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老道消息（laodaoxx），作者：猫姨。
没揍过大张伟就不是北京人，没被崔人予借过钱就不是干音乐的。
崔人予是国内独立音乐圈最出名的创业者。从 2003 年口碑还不错的地下音乐杂志《口袋音乐》，到这几年把海外小众艺人带到国内做演出，他做过很多不同的事情，只有两个坚持恒久不变：一是坚持推广独立音乐，二是坚持借钱。
业务失败靠借钱支撑，对老崔来说是家常便饭。大部分借款他都还不上，但他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些年他的借钱对象从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同行，再到只见过一面的人，最夸张的一次是直接微信群发借钱，能搞一点是一点。
被借了钱要不回来的人很多，但大部分情况，也没人去拆台，毕竟为独立音乐做事的人本来就很少了。直到去年，他一个员工在微博上公开要债，整个业界对他的讨伐才被彻底引爆了。
崔人予一下成为众矢之的。这时碰巧一家圈外公司愿意接过他手里的巡演项目，他就顺势入职，从老板变成一打工的。彼时正是资本进入音乐行业的热潮，外行老板尤其需要业内老炮带路，所以老板还愿意带着他出来做做 PR，洗白洗白。
有记者写到，坐在媒体对面的崔人予，并没有表现出愧疚或不安，语速快而稳。估计和现在贾跃亭“每天乐呵呵的，还挺有精神”的状态挺像。
崔人予当时承诺“不再参与经营，并且会用工资偿还欠款”，但乐迷并不相信他会改过自新。果不其然，刚领了三个月工资，崔人予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公司，又一次开始创业了。
他又一次给自己的所有社交账号改了名，这次叫 Sta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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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是他第二次“重新出发”了。刚进入音乐行业的时候，他用的还是本名，崔忠鹏。
从在西工大读航天航空专业开始，崔忠鹏就在课余时间摆地摊卖打口磁带，初衷只是想赚点钱买更多磁带听。那时候他只是一个亚文化青年，读凯鲁亚克，听实验电子和后摇，梦想做点不一样的事情。
90 年代卖打口磁带的人很多。崔忠鹏看到城市间打口磁带的差价，利用互联网开始做跨城市生意。后来他还建了个网站，搞了个域名 dakou.net，把自己从校园门口卖磁带的，翻身变成中文互联网上最大的打口售卖、批发商。
毕业了，毕设全班倒数第一的崔忠鹏来到北京追逐自由生活。他继续做打口磁带生意，也顺便干点刻录国外小众电影的事情。这几年他干了不少事，但其他都是次要的，如果说有一点什么成绩，那就是办了《口袋音乐》。
这本杂志给崔忠鹏实力圈了一大波粉。当时市面上的摇滚杂志，大多非常情绪化，刺激的图片配吸引眼球的标题，和今天的自媒体没什么两样，专门关注民谣、后摇等小众音乐的更是几乎没有。凭借老崔独特的音乐审美，《口袋音乐》一下就在音乐爱好者中火了起来。
这本从来没有过出版号的杂志成为他之后做许多事的背书。
在做媒体不赚钱、百度 MP3 开始碾压一切唱片的日子里，演出是音乐行业里唯一有饭吃的一环。到北京几年后，老崔义无反顾地踏进了演出圈，04 年他办了野孩子乐队的专场演出，第二年就成立了“声演坊”。也就是从踏进演出市场开始，老崔逐渐陷入亏钱和借钱的死循环里。
有人说老崔的失败和他没进过公司工作、没和社会大众接触有关。这话并不成立。现在行业里的老炮有几个不是直接干音乐出来的？很长时间里中国音乐几乎没有产业可言，为了宣传自己的乐队才建了公司，为了哥几个喝酒方便才建了演出场地的，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
反倒是因为一开始就在行业里摸爬滚打，才锤炼出老崔一身黑人式 hustle 的功夫。
最早，同学找他帮忙卖唱片，他就能提出“帮卖但不给钱，用同等价值的唱片跟你结账”的主意。后来他做港台小众艺人唱片非官方代理时，唱片被海关扣货，他硬着头皮不退钱。再到现在做声演坊，演出艺人没谈妥却先卖票，最后出事了，也打死不退票。
所谓要实现梦想先得活着。这些街头商业智慧帮助他的公司支撑了下去，只是可怜了乐迷。无奈那时候国内没几个人做小众音乐，所以乐迷只能一边骂一边掏钱。
活久见风口。老崔熬到 2013 年，中国音乐节市场突然爆发了。音乐公司，房地产公司，各种旅游风景区的开发商，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音乐节，随便找个商演的执行公司就能给你攒出个音乐节来了。
老崔这样的小公司要不来什么钱，但也想扎到市场里分一杯羹。在没找到赞助的情况下，他硬着头皮做了“梦象音乐节”。
