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凡夫俗子
来源：微信公众号“凡夫俗子话财经”（ID：eric_fuzi）
春节将至，年味儿渐浓。
一大早，刚出家门，街上的情景似乎与往常不大一样；而恰巧此时，微信上接到了朋友发来的一个段子：
“今天上班的地铁人明显得少了很多。大家相视而笑，互相点头示意但眼神坚定。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共和国最优秀的人才，各部门最重要的岗位才会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个车厢……”
读罢不禁莞尔：的确，曾经路上的车水马龙，眼下的门可罗雀，对比鲜明。其实对于北京来说，每逢春节，都会迎来一场壮观无比的“候鸟式”大迁徙，随着1000多万外来人口返乡与家人团圆，首都也结束了一年的喧嚣，恍如一座空城，只剩下最清冷的繁华；可假以时日，京城又会重回原样，并开启一个新的轮回。
年复一年，无数的人们往来穿梭于这座城市，参与着也见证着她的繁荣与成长，处一世繁华，任沧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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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我第一次跟随父亲走出了“山沟沟”，来到这个名曰“北京”的地方游玩。初来大城市，周围的新奇对于一个年仅5岁的懵懂孩童来说，都是难以忘却的：熊猫盼盼、天安门、长城、天坛、故宫……一切儿时的记忆，至今依旧历历在目。
影像的记载更为精准真实，于是翻开影集，找到彼时留下的照片细细回味，分明看到：那时的京城，高楼大厦远远不及今日这般密集，路边来往的人流也不似此时这般汹涌，即便地铁只有1号、2号两条线路，却也乘坐得舒适惬意，就连与父亲在天安门前的合影，所拍到的长安街上竟然也只有一辆小汽车驶过而已。
谁曾想到，25年后的北京，会成为拥有航母级经济总量与人口规模的国际化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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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在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后，我国经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而后至90年代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以及户籍制度的松动，让“经济模式牵引人口流动”的剧情即将再次拉开序幕。
这一阶段的北京，人口规模的变化总体上并未呈现出太大波澜。1978~1994年期间，北京常住人口从871.5万上升至1125万，增幅为253.5万，平均每年增加15.8万，年均增速仅为1.61%（详见图1）。其中，北京户籍人口由1978年的849.7万升至1994年的1068.1万，增加218.4万，平均每年增加13.65万。这反映出，此阶段的北京人口增长主要动力来自于本地户籍人口增量，至于外来人口的大规模流入，还是后话。
与人口规模的变化情况相类似的，是北京该阶段的经济增长状况。可以看到，虽然增速有波动，但北京经济总体上还是呈现出中规中矩的平稳增长态势（详见图2）。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期间北京经济年均9.88%的增长速度，同全国水平（9.95%）相比尚有不及。
诚然，这与当时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不无关系。鉴于出众的区位优势和巨大的建设潜力，国家于1980年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旨在将其打造为对外开放的门户和桥头堡，进而带动南方沿海地区率先实现经济的腾飞。于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深圳，经济开始了现象级的迅猛增长，1980~1994年的平均增速高达37.6%，个别年份还高于50%。足以见得，以深圳为首的珠三角地区才是当时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而北京的增长极地位还未得到确立。
不过对深圳来讲，壮大的不仅有经济总量，还有人口规模（详见图3）。我们可以列举深圳人口的几个关键数据：
1. 1979年：常住人口31.41万，户籍人口31.26万，非户籍人口0.15万；
2. 1994年：常住人口412.71万，户籍人口93.97万，非户籍人口318.74万；
3. 1979-1994年，常住、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平均每年分别增加25.42万、4.18万和21.24万；
4. 1979年与1994年，非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0.48%和77.23%。
人力资源之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积极意义不言而喻，而相当数量的人口规模更是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重要保障。深圳，正是充分凭借其自身的种种优势与令人期待的发展前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前来入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量的外来人口为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这，也似乎预示着北京的未来——毕竟，城市是由人建设的，有人的地方，才有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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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与长三角经济带的日趋成熟，不仅使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无形中助推了“南富北穷”的经济格局。为了平衡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国家高瞻远瞩地选中了环渤海经济圈，将其发展规划上升至战略层面，并寄予厚望；而不少经济学家更是将环渤海经济圈誉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的中国经济第三个增长极”。
