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图来自视觉中国授权，未经允许，请勿使用。
前天的朋友圈，才是真正的阿里家宴。
中国恐怕再无第二家互联网企业，能像阿里这样“肆无忌惮”地展示它取得成功的骄傲和兴奋，是的，这是连与其并驾齐驱的腾讯也做不到的事情。
企业文化秉性的根本差异，让阿里和腾讯的渐行渐远愈加显著，虽然这一切结果，都能够在故事发生的起点找到那么一些蛛丝马迹。
在华强北开始创业的时候，马化腾曾向其他几个联合创始人“畅想”腾讯的未来：希望三年之后员工规模可以突破18个人，这样就可以刚好把办公室的工位填满，不至于浪费空间。
而马云则还带着“十八罗汉”蜗居在杭州自己家里开会时就豪言阿里巴巴要在2002年上市，“我们瞄准的是国际站，竞争对手不在国内，是在美国，在硅谷。”
十八年前，他们几乎同时推开了时代的大门，但是时代却曾经并没有注意到他们。
励志理论善于从成功者身上提炼某种资质，然后反过来证明成功的依据，似乎读者只要设法学习，就能复制成功的美妙前程。
只是，在英雄辈出的世界，样本的繁荣最终必然模糊化繁为简的路径，冷静的抑或激昂的、内敛的抑或外向的、偏执的抑或通达的，只要正确的捕捉机会并创造价值，就没有什么愿景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马云经历过千禧年的互联网泡沫，阿里的早期投资人杨致远所创办的雅虎就在过山车的轨道上大起大落，它曾创下市值突破千亿美元的速度记录，也在退潮时期任由潮水卷走令人尴尬的充气泳裤。
有趣的是，马云当时是这么看互联网泡沫的：“我们后面三五年将会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但是只有这样惨痛的代价，才能引导我们未来的成功。”
在马云的早期发言里，出现最多的就是这种“强行鼓励”语录——如出一辙的还有“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会很美好，但是大多数人都死在了明天晚上”——它所映衬出的，是阿里这家公司的风雨飘摇。
尽管现在“BAT”的驰名之势令人敬畏，但或许少有人有兴趣去攀爬时间线并发现这三个巨头的转折点委实不在一个阶段。事实上，在马云2004年决定让孙彤宇去做淘宝的时候，腾讯已经在港股上市了，百度则正在筹备赴美IPO，它们亦分别在社交和搜索两大市场拿到了支配地位，而那时的阿里，还只是一个B2B信息中介的布道者，或有声名，却很难称得上是一方诸侯。
今时今日的业界对于马云和阿里雄霸江湖的习以为常，搁在十多年前，都还打着硕大的问号，纵使是淘宝诞生以后，马云焦虑的也是eBay会不会一脚踩死这个顽强但薄弱的挑战者。
生存环境愈是恶劣，那里的物种为了存活下去，就必须进化出愈是坚韧的身体机能。
而马云的性情，也充分和生动表现出了他对环境的神经反馈：在阿里倍加艰难的过去，他屡屡口出必将胜利的狂言，激励事业上的同行者相信此处的未来，到了阿里一望无际的现在，他反而教导旁众学会谦卑，声称在这世上从来没有大而不倒的企业。
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
纪伯伦认为，理想和成就无法被直接划上等号，“它取决于一个人的热情能否支持自己跨越中间的鸿沟。”
在成为所谓的“全球第二十一大经济体”之后，阿里面临的崭新挑战已经变成了这种来自创业时期的热情能否完整继承给五万多名员工，以及这家公司的管理能力是否足以胜任依然变化剧烈的商业世界。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最大分别，也是在于资产的评估层面，相比之下，前者的价值连城和一文不值之间存在着更为脆弱的界限，雅虎的网页资源、MySpace的社交资源、盛大的游戏资源无不在风云变幻之际被重新锚定了价格。
这恐怕也是互联网企业永远都没办法高枕无忧的原因之一，它缺少传统意义上的可以通过市场折现的资产，甚至是在互联网企业之间发生的诸多收购案例中，技术收购、专利收购乃至人才收购的目的，大都远远高于资产收购。
这个产业本身，就只是建立在用户认同的基础上。
在这个角度，阿里似乎是中国最为适合国际化的互联网巨头，毕竟贸易往来这门生意，不会受到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纷扰，而使阿里的服务体系成为更加受到认同的选项，这就成为了「成年礼」的热闹之后，迫在眉睫的下一代愿景。
所以阿里集团的CEO张勇则在演讲中提及“eWTP”的落地，马来西亚成为第一个和阿里共建贸易平台的国家级响应者。
事实上，今年以来泰国政府首脑亦不下三次会晤阿里的高管团队，希望可以借助电子商务的成熟经验，带动泰国的中小企业升级数字能力。
这也是自由主义观念所坚信的秩序构建哲学：捍卫自由贸易，就是捍卫全球和平，经济流通的共赢，可以超越政治争夺的龃龉。
商业历史对于阿里的垂青和着墨，固然会是“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史诗剧情，但是回到故事的原点，那只不过始于一个再朴素不过的念头。
从做海博翻译社，到推广中国黄页，再到创办阿里巴巴，把这所有的事情串起来，其实也都是在践行那个念头——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