结果那成了老崔的噩梦。现场的体验差、不专业是其次，不能忍的是亚洲的李志罢演了。
先演后结，是中国特色的演出行规。但李志是个刺头，坚持要按合同先付定金后演出。崔忠鹏公司没钱了，跟他商量，还说不行的话我个人跟你借 20 万块钱。李志没搭理，罢演了，转身到麻雀瓦舍免费演了 2 小时，算是回馈给乐迷，还把事情经过对外讲得清清楚楚，这就搞得崔忠鹏很尴尬了。
某程度上崔忠鹏是李志的伯乐。当年他做杂志的时候，还没有人认识李志。他花了几千块买下李志前两张专辑十年的版权，帮他放到自己的渠道上销售，把他和周云蓬和野孩子同等对待，结果现在李志火了就反倒不讲情义，多可恶呀。
但李志是谁？那个对契约精神坚持到几乎偏执，“只有崔健和罗大佑可以免费看我的演出”的人，跟你讲人情？
这档子事之后，崔忠鹏的名声算是臭到谷底。加上前一年办音乐节没成亏掉的上百万，他实在撑不下去了。于是他在豆瓣上发了篇文章，标题叫《最后一次求助。梦象过后，要脚踏实地的经营公司，不大跃进，不冒险》。文章里有一些反思，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求助”。
还真有不少人被他打动。老崔陆陆续续收到很多人给他打的借款，其中有不少是当年《口袋音乐》杂志的忠实读者。很多人为了大家共同的“音乐梦”，一万两万地借，支撑着他前进。“不管老崔人怎么样，但这么多年他一直热爱音乐，就很不容易。”
可惜 Kickstarter 是在 2014 年才火的，而国内效仿的众筹平台起来得更晚。众筹平台哪怕再早出现两年，老崔也犯不着担着一个借钱不还的骂名。
做音乐的钱，怎么能叫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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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崔很感动，拿着大家支持的钱，重新出发。他顺便改了名，叫崔人予，不知道是不是寓意“他人的给予”。
从那之后他比过去低调了，没再上过媒体。他做着海外艺人的国内演出，如果赶上票房不错，就和人家谈谈国内版权的代理；如果票房不行，艺人尾款也别要了，咱就不再联系了。据说有的尾款一拖就是三年，什么时候能结谁都不知道。
其实老崔其实也有他的苦衷。在国内做小型演出确实挺难的。
从 2013、2014 年开始，音乐节的爆发式增长，商业巨头们开始把眼光放到文化娱乐行业，双创下许多做独立音乐方面的创业公司拿到融资，BAT 动不动就打版权战和扬言“重塑音乐产业”……行当里的人不自觉变得乐观起来了。
但过了两年，大家回头一看，钱和流量都还是被头部艺人和头部平台赚走了。扎根线下、承载培育新人作用的小型演出市场并没有变得更好。那段时间麻雀瓦舍和 Mao 接连传出的停业和搬址，结结实实泼了盆冷水。
在内容同质化严重的小型演出里，一直坚持做小众音乐的老崔算是一股清流了。但是小众意味着市场和商业的不稳定，要一直靠求新求异来讨好自己的受众。这要求本就很高，再加上这两年他一直群发邀请函，能做的乐队基本都做了，接下来内容获取越来越难。
到现在为止，中国 Livehouse 演出的平均票价还是远低于我们邻国日本的。如果你把演出质量提高了顺便涨涨价，那观众又不买账了，“又不是开演唱会，凭什么卖那么贵”。
唯一的好消息是，海外艺人对中国这片神奇的市场充满好奇。所以这些做海外乐队的演出公司，每年努力攒个几十场——达到这个数量级是必要的，因为很难肯定哪场亏哪场赚，必须尽量多做，把亏了的补回来。
因此一些眼看能卖好票的演出，崔人予得力求不失。2015年，他让手下的某位巡演经理用私人钱垫支给乐队，因为公司没钱了，“今天必须给乐队钱，不然乐队就不来演了”。
这位巡演经理此时还没有拿到上个月的工资，但眼看着准备许久的演出因为没钱而取消，很是不甘心，所以她没想太久就掏了钱。后来为了演出顺利，巡演经理又垫了乐队差旅费，是崔人予出主意用的花呗。自然，这些钱有去无回。
崔人予的手下基本分两类。一类是这个巡演经理这样，尽量负责的，还有一类是不想负责的，项目做到一半，突然拿着钱跑了。
这样的事很多，也不是崔人予一个人会碰到。老崔也曾满处叫惨，但发生这种情况多数是因为公司拖欠了工资。后来只好音乐公司的老板们惺惺相惜，喝着酒说句“我懂你”。
所以后来当崔人予总结，说自己在公司管理上有欠缺时，我想问，一个需要大量现金流却靠着借钱、垫钱和预售票维持的公司，到底该怎么管？
2016年底，崔人予被法院强制执行了还款，直接从他名下银行存款里划走了8万块钱，就这样也还欠着曾经合作方8万块本金以及5万违约金，而需要还款的判决崔人予至少还欠着2、3个。如果他三年前没买比特币或者腾讯股票，接下来几年应该是隔段时间就要被法院强制还款了。
至于像个人欠个几万块的债务这种，属于虱子多了不痒。听说那个垫钱的巡演经理和另外三个同伴，一起找到劳动局寻求权益保障，想讨回9万块钱，结果开庭现场公司这方没人露面，时间过去快两年，钱依然没要回来。
