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特朗普政府终于抛出了税收改革方案。根据这一方案，美国将大幅削减企业税税率，从35%降至15%；个人所得税税税率将从7档减少至3档，分别是10%、25%和35%，而个税起征点大幅提升，几乎翻了一番。新税改方案还将废除遗产税、“奥巴马医保”税、替代性最低税等税种。与此同时，该方案将取消多项税收减免政策。
特朗普兑现竞选诺言放大招了。政策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目前无论是美国国内主流还是国际上，基本共识是，这项政策对美国经济的提振以及对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提升都可能会是重大利好。
美国国内企业所得税和个税的同时下降将会促进美国本土企业繁荣，带来经济总量和就业岗位增加；针对海外企业的优惠低税率将会把类似苹果这样的海外美国巨头公司税源带回美国，同时也会刺激大量国际资本流入美国；而民主党担忧的由此引发的财政亏空、赤字扩大在美国经济整体提升后可能由于税源增多税基扩大而有所缓解，因此不必太过担心。
但是，对类似中国、印度、欧洲这些国家地区来说，首先想到的恐怕仍然是这一政策的外溢效应。
全球化大行其道几十年后，世界早就是平的了，资本的流动当然要考虑多重因素，但税率一定是重中之重。类似开曼群岛、列支敦士顿、爱尔兰这样的小国做避税天堂也就算了，美国这样的体量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减税势必会带来全球资本的秩序洗牌，各国也势必会加入到税收竞争中来。
历史上，这一幕并不是没发生过。美国里根总统时期的减税政策就曾引发全球各国减税大比拼。《人民日报》将其比作“税务战”，倘若从国家竞争的角度，这一说法未必过火。
从中国的视角看这一政策，主要考虑两点，一是怎么看我国当前的财税政策，二是如何应对美国的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效应。
先说怎么看目前的财税政策。到2017年5月，正是中国全面推广“营改增”一周年。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的减税口径，全年减税规模超过5000亿元。
但是，也有学术机构的统计显示，由于转轨后的结构性因素，实际减税力度可能稍微低一点。根据测算，随着营改增推广的深入，2017年税负规模会在预期基础上再减少500亿到1000亿。
中国宏观税负偏高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政府总是出数据否认这一点）。
去年底，玻璃大王曹德旺到美国投资设厂一事，还曾引起民间关于企业税负又一轮争论。但是，过度夸大中国目前的税负之高也并不公允。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一直承诺要降低宏观税负，但要注意，政府一直使用的词是结构性财政改革。
所谓结构性改革带有一边完善结构一边推动改革的意思。为什么要结构性改革？因为中国的基本财税制度仍然不够规范，而中国的财税改革推进实际难度较高。
“营改增”提出来到现在其实已经很多年，但全面推广也才不到一年时间，而且推下去时候还有层层阻力。国税、地税的分税制博弈进行了很多年，但仍然有一些切割不清楚，有一些共享机制未建立。此外，税收管理体系、税收征管体制、纳税人征信体系，这些机制都没有完善。
总的来说，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所谓现代财政制度。
就算要推广类似于美国这样的大刀阔斧的减税政策，首先需要把中国的现代财政体系建立起来，而现代财政体系的建立，在很多时候，又并不是财政部门就可以统筹全局一家干得了的。
中国应该怎么应对美国的减税竞赛？不妨换个角度想，这对中国反而可能是好事情。因为，这会倒逼中国加快财税体制改革。2014年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认为，到2020年中国会建立起现代财政制度。
但现在形势逼人，恐怕中国得加快财税政策的应变，中央政府也必须加快破解阻挠财税改革的保守势力。
必须承认两点。
第一，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历来被认为过高，宏观税负偏高也历来被诟病，但这一模式是依附于中国经济体制之上的，而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果，跟财政的强势其实有很大关系。到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很大一部分要依赖财政主导的投资引擎。
第二，税收当然不是越高越好，但也绝不是越低越好。特朗普敢这么大幅减税，一方面归结于美国的国力，另一方面也有他本人的个性，但就算美国，这么做也并不是就没有风险。关于税收，我们还是要回到财税学的基本观点，那就是税收作为对经济活动有重大影响的政策变量，该怎么定，怎么收，其核心伦理应该是基于它能否带来一国经济短期和长期的双重考量下的效用最大化。只要符合这一点，这种税收政策就是“善”的政策。
就在特朗普公布税改方案前一周，4月19日，李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布推出六大减税措施，预计全年将减轻各类市场主体税负3800多亿元。其中最为瞩目的是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四挡减为三挡，并将农产品、天然气等增值税税率从13%降至11%。
中国政府的应对已经开始，后效如何尚待观察，但紧迫性一定会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