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父母,学区房和“学而思”你至少要买一个

中产阶级父母,学区房和“学而思”你至少要买一个

“黄昏的斜阳 映着发亮的看板

黄色的脸孔 映着苍白的眼光

你在汗水和书包 擦肩而过的样子

仿佛迫不及待想要逃离拥挤的补习街

……

在这条拥挤的补习街

在文凭统治的世界

出轨的你就像被遗弃的小孩


……”

——《补习街》郑智化,1992


请回答1992


1992年年末,因《水手》火遍两岸三地的台湾歌手郑智化推出自己的第六张个人专辑,在盗版泛滥的情况下,这张专辑仍在大陆创下超高正版销量数字,不完整统计数据为280万张。该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星星点灯》成为了大部分70、80后和小部分90后的共同记忆,但同出自于这张专辑的《补习街》却没什么人记得,或许是彼时的大陆歌迷对歌词中“拥挤的补习街”的描述还无法产生共鸣。


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陆独生子时代的开启,课外补习班在80年代末刚刚露出萌芽,90年代初,当俞敏洪正提着浆糊筒在深夜的中关村的电线杆子上张贴托福培训小广告时,郑智化这首《补习街》所描述的、仅有350米的台湾南阳街,每年至少迎接着1万人次来补习的学生。


不过很快我们就会赶上进度。与《补习街》同年发行的电影《大撒把》所表现出的留洋潮,帮助从事零散英语培训助被辞退的北大教师俞敏洪挣到了第一桶金,一年后,他的新东方学校在一间10平米的屋子里成立。


迈入21世纪前的十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了从1700.6元到6280元的快速增长,同时,第一代独生子们经历了进入初高中、大学的几次升学节点,虽然国家层面屡次提出要施行素质教育而非应试教育,但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重点校制度”仍以各种方式变相存在,加上父母一代的人口基数太大,学生升学压力空前强大,家庭教育可支配支出的增加、收入不高的教师和需要勤工俭学的大学生兼职需求综合作用下,面向基础教育的课外培训迅速发展起来。


但由于在校教师在外兼职不被允许,课外培训大都停留在上门辅导或小作坊的阶段,课外补习未成规模,而主要以“家庭教师”形式出现。那些年里,中小学门口、买教辅的书店门口都是举着“家教”牌子等活的大学生。单对单、小班就意味着价格高,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能请得起家教的大都是城市中的中高收入家庭。


2000年,一本叫做《哈佛女孩刘亦婷》的书横空出世,随后的若干年里,屡屡登上畅销榜,书中刘亦婷母亲成为了很多父母模仿的对象,虽然书中不乏让孩子捏冰块“锻炼意志力”的描述,但中国父母更加相信了,校外的教育决定着孩子的附加值。


2003年春天,“非典”爆发,俞敏洪的一位北大师弟就被北京的一户军队大院家庭请了去,辅导家中六年级的孩子数学。4个月奥数思维的培养后,孩子一举考上北京四中。这位师弟辅导数学的功力一下就从大院里传了出去,更多的小学生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他的指导进入重点中学。


这年8月,他在毕业典礼上听到了已开办新东方10年的俞敏洪的演讲,随后他立刻在一间12平米的屋子里,以最擅长的奥数起家,开始复制俞敏洪的故事。


疯狂学而思


这位名叫张邦鑫的北大师弟,在那年创立的奥数网后成为“学而思”(现在又更名为好未来)的前身。受到大院补习经历的启发,他只做培优而非补差,以小班作为核心,自己研发教材,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口碑和资本。在他的启蒙者新东方上市后4年,好未来也登陆纽交所,如今市值已达171亿美元(2018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数据),还超越了新东方的149亿美元。


一直做K-12阶段课外辅导的好未来虽然长期保持克制的扩张,但若你身边有中小学生的父母就有体会,好未来及旗下的辅导班已经牢牢占据了一线城市中小学生的课外时间。一位孩子在海淀上学的学而思家长对虎嗅表示,女儿所在的班级所有学生都在上学而思。这个孩子二年级,学而思的课程他们从一年级就开始上了。