此时，正值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渐成熟，再加上环渤海战略的重大利好，让北京的首都地位与多方面优势凸显，由此经济社会发展也开始进入快车道，而就业空间与生存环境的持续改善，直接让人口向北京“阳光带”流动成为大势所趋。
从数据来看，1995年，北京常住人口为1251.5万，而2000年增至1363.6万。其中，户籍人口由1995年的1070.3万上涨至2000年的1107.5万，年均7.4万人的增幅与上一阶段的13.65万相比已经近乎腰斩；与之相对应的是，常住外来人口的势力正逐步壮大。1995年与1996年，均维持在170万以上，是1994年的3倍，增幅巨大。而后三年的人口规模虽略有下降，但2000年仍然强势回到了243.5万，占常住人口近两成（详见图4）。
外来人口的增加，无疑为北京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995~2000年期间，北京GDP年均增速达到10.55%（详见图5），一举超越全国水平（9.02%），并与深圳增速（15.7%）差距有了明显收窄，且直逼上海（11.98%）。
同时，北京的产业结构也得到了优化，1995年，第三产业首次超过五成，“三二一”的产业格局由此正式确立；到2000年，三大产业的比例关系已经来到2.51:32.68:64.81（详见图6）。
人口的涌入与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将北京城市的进一步扩张提上日程，三四环沿线开始建设涉外旅游的服务设施和新的商业中心，旧城区的服务功能开始向城区外转移，而旧城原有的商业中心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造，这也奠定了下一个发展阶段所需的空间与物质基础。
具体来看，这一阶段的北京城市的“旧貌换新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城区功能布局：
第一，完成了两大商业中心的改造和商务化。上世纪80年代，西单、王府井两大商业中心就开始更新改造，至90年代末期，改造基本完成。其主要特点就是商业中心的商务化：大面积的写字楼建设，使得原有单一的零售功能转变为集零售与办公综合于一体的新功能，如王府井商业中心兴建的东方广场，至今仍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写字楼之一。
第二，金融街的建设。位于西二环路东侧、紧邻西单商业中心的金融街，是国内诸多金融巨头、人民银行与监管部门的总部所在地。作为国家级的金融管理中心，金融街在90年代开始了大规模建设，并吸引了更多金融机构总部入驻。而今，金融街凭借其金融决策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总部集中的优势，以及畅通发达的通讯系统，正在及时汇集、传递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经济和金融信息。
第三，次级商业中心的改造和次级商务中心的建设。在危旧房成片大规模的改造带动下，上世纪90年代，城区次级商业中心和商务中心的建设获得了发展。次级商业中心在改造或异地重建中也普遍出现了商务化的趋势，如崇外大街在改造中，把原花市商业中心移至崇外大街，原有的商业功能也转变为零售和商务于一体，等等。
近郊区功能布局：
第一，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设。受80年代中期的“下海热”影响，大量的科技民营企业不断聚集，形成了电子产品“自由市场”的“电子一条街”。1988年，国务院批准，在以中关村为核心的西北郊建立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高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到了90年代末，试验区重组为“中关村科技园区”，其“一区五园”（海淀园、昌平园、丰台园、电子城、亦庄园）的格局也形成了环绕中心城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带。
到了2000年，全区共有从业人员29万人，技工贸总收入1679亿元，上缴税费总额61.6亿元，对北京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并主导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各个领域，海淀园更是被称为中国的“硅谷”。90年代末，在海淀园中心区动工兴建科技园区的商务功能区——“中关村西区”，现今也是大面积的办公和会展设施，形成了北京新的商务副中心。
第二，北京CBD的规划。随着我国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进程，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北京东三环路和建外大街已经陆续建成了长城饭店、建国饭店、京广大厦、燕莎商城、国贸中心、嘉里中心等一批涉外商业旅游服务和办公设施。基于此背景，90年代中期，北京正式明确了“在建外东三环和东四环之间建设北京国际商务中心区（CBD）”的规划，为后续建设埋下了伏笔。
远郊区县的开发区建设：主要包括位于亦庄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分别位于各个远郊区县的10个市级开发区。
此时的北京，无论是经济人口规模，还是城市规划与布局建设，都已经具备了扎实的底蕴和雄厚的基础，也越来越吸引世人的目光。而千禧年到来之际，北京如同一个壮年男子，朝气洋溢地准备好去拥抱下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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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世纪来临，随着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许多落后地区的人口怀着对寻求美好生活的憧憬，纷纷到首都北京“淘金”，这也翻开了北京人口迁入暴涨阶段的新篇章。
2010年，北京常住人口为1962万人，距离2000万大关仅一步之遥，同2001年相比，年均增加64.3万人。其中，2010年，北京非户籍人口700.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35.7%（详见图7）。改革开放至2010年，北京人口增加第一个500万用了23年，增加第二个500万仅用了9年——而这第二个500万中，近八成是非户籍人口。
