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的疼痛文化史:怀念余光中先生
2017-12-17 19:29

跨世纪的疼痛文化史:怀念余光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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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先生逝世了。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最早知道余光中这个名字,也是通过在大陆著名的那首《乡愁》。在那之前,我们对新诗的认识,除去课本,都来自“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之类的诗句。“诗意”确实是有,也确实朗朗上口,但往往感觉形式过于自由张放,缺乏约束。


虽然在我们的语境里,对《乡愁》的赞赏有更多政治、文化的考量,但我第一次听到《乡愁》,印象最深的还是形式的美感。在不断的重叠中层层递进,却丝毫不显得生硬造作;表达与直白无关,恰如其分的“隔”反而给人回味无穷的感觉。之前只接触过大陆流行新诗的我,第一次在新诗里体会了来自遥远的古文的美感。


于是我想,这个人的中文,一定相当厉害。但是,我一直没有读过太多他的作品。


后来有机会密切接触余光中的作品,是业余学习翻译。当时朋友给我推荐了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丛书,尤其是其中的《思果谈翻译》和《余光中谈翻译》,是强烈推荐的作品。


思果谈翻译很好理解,老先生勤勤恳恳翻译《读者文摘》数十载,功力了得,总结的经验当然是至理名言。但是余光中呢?这个人不是个诗人吗?他还能谈翻译?我满腹狐疑打开了这本书,刚开几页,就被深深吸引,无法自拔。


虽然如今已经记不清全部细节,但这本书给我的印象仍然深刻,整本书基本都是余光中先生批判“欧化中文”——英文读多了,不免把英文的表达习惯生硬搬到中文里来,而中文本身是有更优美的表达的。与一些泛泛而谈的翻译书籍不同,这本书的作者对文字相当“讲究”,这种“讲究”可以视为洁癖,但又非吹毛求疵,而是有理有据的洁癖。


有许多“洁癖”我记忆至今:


  • as未必一定要翻译为“作为”,更自然的说法是“身为”——“身为译者,我应当对译本负责”似乎确实优于“作为译者,我应当对译本负责”;


  • family member未必一定要翻译为“家庭成员”,更自然的说法是“家人”——“为家人幸福考虑”确实比“为家庭成员的幸福考虑”要顺畅,“我家有六口人”也好过“我家有六个家庭成员”;


  • so…that…不必然是“如此…以至于…”,“他气得说不出话”就好过“他是如此的生气,以至于不能说话”;


  • “使”字句不要滥用,“他来了,我就得走”就要好过“他的到来,使我离开”,尤其不要说“使…不能…”,“交通管制使我不能赶上火车”就应该改为“因为交通管制,我没赶上火车”或者“我因为交通管制误了火车”;


  • 不要“的的不休”,避免太多的“的”,所以“这是一个人迹稀少的、天色阴暗的、狂风呼啸的下午”,就不如“这是一个人迹稀少的下午,天色阴暗,狂风呼啸”;


  •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一个”,因为英文里的a许多时候并没有实际的意义,所以“他好像一个折翼的天使一样,孤零零地站在一个靠窗的阳台”,就不如“他好似折翼的天使,孤零零站在靠窗的阳台”。


余光中先生批判的这些“欧化中文”,已经深入到我们日常的表达之中,甚至到了习焉不察的地步,追究起来有时会感觉太过较真。但是看完这本书,又不得不服气,按照他给出的翻译建议,译文确实会更凝练,更有美感。和文字打交道的人,可以将之视为自我追求,起码这么做不会有什么坏处。所以,我自己在翻译中都尽量遵循余光中先生的建议,如果你留意过我翻译的书,相信会有所察觉。


当然我也不是完全赞同这本书的所有观点。印象中余光中先生花了不少篇幅讲述他翻译的王尔德的《不可儿戏》,费了不少心思保留原文的趣旨,尤其是双关语都翻译出来,比如主人公叫“梁勉仁”,暗指“两面人”。在我看来,这种追求似乎有些过分了,“梁勉仁”完全不像外国人的名字,作为中国人名也有点古怪。而且,读者未必能够体会到译者翻译这种双关语的苦心。不过无论如何,余光中先生一定是费了心思的。