在多个地方媒体对于好未来线下班上课情景的描画中,可以看到,每逢周末和寒暑假,好未来教学点总会拥挤不堪,从学前班到高中生,各年级的家长陪孩子进入课堂,坐在课堂最后旁听的家长记笔记甚至比学生还认真。


从今年初到年内最高点,好未来股票的涨幅超过200%,被雪球上的投资者称为“中概股里绝对的超级明星股”。在雪球关于好未来股票未来是否还会涨的讨论中,持有好未来股票的雪球创始人方三文认为,好未来依然走在增长的正确道路上。


不过,也有人认为目前好未来这种面向基础教育提供应试技巧的模式——尤其是超前教育和套路式解题是在作恶,“一年级是二年级难度”、“四年级要学初中知识”,用于解奥数题的非常规套路,只为高分而不能起到开发学生智力的作用。


这种质疑常伴好未来,但不能造成丝毫影响。每到开班时,家长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排队,线上班的报名常使服务器宕机。没报上名的家长愁容满面,报上名的马上拉着孩子准备分班考试。一边抱怨着好未来小班模式“饥饿营销”一座难求的家长们,往往一边又会为好未来辩护。一条评论简单直接:“家长考虑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要不要上学而思,而是要不要走高考这条路。”


市面上好未来的模式相关分析已经很多,在此不再赘述,不过上面那条评论几乎是所有看好好未来前景的人的共同依据。


其实,人们看好的并不只是好未来或者他的老大哥新东方,而是中国课外辅导教育的整条赛道,不,也并不只是中国的这条赛道。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课外补习”已经自成文化圈,它不仅有着悠久牢固的历史根基,镜像中已有肉眼可见的生命力和美好未来。


东亚式中产焦虑


将教育资质看作个人及家庭晋升主要途径的儒家传统和中产阶级占据社会形态的纺锤体中央时所释放出的巨大“焦虑势能”,是这个产业的原始推动力,这个推动力决定了补习文化圈的发迹从都受儒家思想影响并在经济上率先腾飞的亚洲四小龙身上开始,并且一经发起,经久不衰。


文章开头时郑智化所唱到的南阳街,1985年就曾出现过在台湾地区的影视作品中,电影《国四英雄传》中,在台北市公立高中联考落榜的男主角周儒林与陈敬低头走路,轻声交谈,竟然没有勇气走完不到三百米的南阳街,1958年出生的歌手李宗盛,也因初中学习不好,在补习班度过了悲惨的一年,不过依然没考上重点高中。而今这条街道依旧补习班林立。说台湾以便利店的密度和数量闻名,显然是没有给予补习班足够的“尊重”,截至今年1月,全台湾已有18492间补习班,是全台便利商店(约1万间)的1.8倍,与20年前比增长了12倍。


同样采用应试教育制度,但因为在国家独立后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的韩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迎来了教育热,此后国家不断提出减轻负担的教育改革,例如取消小升初制度,努力推广教育广播系统(EBS),让孩子可以通过电视讲座学习,但补习产业只是将重点转移至进入高中和大学的阶段,热度不减。


韩剧《请回答1988》中,就有除了考试内容什么知识都知道的暴发户二代金正峰收看电视补习节目的画面,由于连年考不上大学,他成为全家人的心病。因为韩国人坚信接受高等教育就等于成功。

2007年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在总统竞选中承诺,要实现“公共教育双倍,私人教育减半”的目标,成效寥寥。2011 年9 月,美国《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南韩补习文化盛行的文章《老师,请放那些孩子一马吧》(“Teacher, Leave those Kids Alone”),叙述了韩国学生即使到了很晚时间仍在上补习班拼命读书的情况。


