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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先生逝世了。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最早知道余光中这个名字，也是通过在大陆著名的那首《乡愁》。在那之前，我们对新诗的认识，除去课本，都来自“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之类的诗句。“诗意”确实是有，也确实朗朗上口，但往往感觉形式过于自由张放，缺乏约束。
虽然在我们的语境里，对《乡愁》的赞赏有更多政治、文化的考量，但我第一次听到《乡愁》，印象最深的还是形式的美感。在不断的重叠中层层递进，却丝毫不显得生硬造作；表达与直白无关，恰如其分的“隔”反而给人回味无穷的感觉。之前只接触过大陆流行新诗的我，第一次在新诗里体会了来自遥远的古文的美感。
于是我想，这个人的中文，一定相当厉害。但是，我一直没有读过太多他的作品。
后来有机会密切接触余光中的作品，是业余学习翻译。当时朋友给我推荐了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丛书，尤其是其中的《思果谈翻译》和《余光中谈翻译》，是强烈推荐的作品。
思果谈翻译很好理解，老先生勤勤恳恳翻译《读者文摘》数十载，功力了得，总结的经验当然是至理名言。但是余光中呢？这个人不是个诗人吗？他还能谈翻译？我满腹狐疑打开了这本书，刚开几页，就被深深吸引，无法自拔。
虽然如今已经记不清全部细节，但这本书给我的印象仍然深刻，整本书基本都是余光中先生批判“欧化中文”——英文读多了，不免把英文的表达习惯生硬搬到中文里来，而中文本身是有更优美的表达的。与一些泛泛而谈的翻译书籍不同，这本书的作者对文字相当“讲究”，这种“讲究”可以视为洁癖，但又非吹毛求疵，而是有理有据的洁癖。
有许多“洁癖”我记忆至今：
as未必一定要翻译为“作为”，更自然的说法是“身为”——“身为译者，我应当对译本负责”似乎确实优于“作为译者，我应当对译本负责”；
family member未必一定要翻译为“家庭成员”，更自然的说法是“家人”——“为家人幸福考虑”确实比“为家庭成员的幸福考虑”要顺畅，“我家有六口人”也好过“我家有六个家庭成员”；
so…that…不必然是“如此…以至于…”，“他气得说不出话”就好过“他是如此的生气，以至于不能说话”；
“使”字句不要滥用，“他来了，我就得走”就要好过“他的到来，使我离开”，尤其不要说“使…不能…”，“交通管制使我不能赶上火车”就应该改为“因为交通管制，我没赶上火车”或者“我因为交通管制误了火车”;
不要“的的不休”，避免太多的“的”，所以“这是一个人迹稀少的、天色阴暗的、狂风呼啸的下午”，就不如“这是一个人迹稀少的下午，天色阴暗，狂风呼啸”;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一个”，因为英文里的a许多时候并没有实际的意义，所以“他好像一个折翼的天使一样，孤零零地站在一个靠窗的阳台”，就不如“他好似折翼的天使，孤零零站在靠窗的阳台”。
余光中先生批判的这些“欧化中文”，已经深入到我们日常的表达之中，甚至到了习焉不察的地步，追究起来有时会感觉太过较真。但是看完这本书，又不得不服气，按照他给出的翻译建议，译文确实会更凝练，更有美感。和文字打交道的人，可以将之视为自我追求，起码这么做不会有什么坏处。所以，我自己在翻译中都尽量遵循余光中先生的建议，如果你留意过我翻译的书，相信会有所察觉。
当然我也不是完全赞同这本书的所有观点。印象中余光中先生花了不少篇幅讲述他翻译的王尔德的《不可儿戏》，费了不少心思保留原文的趣旨，尤其是双关语都翻译出来，比如主人公叫“梁勉仁”，暗指“两面人”。在我看来，这种追求似乎有些过分了，“梁勉仁”完全不像外国人的名字，作为中国人名也有点古怪。而且，读者未必能够体会到译者翻译这种双关语的苦心。不过无论如何，余光中先生一定是费了心思的。
