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摔狗事件”是五天前的新闻了，这五天时间里，整个成都，都处在一种被点燃的状态中。
与何兴丽同住一个小区的业主们，集体在深夜高喊让她滚出小区。从全国各地邮寄来的牛粪、蟑螂和殡葬用品，密密麻麻地堆在何兴丽的家门口，甚至有网友因在何家门口摆花圈喷漆，已被判处拘留7天。成都市民们自发成为侦探，四处寻找着何兴丽家的别克车，而为了防止更大恶性事件的发生，物业公司专门派出保安守在现场，多辆警车也昼夜不停地在附近巡逻。
或多或少，我有些同情这些被无辜牵连的人，突然加班的警察，时刻警戒的小区保安，被各种快递塞满的物业办公室。他们本不必如此，只因为那样一个人住在这里，就一下子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尤其是当他们知道那是一个怎样的人之后，心情恐怕更是会格外复杂吧。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在变相为她服务着。
但是，我从未对何兴丽产生一丝一毫的同情，我坚持要写出她的全名，不愿她只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何某”。我离事发的小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也曾有心去现场，却被朋友告知，何兴丽一家早已逃遁。因为找不到她本人，这座城市像是一个越攥越紧的拳头，只能捶一些不相干的事物解恨。比如，这件事已演变成四川联通公司的一次公关危机，只因何兴丽的丈夫是新津县联通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员。
确实，但凡网络暴力的泄洪闸开启，误伤便总是难免，但是在这个具体的事件里，人们除了网络暴力，再没有任何一个合理适度的方法来制裁如此的恶人。在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空白区，网络暴力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理性复盘，五名与事件有关的人，其中三个是奇葩，已经决定了事件的奇葩程度。狗主小吴的爱犬Lion走失，被小区保安捡到，两名奇葩男子冒领Lion，很快将Lion送给了奇葩何兴丽。在小吴联系何兴丽的过程中，何兴丽勒索、恐吓并且调戏小吴，甚至还要找人强奸她。最后，小吴在网友帮助下找到何兴丽的住址上门索要，何兴丽不仅没有归还，还将Lion从六楼抛下摔死。
许多人，包括我在内，也一度不理解何兴丽的行事逻辑。若只是想要霸占Lion，她应该选择不与小吴联系，彻底切断对话通道。若是想要赎金，就该有个明码标价，快速解决问题，因为多养一天狗，就多一天麻烦。而何兴丽的选择是，保持沟通，拒不归还，持续戏弄，她似乎很享受狗主人无能为力却又不得不恳求她的过程。
如果不是有施虐方面的精神疾病，何兴丽的做法，很像民间收债人在收债时使用的方法，即拿着对方的重要物品坐地起价，其目的是在拉锯战中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她希望把小吴拖到心理崩溃，敲诈出一笔横财。鉴于何兴丽有着职业收债的社会关系和多年的老赖经验，柯基之死的背后，很可能就是这套逻辑在起作用。
如此推想，何兴丽不是法盲，她很清楚如果狮子大张口开一个高价，很容易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敲诈。所以，她总是用问题来回答问题，问小吴有多少钱，以及她愿意出多少钱，谁知稚气未脱的小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类问题的潜台词是什么。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警察接到小吴报警之后，只能把事件认定为“酬金没有谈拢”，这不怪警察渎职，只能怪何兴丽的恶过于狡猾。
粗粗估计，若是以目前公开的证据走上法庭，两名冒领Lion的男子基本可以认定为非法占有，但恐怕惩罚措施也不过是交些罚金了事。至于何兴丽，哪怕是人渣至此，估计所受惩罚也是以罚款和赔偿为主，她是否会坐牢，如果坐牢会坐多久，最主要的衡量指标，是Lion究竟值多少钱。
这确实很讽刺，尽管都说生命无价，但其实不管是人还是狗，所有生命都是有价的。由于缺少适用于宠物的动物保护法，我国法律在动物生命的价值衡量上，通常只是将其等同于某个价格的财产损失，其作为生命的意义，很难得到认可和尊重。
2014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的两个人，潜入汽车修理厂院内，偷走两条灵缇犬，价值约1900元。被抓获后，他们将两条灵缇犬归还失主，各被判处拘役一个月，罚款2000元；同年，江苏扬州，余某骑电动车发现一只白色萨摩耶，价值2300元，他用顺手牵羊的方式将狗偷走，后被狗主找到，余某归还萨摩耶并向公安机关自首，被判处罚款3000元。
这便是我国类似案件的判例，在可以归还失主且认错态度良好的情况下，拘役时间极短，罚款金额基本与狗价相当，而狗主人几乎不会获得更多赔偿。
尽管成都“摔狗事件”较以上两起案件都更为严重，但一条法律原则基本是肯定的，即狗命有价，如果Lion值1000元，那么小吴可能获赔1500元～2000元。宠物作为感情寄托的因素是不被考虑在内的，至于所谓精神伤害，更难得到支持。网友们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深挖何兴丽此前涉嫌诈骗的证据，显然也是预感到，单凭一只小狗的死，很难让她付出惨痛的代价，她邪恶的头脑，也不会因此得到反省。
在近几年的舆论场，每逢有宠物死亡的案件，大家便把设立相关动物保护法的旧事重提。正所谓“公力缺位，私力补漏”，没有公力缺位的前提，私力自然也就无漏可补。可是，恰恰在动物保护的问题上，我们面临着一个无论是法律还是群体意识都难以突破的围城，公力预计会长期缺位。
推行适用于宠物的动物保护法之所以艰难，是因为宠物的概念难以界定，猫狗是宠物，鸡鸭鹅似乎也可以作宠物，猪牛羊也可以作宠物，甚至是蜥蜴蜘蛛也可以作宠物。如果每每涉及宠物生命的案件都比处理普通动物案件的标准更高，无疑是将人之外的动物按照与人的亲密程度划分等级，难以实现法律逻辑的自洽。
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最重要的，是群体意识问题。基本上，有相关动物保护法的西方国家，都有宗教力量进行推动，其出发点是人道主义，原则是任何动物都不可以被虐待，而不是出于私人的爱好，保护个别的动物。所以，在中国想要推动法律来保护猫猫狗狗，就得先身体力行地保护其他不起眼的动物不被虐待，大到猪马牛羊，小到蝴蝶飞鸟，单纯只为某一种动物鼓与呼的声音，是不具备采纳的可能性的。
鉴于博爱实在是过高的要求，所以大多数人只能在与自己相关的部分做防御。可是在“摔狗事件”发生之后，其他的猫奴狗奴，很难得到什么有益的经验来避免同类事件的发生。因为小吴只是犯了一个所有人都可能犯的错误，之后的事件走向，完全不在她的控制范围之内，而在法律框架里，我也认为她做到了一个普通人所能做到的一切。
绝大多数人遇到何兴丽，很难解决得比小吴更好，这种场面如同面对一个情绪极不稳定的绑匪，不是谨慎小心就能顺利脱身的。为了让自己不遇到类似的恶人，人们只能以网络暴力的方式杀一儆百，虽然事件的靶心是何兴丽，可实际上，大家是在摧毁一切类似形式的恶。
这是我第一次支持网络暴力，也希望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