如今,在韩国,90%的小学生都参加课外补习班。当地家庭对中小学影子教育 的支出相当于政府对公立中小学教育支出的 80%。


在公立大学系统仅可容纳约18%的当地高中毕业生的中国香港,补习产业和韩国差不多同一时间发展起来。大型补习机构往往以打造明星讲师IP揽获客源,在近80%全港中小学生家长的追捧下,一位“补习天后”、“补习天王”的承包费能达数千万元港币,有的甚至近亿元港币。


在TVB推出的一档纪实节目《没有起跑线》中,有家长表示,在香港不做两件事就可以活得很潇洒:一、不买房;二、不生孩子,但如果你生了孩子,就得“赢在子宫”。激烈的竞争导致香港孩子必须从几个月起就开始接受各类补习,否则从幼儿园起就告别了成功的人生。有个还在上学前补习班的家长粗略算了一下,供孩子上到大学至少要花700万港币。


知道在同样有着深重“怕输”国民性格的新加坡,现在有多少比例的中小学生参与补习吗?97%。


需要说明的是,东亚补习文化圈绝已不仅限于早先经济腾飞的国家和地区,现在,在印度、斯里兰卡、阿塞拜疆等国家,中小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都超过60%。


所以抱怨中国学生升学压力大,大概东亚学生们都会从练习册里拔出张苍白的脸,微微一笑吧。


学区房或“学而思”,你至少得买一个


可以看见,近几十年来,不仅是中国,东亚多国课外补习业都由市场经济的开端而起,繁荣都与其社会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呈正相关。而这批中产阶级实现早先实现向上流动的路径,大多离不开教育,因此对于阶级坠落抱有深切的恐惧感的他们相信——给子女更好的教育,是稳固阶级的最可靠路径。而更好的教育,仅靠公立学校是远远不够的。


弥补公立教育的不足,成为了中产阶级维持阶层地位的必要功课,这个功课或许从子宫中的“胎教”而始,更普遍地,至少从购买学区房开始,而如果你没有抢到重点校旁边的学区房还想让孩子上重点,怎么能不继续报“学而思”呢?


“如果你想择校,让孩子上海淀区的重点中学而不是划片的学校,不报学而思是考不上的,那些学校选拔考试的内容根本不是学校教的内容,那些太简单,他们考拓展内容,就是学而思的那一套。”虽然孩子只有二年级,但这位家长早已未雨绸缪,即便如此,她向虎嗅表示,自己已经算要求比较松的家长,给孩子报名网上的课程只是随堂做做题,“有的家长就在学校门口等着,一放学就把孩子送到学而思了。”


如何看待学而思所面对的“作恶”质疑?这位家长不置可否,表示:“没有选择。”对于学而思的产品和教学逻辑,她赞不绝口,让她不够满意的,反而是将“减负”挂在嘴边的公立学校。


在她眼中,学而思是无比成功的,除了教学和内容产品的护城河,小班模式需要抢座的运营模式更将家长的焦虑指数级叠加,“他们完全抓住了家长不甘落后、从众的心理。”于是,K-12教育的客户从来都不是学生,而是他们的家长。


正是因为如此,早期立足于成人英语培训的俞敏洪被他的师弟张邦鑫用很短的时间超越了,后者抓住的小学生家长一旦进入他的领地,必将长期的留存下去,持续报名、消费。而续报率是所有教育公司努力的生命线。这种自下而上的模式的成功,使得新东方后来也开始涉足K-12领域。2003年的故事,似乎调了个个儿。


补习教育的主要研究者香港大学教授马克·布雷(Mark Bray)对于亚洲课外补习主要研究作品叫做《影子教育:亚洲课外补习及其对政策制定者之启示》,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是西方对于课外补习教育的称呼,意思是其与教育体系平行存在,只要应试教育存在,补习业将永远如影随形。


于中产父母而言,这个必须去追随的“影子”使他们的人生进入了一种重复,自己完成的路,再陪自己的下一代走一遍,下一代还将继续……


从学区房出发,迈向这条不断延长的“补习街”,学生和家长不断轮替,永远熙熙攘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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