看过余光中谈翻译之后，我不免好奇，这个人的中文一定相当了得，所以我又去找了他的创作来看。在文字方面，深刻的印象还是“凝练”。香江才子陶杰在怀念余光中的文章中也提到这点，他以“人到中年切莫在風裡回顧，一天星斗對滿地江湖”为例。“一天星斗”对“满地江湖”，工整得很，“人到中年切莫在风里回头”，如果用如今大陆流行的白开水中文来写，一定是“一个人到了中年，一定不要在风里回顾过去”。两相对比，高下立现。
我虽然没有余光中先生那么高深的中文素养，但他提倡的（好中文的）“凝练”我是相当认同的。回顾我的翻译，有几句在文字上算是自己比较满意，也都是托“凝练”的福。比如“to teach is to learn”，翻译为“教学相长”，“good writing and good translating”，翻译为“写译俱佳”。或许读者没有察觉，自己确实是比较满意的。
当然，余光中先生的文字并不只是“凝练”两个字可以概括，更重要的价值恐怕在于（这一点上我赞同夏志清教授的意见），他一方面接续中国文化的传统，为新生不久的白话文注入古典的精华，“缤纷华丽、音节铿锵，笔调随情景之转移而多巧变化，又多着意嵌入古典佳句”；一方面又融纳西方文学，坚信“若要建树一个真能开花结果的现代传统文学，必须承认中国古文学的遗产，同时融汇旁通以历代大文豪为代表的西方传统”。
在我看来，这两点也恰恰是大陆文学尤其欠缺的。在很长的时间里，大陆的文学处在相当奇怪的状态，既刻意割断了与传统文学的纽带，又隔膜于世界文学的发展（实际上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就已经与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隔膜了）。“出名”的作品虽然有一些，但往往只胜在跌宕起伏的情节，或是对风土人情的描写，然而在人文情怀、文化传统、创作技法等等方面，都乏善可陈。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港台的文学发展就是一马平川。如果单纯从教科书和“正经体系”了解，那么港台近代的文学发展一直是模糊的形象，又往往被“思乡”的大旗所覆盖。如果静下心来研读港台近代作家的作品，才能真正明白，即便他们少却了意识形态全面严苛的控制，看似自由，充其量也只是条“光荣的荆棘路”，其中的斑驳血泪、辗转挣扎，远不是常人能够想象。所以龙应台女士在悼念余光中先生时说他的一生是“跨世纪的疼痛文化史”。
我最早知道余光中先生在“文学”之外扮演的角色，是关于“血滴子”的争论。以自己身份弹压本土年轻人的创作，在文学争论中给人戴上“通共”的大帽子，面对指责时强辩“扣帽子不是问题，而是因为头合适”。很难想象，写出锦绣文章的那双手，还能炮制出这样杀气腾腾、让人瞠目结舌的语言。
对于此类事件，我的态度很坚定：就事论事，错了就是错了，责任或许不必追究，但曲直必须梳理清楚。余光中先生的文章做得再好，这也是他无法掩盖的污点；另一方面，尽管有此污点存在，我们仍然要承认他的文学价值。
后来随着阅读的增加，我又了解到更多余光中先生的作为。
一是在1962年胡适逝世时，遭到了台湾一些报章的贬损和诋毁。尽管余光中已经是新一代作家的代言人，号称要摆脱“五四”和左翼作家传统，但他还是挺身而出，不但写诗悼念，更专门撰文《中国的良心——胡适》。虽然，余光中先生对于新文化运动有颇多微词，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起码看到了良心的闪光。
二是“血滴子”争论之后大约十年，当狼奔豕突的金属怪兽冲上街头，把年轻人的理想和热血碾成齑粉之后，余光中选择了“站在鸡蛋一边”，在海外以诗歌赞美学生。而当年在台湾被他扣帽子的陈映真，赞扬的却是凶猛的铁骑。
我经常在想，人性的复杂，就复杂在我们很难简单用“好人”或“坏人”的标签去概括一个人。同样的一个人，很可能在这个场景下是魔鬼，在另一个场景下就是天使。我们能做的，唯有就事论事，逐个具体场景下还原、理解、评价人的行为，最后才有完整立体判断，而且这个判断未必能简单用几个词概括。对于普通人是如此，对余光中先生的“对手”陈映真（还有几个人知道他曾被誉为“台湾鲁迅”呢）是如此，对余光中先生，也是如此。
无论如何，我都要感谢余光中先生和他的作品，给了我那么多的愉悦和指引。愿他在天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