期间他们找过黑社会。暴力执行倒真管用，一人要来了1000块。再后来委托清欠公司要债，清欠公司收了他们3万服务费，却没能把钱讨回来，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老崔啊老崔，你还凶过黑社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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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那 3 个月的蛰伏，老崔把所有社交账号都更名为 Stanley 之后，现在又重新出发了。
现在的 Stanley 又是做版权代理，又是搞音乐移民，开始筹备明年系列音乐节的计划。他还说要做一个电影，在微博上找合作伙伴：
找合作伙伴呀！在明年的两个音乐节和巡演的时候，拍摄一部青春电影！开始是相识在看后摇音乐节期间，女生个矮，看不到，男生看到了，就让她骑在他的肩上，但没要联系方式，后来在豆瓣发帖寻人。没找到，后来在巡演现场偶遇。后来相约看清新音乐节。找编剧，导演！
微博底下唯一一条评论是里能看到著名作词人崔恕留的言。2015 年 Stanley 众筹做口袋音乐咖啡馆的时候，崔恕曾给他站过台，还给过他两万块钱。
那时候崔恕是愿意掏钱支持 Stanley 的。虽然 Stanley 想法多而杂，时而想整个音乐主题公园，时而想来个后摇麻辣烫，但说不准就压中了未来。比如当时众筹的咖啡馆虽然经营不善关了，可现在不少人把音乐生活空间做的有声有色。
现在崔恕不敢掏钱给 Stanley 了，却也还是在那条微博下真诚地建议，“你把故事都讲出来了，想拍的还会找你吗？兄弟，做生意不是这样做的”。
最近 Stanley 之所以重新回到圈内人眼里的，是因为他做的一个巡演突然被停掉了几站。一些生气的乐迷在微博表示“再买崔人予办的演出我是狗”，而圈内人都知道，这是被举报了。
被举报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说是主办工作人员惹到了乐迷，乐迷一气之下就举报了；也有说是竞争对手火上浇油的。
这事影响还不小。这次巡演牵扯到的场地方，有交了罚金的。巡演结束了之后，也有因为对 Stanley 恨得彻骨，又接着举报了某场地下一场毫不相关的演出，让该场地老板哭笑不得。
除了朝阳明星之外，还有两类人对举报这个词特别敏感。一是做微信公众号的，二就是做 Livehouse 的。
小场地办小型演出几乎鲜有批文，大多数是到当地的公安报备一下就演了。因为如果按审批标准的话，国内目前大部分小型演出场地，都不具备办演出的资质。有心人要搞你，一举一个准。
这本质上是审批标准没跟上市场需求。政策上，并没有一个专门为 Livehouse 场所制定的标准，很多条件都要向夜店、夜总会等其他娱乐场所看齐。但 Livehouse 毕竟不是夜店。要知道有的地方规定夜店每三平方米只能站一个人，这还怎么办演出？
所以当年东北一个场地方知道主办要去报批，气急败坏，说“你要报批就别在我这办！”如果有人把场地报上去了，演出办不了事小，连带场子因为不符标准而被查封事大。这事儿经常发生，去年西安的光圈就因为消防设施不规范被关门了。
每个城市每个场地都有各自的特殊情况，于是很多本身具备主办演出资质的公司，也没法标准化地办演出。
这次 Stanley 被举报以后，宣称公司未来所有演出都会报批，也引来一些人背后的不满，“要不是他惹了人被举报，我们现在用每场演出都去报批吗？那些没有演出资质的小场地要怎么活？”
这个问题其实挺尖锐的。Livehouse 是商业模式很不成熟的一个行业，全国几百家能健康盈利的寥寥无几。大部分 Livehouse 都在靠自己的情怀，或者金主的情怀，坚持着。
没人愿意看到以爱之名的人倒下。某种意义上，这些年来让音乐行业赖活着的，正是那帮没有太多贡献但一直爱着音乐的人。
当然，老崔在某方面似乎也变成了一种精神代表。在中国这样恶劣的音乐市场里，只要 Stanley 还在，音乐从业者的那股热诚就还在；只要崔人予还在，普通人为音乐奉献的路径就还在；只要崔忠鹏还在，人们的音乐梦就有可能实现。所以即便劣迹斑斑，但他到今天还能在圈子里做些音乐相关的事情。
现在 Stanley 表态，不做小型演出了，要把他的天赋带回到音乐节市场里。想必那里有更多的钱，更容易满足的观众。只要能投资商启动项目，剩下的对他来说就都不是问题。
但是小型演出怎么办？连 Stanley 都要逃离的行业，是何等的令人绝望？Stanley 不在了，那种借钱不还也要做音乐的韧劲儿和独立音乐精气神去哪儿找？
前年李嘉诚撤资，把钱投到海外，人们说“别让李嘉诚跑了”。去年传出华为开始把发展中心从深圳移到东莞，人们说“别让华为跑了”。
现在 Stanley 要离开小型演出行业了。我呼吁，行业里的有心人站出来，联名发表公开信，留住 Stanley，为 Livehouse 演出行业保留一簇薪火。不要让老崔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