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第3次清零:你们可还记得量子纠缠
2018-04-04 07:35

2018年的第3次清零:你们可还记得量子纠缠

世间的事儿说到根上,无外乎就是登场和离场两件事。出生是登场,死亡是离场;上任是登场,下岗是离场;得到是登场,失去是离场;被关注是登场,被遗忘是离场。这个三月里密集发生的许多事,无一不是在佐证这一点。

 

这是2018年的第三次清零。


 

出名

 

多年以后,假如我们再看电影《洗澡》或是《冈仁波齐》,一定还是会想起上个月的八卦。

 

3月1日,九零后女孩用梦呓般的表白,将她与导演张杨的露水情缘公之于众。在阅读量过百万的长文里,她详述二人的情感历程,表示既不介意张杨已婚的事实,也不介意自己小三的身份,她用自己似懂非懂的物理学术语“量子纠缠”来阐释这段关系,顺手还为自己贴上了三毛转世的标签。

 

然而,她的絮叨,她的错字病句,她胡乱使用的术语典故,将看似的深情最终发酵成了网民集体服用的笑料。她说,她爱他,可是无论从任何角度看,她的初衷都不只示爱这么简单。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根线,能被他人关注到的却往往只有一个点。许多人不知道,爆文过后,女孩剃光了头发,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她在公众号上继续冲一个假想中的张杨说话,每篇都有上万的阅读量,一个微信大号正在冉冉升起,最近听说,她每天还在某平台上进行直播。

 

一切的行为好像都在说明,她希望把舆论对自己的关注多留一阵子,不要就此把她忘了。我们以为是昙花一现,她却想把自己做成连续剧。

 

在最新的一篇文章里,女孩不加掩饰地说,“是的,我想出名,我太想出名了”,此刻,她已不再向张杨示爱,而是开始指责他的自私,理由是在她感到自己无法在影视圈生存的时候,张杨不仅没有帮助她,而且还拉黑了她。

 

隐隐约约,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一种特别的逻辑在推动事件发展:她在生活中遇到困难,而出名,是她认为的,解决全部问题的最好方法。至于怎样出名,出怎样的名,已容不得她细想。

 

倒不是我为张杨开脱,只不过,张杨在这个过程中好像被工具化了,如果可以,他可能会被替换成任何一个公众人物,因为对一个想出名的女孩来说,靠谁出名并不重要。更何况,以张杨的知名度,承担事件男主角的职责本身就有些强人所难,多亏女孩操刀的那篇文章料足势猛,才弥补了男主角知名度不高的缺陷。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婚外情事件的主人公,张杨并没有被舆论过分苛责,甚至连骂句渣男的人都没有。这好像既不符合以往名人出轨事件的规律,也不符合女权主义高涨的社交媒体风向,我们的网民再次展示了他们难以捉摸的价值取向,向张杨提供了文陈薛林等男星梦寐以求的宽容。

 

一定是张杨做对了什么,或是那名女孩做错了什么。

 

也许,是因为张杨及其家人并不活跃于网络,他们并不刻意去获取很多喜爱,因而也就不会得到那么多仇视;也许,是因为张杨很早就对媒体表达过自己另类的婚姻观,他究竟是渣还是言而有信,大家没完全回过味来;也许,是因为事件里缺少一个苦主,张杨的妻子没有楚楚可怜地站出来,导致公众不方便为她擅自维权;也许,是因为那名女孩往自己的身上贴了太多的槽点与标签,错误地吸引了火力。

 

总之事件稀里糊涂地翻篇了。张杨的损失谈不上惨重,女孩也如愿出名了,不知道她是否会在深夜自问,到底有没有过上想要的生活。

 

女孩的出名需要张杨配合,河南薛立山出名,则只需要一辆奔驰车。他在从河南前往成都的途中,所驾驶的奔驰车定速巡航失灵,无法减速,以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狂奔了一个小时,多亏两省警方跨界合作为他清道,最终依靠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的方式化险为夷。

 

以上描述都来自薛立山的一家之言,在媒体和网友纷纷佩服他高超的车技并质疑奔驰的质量问题时,汽车界的KOL则全部认为他在撒谎。他们说,定速巡航失灵可以理解,但刹车换挡油门全部失灵,概率极低,而且这种故障一旦形成就不可逆,薛某不可能在刹车成功之后继续上路。

 

