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比同学从 CCTV5 跳转到了 CCTV6 时，硅谷也跟好莱坞“同声同气”了一把。
昨天，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科比获得小金人让大家很激动，但小探注意到来自肯尼亚和巴基斯坦的演员 Lupita Nyong'o 和 Kumail Nanjiani 上台颁奖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在这里的每个人，电视机前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梦想家。我们成长时的梦想是长大后能够为电影工作，梦想是好莱坞的基础，梦想也是美国的基础。”
Lupita Nyong'o （左）和 Kumail Nanjiani（右）
可能国内的小伙伴看到这会好奇，其实，“梦想家”问题的背后，是从去年火速席卷全美的“DACA 计划”。
“DACA 计划”全称是《幼年抵美暂缓递解行动》（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这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2012 年时以总统行政命令提出的，针对那些16岁以前非法入境的未成年人们。计划规定，如果这些孩子当时有家长陪同且入境后无犯罪纪录，可以申请暂缓遣返出境，但要遵循一系列严格规定。
也就是说，如果你2岁跟着父母从墨西哥来到美国，即使你当时不是美国人、即使你非法入境，只要没有犯罪记录，你能够暂缓被遣返回墨西哥，还可能获得美国合法公民身份。毕竟，墨西哥对这样的孩子而言，才是真正的 “外国”。
这个计划自宣布以来，约有 80 万儿童受益，这群孩子也被称为“梦想生”（Dreamers）。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在去年 9 月宣布废除“DACA 计划”，不再接受新的申请。这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些追梦儿童，很可能就要面临遣返，跟家庭分开。而美国时间的今天，更是川普当时宣布的截止日期。
其实，除了好莱坞昨天在奥斯卡颁奖典礼这样的公开场合为“DACA 计划”发声之外，硅谷才是川普废除DACA计划的重要反对者。
为什么硅谷关心 DACA？
去年川普刚提出“废除 DACA”时，各大科技公司的高管们就纷纷跳出来反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公司里面就有着受 “DACA 计划” 保护的“追梦者”们。
苹果公司 CEO 蒂姆·库克（Tim Cook）发推特表示：“我有250名同事就是‘追梦人’。我将与他们同在。”
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 ）更宣称，废除 DACA 将会是“国家整体倒退的一大步”。目前微软有 39 位员工被 “DACA 计划”保护，包括工程师、金融、零售和销售等多个工作岗位。史密斯表示：“如果政府敢遣返一个人，我们就雇佣一位律师打官司，并且支付所有费用。”
贝索斯和他的妻子则宣布捐出 3300 万美元，帮助获得 DACA 资格的年轻无证移民支付上大学费用，这笔捐款将帮助到 1000 名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移民。值得一提的是，贝索斯提到了自己父亲就是从古巴来到美国的。
就在今年 1 月，库克跟 100 多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敦促国会通过立法，以保护受到 DACA 计划威胁的年轻移民。
签署的人里面除了库克之外，还有 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 ）、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惠普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等多家公司高管。
这封公开信里直接说，这些年轻移民们是美国经济的重要部分，“有了他们，我们能够增长和创造工作”。如果没有他们，国家每年 GDP 可能会损失 4600 亿美元，社会安全和医疗方面的税收贡献也会减少 246 亿。
不管是经济效益，还是从个人出身，这些硅谷的高管们对移民群体的感情，是推动他们发声的重要因素。
DACA 背后：硅谷为“移民问题”游说
像苹果和微软，都提出要保护公司的 DACA 员工，背后是硅谷对“移民”问题跟华盛顿的又一次“冲突”罢了。但硅谷并不仅仅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他们还拿出金钱的力量，对华盛顿进行游说。
美国媒体 Quartz 曾调查了美国最大的六家科技公司 2000 多份游说报告。其中，谷歌、亚马逊、Facebook、IBM 还有微软四家公司都出现了“移民”相关的游说内容。
特朗普政府从上台之初就计划进行 H-1B 签证改革，这让谷歌、Facebook、亚马逊等公司不遗余力地就移民问题进行游说，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就是增加工作签证名额，开放“高科技移民”。毕竟，与 250 名 DACA 员工相对应的，是苹果的 2300 多名申请 H1B 签证的高科技员工，还要跟其他公司争夺每年仅 8 万个名额。
可以说，硅谷长期以来一直依靠移民来刺激创新，在价值 10 亿美元的初创企业当中，有超过 50％ 的公司是由第一代移民创立的，并填补了美国国内技术人才的空白。