看过余光中谈翻译之后,我不免好奇,这个人的中文一定相当了得,所以我又去找了他的创作来看。在文字方面,深刻的印象还是“凝练”。香江才子陶杰在怀念余光中的文章中也提到这点,他以“人到中年切莫在風裡回顧,一天星斗對滿地江湖”为例。“一天星斗”对“满地江湖”,工整得很,“人到中年切莫在风里回头”,如果用如今大陆流行的白开水中文来写,一定是“一个人到了中年,一定不要在风里回顾过去”。两相对比,高下立现。


我虽然没有余光中先生那么高深的中文素养,但他提倡的(好中文的)“凝练”我是相当认同的。回顾我的翻译,有几句在文字上算是自己比较满意,也都是托“凝练”的福。比如“to teach is to learn”,翻译为“教学相长”,“good writing and good translating”,翻译为“写译俱佳”。或许读者没有察觉,自己确实是比较满意的。


当然,余光中先生的文字并不只是“凝练”两个字可以概括,更重要的价值恐怕在于(这一点上我赞同夏志清教授的意见),他一方面接续中国文化的传统,为新生不久的白话文注入古典的精华,“缤纷华丽、音节铿锵,笔调随情景之转移而多巧变化,又多着意嵌入古典佳句”;一方面又融纳西方文学,坚信“若要建树一个真能开花结果的现代传统文学,必须承认中国古文学的遗产,同时融汇旁通以历代大文豪为代表的西方传统”。


在我看来,这两点也恰恰是大陆文学尤其欠缺的。在很长的时间里,大陆的文学处在相当奇怪的状态,既刻意割断了与传统文学的纽带,又隔膜于世界文学的发展(实际上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就已经与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隔膜了)。“出名”的作品虽然有一些,但往往只胜在跌宕起伏的情节,或是对风土人情的描写,然而在人文情怀、文化传统、创作技法等等方面,都乏善可陈。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港台的文学发展就是一马平川。如果单纯从教科书和“正经体系”了解,那么港台近代的文学发展一直是模糊的形象,又往往被“思乡”的大旗所覆盖。如果静下心来研读港台近代作家的作品,才能真正明白,即便他们少却了意识形态全面严苛的控制,看似自由,充其量也只是条“光荣的荆棘路”,其中的斑驳血泪、辗转挣扎,远不是常人能够想象。所以龙应台女士在悼念余光中先生时说他的一生是“跨世纪的疼痛文化史”。


我最早知道余光中先生在“文学”之外扮演的角色,是关于“血滴子”的争论。以自己身份弹压本土年轻人的创作,在文学争论中给人戴上“通共”的大帽子,面对指责时强辩“扣帽子不是问题,而是因为头合适”。很难想象,写出锦绣文章的那双手,还能炮制出这样杀气腾腾、让人瞠目结舌的语言。


对于此类事件,我的态度很坚定:就事论事,错了就是错了,责任或许不必追究,但曲直必须梳理清楚。余光中先生的文章做得再好,这也是他无法掩盖的污点;另一方面,尽管有此污点存在,我们仍然要承认他的文学价值。


后来随着阅读的增加,我又了解到更多余光中先生的作为。


一是在1962年胡适逝世时,遭到了台湾一些报章的贬损和诋毁。尽管余光中已经是新一代作家的代言人,号称要摆脱“五四”和左翼作家传统,但他还是挺身而出,不但写诗悼念,更专门撰文《中国的良心——胡适》。虽然,余光中先生对于新文化运动有颇多微词,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起码看到了良心的闪光。


二是“血滴子”争论之后大约十年,当狼奔豕突的金属怪兽冲上街头,把年轻人的理想和热血碾成齑粉之后,余光中选择了“站在鸡蛋一边”,在海外以诗歌赞美学生。而当年在台湾被他扣帽子的陈映真,赞扬的却是凶猛的铁骑。


我经常在想,人性的复杂,就复杂在我们很难简单用“好人”或“坏人”的标签去概括一个人。同样的一个人,很可能在这个场景下是魔鬼,在另一个场景下就是天使。我们能做的,唯有就事论事,逐个具体场景下还原、理解、评价人的行为,最后才有完整立体判断,而且这个判断未必能简单用几个词概括。对于普通人是如此,对余光中先生的“对手”陈映真(还有几个人知道他曾被誉为“台湾鲁迅”呢)是如此,对余光中先生,也是如此。


无论如何,我都要感谢余光中先生和他的作品,给了我那么多的愉悦和指引。愿他在天堂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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