与此同时，北京的经济总量继续保持着高速度的增长态势，2001~2010年平均11.62%的增速，依旧高于全国的10.55%（详见图8）。
与经济的快速增长相伴相生的，是城市建设的逐渐改善，产业的日趋成熟，以及全球各行业的龙头企业接踵而至，由此也让北京之于全国乃至全球的人，都增添了更大的魅力与吸引力。
我曾经问过不少认识与不认识的人，为什么要选择来北京工作与生活，所有人的答案，无外乎出于以下三点：
第一，经济利益驱动：同样是传统服务业、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在北京工作的预期经济收益相比其他城市无疑更高；
第二，服务需求驱动：北京拥有全国最好的教育、医疗等方面资源，而这些对于京外人口的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出于对公共服务的多元化需求，在北京的公共服务“高地”效应中会使他们得到很好的满足；
第三，发展机会驱动：由于北京知名企业云集，机会也随之增多，发展空间更大，外来人员会为实现个人梦想和追求而进京发展，哪怕成为“北漂”甚至“蚁族”也在所不惜。
上述三点答案，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相信也是这一时期外来人口显著增加的重要原因。
此外，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那就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百年奥运，举世瞩目，相信各位都对这次“无与伦比的盛会”记忆犹新。
可我想说的是另外的事儿。
新世纪以来，奥运会可谓是国人期待的头等大事。为了保证奥运会的顺利举行，北京上下不遗余力地加以投入，而这不仅很好地改善了首都基础设施、治安等各项条件，还为京城的后续发展，尤其是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并再次促使其提高效率创造更加优良的环境，其中必然包括以下几方面：
1. 社会环境的安定性；
2. 金融制度的现代化；
3. 赋税负担的合理化；
4 .运输系统的便利化。
另外，为了秉承“绿色奥运”的理念，北京还加大力度治理环境，力求建成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生态良好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同时，为了适应举办奥运会的需要，服务业在已有基础上大量兴起，服务范围的扩大与服务质量的提高，再加上政府为举办奥运会所创造的宽松的政策环境，无疑对众多京外人员来京创业和生活产生了更为巨大的吸引力。由此也导致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涌入首都，为这座城市的繁荣尽一份力的同时，也在提高着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生活品质。
盛会过后，“奥运经济”效应并未结束；之于北京，有两个重要变化也正在悄然发生：
第一，更加深入地深入调整了“中心城市、新交通、新城镇”建设的关系，在继续加快推进新交通建设的同时，全面启动重点新城建设，加快新城镇建设步伐；
第二，在继续重点推进高科技产业、金融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以高端产业功能区和新城为主要依托，重点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发展，形成了高科技产业、金融与生产性服务业、社会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四极”带动的产业发展格局。
而这些，也都在形成更为巨大的“磁场”，吸引着京外人口的流入。事实上，到了2010年，北京常住非户籍人口为700.3万人，比起2008年的462.7万人，足足增长了50%以上。
足够的人口规模，撑起了北京的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吸引更多的人来此欢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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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北京常住人口终于突破了2000万，人口规模已然跃居全球特大城市前十的榜单内。
然而，在经济新常态的重压下，这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城市也开始露出疲态，不但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且“大城市病”的种种症状也不断凸显：交通拥堵，雾霾侵袭，水资源短缺……
为了控制人口规模，种种政策相继推出，比如户籍，比如雄安。
还有就是，人们对于北京的吐槽也越来越多了。
仍记得前一阵子，一篇刷屏文《北京有2000万人假装在生活》引起了无数共鸣。这篇文字似乎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房价太高，年纪轻轻便身背巨额债务；工作繁忙，鲜有自己的业余时间；生活质量差，挤地铁如同沙丁鱼……
于是，身边不少朋友都萌生了离开的念头，仿佛这座城市的吸引力早已不比曾经；然而，还是有不少人，离开一段时间后重又回来，只因三四线城市实在容不下自己的灵魂。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北京将不再如往昔那般包容，成为“常住人口”的门槛也会越来越高，但是这座城市，永远都是如此被人魂牵梦萦，只因她是人们心中永远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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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搁笔之际，恰好暮色降临，华灯初上，相比于早上出门，此刻更显祥和静谧。
而今，路空了，地铁空了，城市空了；SOHO们、创业大街等写字楼，迎来了一年中最冷静时刻；快递小哥们纷纷离京，快递停运，电商时代难得冷清；Uber、快车、专车、顺风车司机们，都陆续撤离，硝烟一年的出行大战，终于挂出“止战牌”。
鞍马劳顿一整年，难得的几天轻松与惬意。
北京，只是一座城市，却承载着太多人的梦想，凝聚着太多人的期望。或许有一天，你我终将离去，但北京，却依旧坚若磐石地矗立在那里，见证一代又一代人的酸甜苦辣，静候一个又一个沧海桑田。
可是现在，这座城市多么需要一次冬眠时刻，抖落一身的浮尘，等待来年的喧嚣与艰辛。
新年将至：致我深爱着的北京，请尽情享受这片刻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