总而言之，只要硅谷与特朗普政府在移民、气候变化、网络中立和贸易政策等方面发生冲突，游说费用就会增加。
“游说白宫”这个过去由银行、石油公司和国防承包商等一众巨头主宰的行业，现在可能已经越来越比不上硅谷巨头们在华盛顿砸下的钱了。
硅谷游说：五大巨头去年烧近 5000 万美元
过去的十多年里，美国的科技公司正逐渐用游说的钱“淹没”华盛顿。
仅去年一年，谷歌、Facebook、微软、苹果和亚马逊在华盛顿的游说活动上花费了 4900 万美元，比例也大幅增加：Facebook 的游说开支比 2016 年增加近 300 万美元，苹果增加了 230 万美元，两者都增加了 30% 以上。
2003年时，谷歌游说华盛顿仅花了8万美元，如今上升到动辄超过千万美元，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比其他任何一家科技公司花费更多：仅 2017 年上半年就投入了 950 万美元进行游说，全年超过了 1800 万美元。
紧随其后的是传出可能要在华盛顿特区建立第二个总部的亚马逊公司，花费超过 1280 万美元进行游说。至于 Facebook，则在去年全年游说活动中花费了 1150 万美元，微软为 850 万美元，苹果则花费了 700 万美元。
数据来源：Recode
根据 OpenSecrets 数据统计，在前20家游说投入最大的公司当中，谷歌母公司 Alphabet、亚马逊和甲骨文占据了三席，科技巨头正超过华尔街，超过AT＆T、波音等这些传统大户，成为了游走在华盛顿的新巨头。 而2016年时，排名前五位的科技公司游说花费已经是前五大银行的两倍以上。
要知道，在1992年联邦政府开始追查微软反托拉斯法的行为时，软件巨头几乎在华盛顿是不存在替身和说客的。如今，硅谷的游说也变得越来越专业了。
比如科技公司当中的游说大户——谷歌和母公司 Alphabet。这跟担任 Alphabet 公司执行主席的Eric Schmidt 有着重要关系。2001 年施密特被聘为谷歌首席执行官时，他就坚持了谨慎的原则。在他的领导下，谷歌逐渐增加了在国会山游说、交友和影响政策制定者的投资。
《搜索》一书作者约翰·巴特尔 （John Battelle）是这么评价施密特的：
“他是 Google/Alphabet 和社会，特别是政界之间的‘缓冲器’，负责和监管者对接沟通，并在业界组织游说机构以保护科技行业的利益。”
除了直接游说华盛顿之外，Alphabet 还为智库、学者和非营利组织等长期提供捐助资金。比如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自1999年成立以来，收到了谷歌、Schmidt 以及 Schmidt 家族基金超过 2100 万美元的捐助，Schmidt 本人甚至担任了多年的智囊团主席。
硅谷巨头的高层管理人员也出现了政治界的“旋转门”。
据问责制运动组织（Campaign for Accountability）统计，谷歌雇用了 183 名以前在联邦政府工作过的员工，有 58 名谷歌员工已经在华盛顿工作。谷歌还租下了一个离国会大厦不到 1 英里的办公室，平均每周都会有高管到白宫会见一次。
如今， Alphabet 的全球政策主管则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的白宫经济学家卡洛琳·阿特金森，负责全球游说。卡洛琳曾作为美国在 G7 和 G20 峰会上的代表，并曾负责协调美国在全球经济以及贸易、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政策。
Caroline Atkinson，图片来自网络
游说：为公益还是为利益？
到底这些科技巨头投下的钱，效果如何？
从游说内容来看，这些科技巨头共同点不少，比如花在企业税制改革、移民、网络中立原则等问题上。像苹果、谷歌等目前拥有数千亿美元的海外储备，可以说是不差钱，而特朗普上台后的税收改革，可以说就是科技巨头游说“成功”的典型案例。
但始终各公司利益不同，各自游说的重点“花销”其实也反映了公司所受到的不同监管和限制。比如 Facebook 在 2017 年投入的 700 多万美元当中，超过 1/3 （即 280 多万美元）的资金都花在了“网络广告，内容和平台透明度”方面。
再加上推特和谷歌旗下的 YouTube，这三家公司游说支出激增恰好反映了国会对于在线广告市场巨头主导地位的担忧，以及这些公司对 2016 年美国选举的潜在影响等方面进行的审查。Facebook 更是因为未能阻止与俄罗斯有关干预大选而遭到调查与批评。
花费了 700 多万美元的苹果，游说的重点则是在气候变化、移动医疗应用程序和自动驾驶汽车等领域。至于亚马逊公司去年花费在收购 Whole Foods、无人机政策等问题上，此前亚马逊也传出希望用无人机送货。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科技公司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可能比其他任何行业都要大，但在“不作恶”“连接全世界”这些口号背后，是看不到的游说。或许是为了更多的利润，更少的税收，还有更多的数据。
这并不意味着科技公司是坏角色，只不过科技公司的主要目标就像大多数公司一样，是为股东谋取利润，而不是为社会营造良好的公共政策，社会需要的是政府及其监管权力来维护公共利益。
毕竟，当 IBM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主导大型机计算时，是美国政府试图分离其硬件和软件业务，最终IBM 同意允许其他公司在 IBM 计算机上创建运行软件，这才给了微软崛起的机会；而微软最终不得不面临政府对自己的反垄断案件，又为谷歌的发展创造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