成千上万农民唯一的生活依赖——土地，让他们成为了拥有可怜“征地费”的城市赤贫者，对他们而言，“启动内需”更是一个不敢做的梦。
近20年，农民光通过土地征用被剥夺的财富就接近10亿元。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改革前23年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剥夺的8000亿元。足见要素剥夺与商品剥夺之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财富效应。而这些土地收益除了被官僚体系中饱私囊之外，全部流入了中国农民几乎无权享受的城市基础建设之中。不过，中国农民的损失不是用静态的数字可以衡量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关闭了中国农民进入现代化的大门。台湾地区的土改时公认的成功范例，那里的经验是：农民以土地所有权入股，这样农民就能长期享受现代化的收益，而不是拿到一点可怜的土地转让费（少数地方还会由于贪污分文未得），变成无地又无业的游民。事实上，政府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所造成的紧张态势已经愈演愈烈。…在某种意义上，这将是中国今后10年最敏感、最具有爆炸性的社会问题之一。
从这个分析出发，袁剑下面的结论显得有些像“政治经济学”——
中国内需低迷并不是一个市场博弈的后果，而是一个政治博弈的后果，其对应的是政府和企业在改革过程中权力的扩张，以及公民权利在同一时期的极度抑制。
公平正义是中国持续增长的唯一动力
当“长子”变身为“寡头”，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央企和政府手中之时，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就是加大投资。然而，从震惊世界的“四万亿”直至今天，投资拉动带来的巨大资源浪费和不可持续性，已经成为朝野共识。因此，“拉动内需”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唯一方向，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袁剑指出：既然“内需不振”是政治博弈的结果，答案依然要从政治上找。他开出的经济增长药方是——推进公平正义。
事实上，公平正义作为一种社会的基础设施（虽然它可能无形）以及制度公共品不仅是任何一种财富增长所必须，其外化的后果——更加公正的分配，也就是深受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困扰的中国经济本身所急需的。
中国经济增长的前几个动力已经日渐式微。在这个时候，公平正义应该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强劲的动力来源。……公平正义可以推动中国在更加健康的基础上再繁荣30年。悲哀的是，中国改革30年所形成的思想及制度惯性太过沉重，它依然裹挟着我们在原有的轨道上风驰电掣。在这个意义上，胡温的革命是一场与危机的赛跑。
在袁剑看来，本届政府推动的“和谐社会”这一政纲，是对症之药，问题在于，这剂药是否可能来得有点晚——
很多人没有发现，与过往“发展就是硬道理”以及“闷声发大财”的改革取向相比，这里（作者指的是以“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为代表的政治纲领）隐含着中国改革对于经济增长一个重大的认识论转向。从这种认识出发，胡温新政在公平分配、扶助弱势、环境保护等方面作出一系列的努力，其目的就在于要将人民的认同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移到更加坚实的公平正义的价值上来。
纵览全书，相信读者一定会认同我的观点：无论对于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袁剑都是一个超级的悲观主义者。他认为，全球经济正处于一个大的调整期的开始，中国经济在丧失了高速增长的动力之后，可能来不及转型就被激烈的社会矛盾和阶层分裂所冲击。然而，犹如填海之精卫，当他发现了中国经济走出悲观未来的道路之时、即便这条路狭窄而崎岖，他仍然情不自禁地丢掉了自己悲观的立场，发出了由衷的鼓励和欢呼——
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公平正义基础上的繁荣与富足才是一个社会永续生存的基础。在这一层意义上，胡温新政的实质是在中国改革已经被废弃的精神之维上重建一种新的社会和国家认同。如果我们的人民和领袖有更加伟大的宏愿，那么这就是建设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的重要起点与契机。…对于这种革命性转折，我们应该给予最大程度的鼓励。
是的，袁剑有理由欢呼，《奇迹的黄昏》依然能够在互联网上被公开阅读、传播和讨论，《大拐点》对政治改革的大胆呼唤能够被公开出版和广泛讨论——对时代、对政权、对改革的质疑能够公开、全面、深入地进行，这本身就是政权的某种善政、是改革的重要成果，是裂变时代的曙光。对于每一代人，我们都有理由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但是，有理想的时代精英们一定会这样说——这是多么伟大的时代，它如此多变而充满可能，它是值得我们热爱的、最好的时代！或许正因为如此，面对这滔滔逝水、无尽江山，袁剑发出了哲人般的感叹——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去哪里，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正在告别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