事后,薛立山也接受了媒体采访,采访中,他眼神飘忽,语焉不详,难以自圆其说。他甚至说出许多蠢话,比如在四十多分钟的高速奔驰中,他只踩过两次刹车,因为要“专注于驾驶”,至于为什么继续驾驶差点让自己丧命的车辆上路,他的答复是,因为他急着去工作,养家糊口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尽管涉事车辆的检测结果仍然没有给出,但在舆论场上,薛立山已经被判有罪。从万人钦佩到体无完肤,好像就是短短两三天时间的事。

 

除非被公安机关拘留,否则我猜,他是很难给公众以交代了。因此,我只能猜测他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撒谎,为什么要在高速的驾驶过程中,自导自演这样一出大戏。显而易见,他没有剧本,完全是兴之所至地即兴演出,因此才在事后不断修正自己的说法填补漏洞。他是天生热爱表演,还是深夜开车寂寞难耐,想找点乐子?我到现在都没有肯定的答案。

 

不管怎样,他出名了,但他可能更难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因为中国人对失信者一向格外苛刻。我甚至可以再大胆断言,他的一生都将因这件事而改变。

 

相比于前面两位,两会上走红的女记者用事实证明,出名有时只需一个适时的白眼。

 


不必关心蓝衣女和红衣女的各自身份背景,对理解这件事来说,她们的个人信息并不重要。我的理解中,那个白眼之所以能点燃全网,是因为它扎扎实实地切中了时下最流行的diss价值观。无论时间地点场合,对于看不惯的人和事,给出自己的态度,没有装模作样一脸poker face,这让她显得比很多嘻哈歌手更嘻哈,更real。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两会总是在捧红女记者。红蓝CP让我想到,2010年的两会也有一名女记者走红,那名女记者先后手挽多位高官,场面暧昧,引发了网络上的激烈讨论,以至于后来闾丘露薇还专门写了博客帮忙澄清,说那名女记者是代表同行们请高官到媒体采访区,只不过,她可能在站位时出了问题,她本该站回媒体区,但却站在了高官身边,如此才留下了那一张张引人联想的照片。

 


总结起来,以上所有人的故事都在暗示我们同样一个信息:在当代中国,出名变成了一件成本越来越低、概率越来越高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出名,每个人也都有必要做出名前的准备,说不定哪天命运就会对你有所垂青。

 

这会是一件好事吗?也许吧,它至少证明我们有足够开放的信息传播渠道。但更多时候,它恐怕还是一件坏事,太多本不该出名的人受此蛊惑,扭曲了自己的一生,他们用自我行动无限贴近赵本山小品中白云大妈的人物原型,幻想属于自己的锣鼓喧天和鞭炮齐鸣,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名声注定只属于社会中极少数的人,他们只是固执地相信,自己会是那个幸运儿。

 

人们热衷于导演自己的变形记,但隐藏在名声背后的黑暗面,是很多被追光照耀过的人,将无法再回到黑暗和沉默中生活,这可能是他们自己无法接受,也可能是过去的环境已不再欢迎他,而我们更加难以想象,当越来越多的人琢磨如何出名,那些基础的社会岗位又该由谁来胜任。

 

逝者

 

霍金和李敖相继在三月辞世,人们自发在社交媒体上举行了盛大的悼念活动,无论熟不熟悉他们,每个人都在朋友圈哭了一鼻子。

 

我想,霍金和李敖对这个世界的贡献,但并不是每个人对此都能理解与感知。我没有发出任何悼念,因为我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和他们乱攀关系,更不该用他们的死亡装饰我的朋友圈。我自己很明白,假如不是他们去世,我一年到头也不会自发想起他们的名字。

 

其实,世界上许多生物都是如此。世界上目前仅剩一头白犀牛,它的存在,对世界也有重要价值,因为它代表了这个物种的句号。但是,这份价值是对动物学家而言的,是对环境保护者而言的,对于生活在城市里,做着普通工作的我们来说,它存在的价值我们并不能切身体会,我们也不会主动追踪它的境况。假如某天这头白犀牛死了,我到那时发朋友圈哀悼它,仿佛自己已经关注它多年,我感到这是可耻的,因为我在利用这个生物的死,粉饰自己的社交面孔和公众形象,这比对它漠不关心还要过分。

 

社交网络上应该建立起哀悼的礼节,哀悼你该哀悼的人,不要乱随份子,假哭鼻子。没有人会因为你不哀悼霍金就认为你薄情,就如同没有人会因为你哀悼了霍金就对你高看一眼。生活已经不易,在闲暇下来的、自己可以做主的时间和空间里,不要延续平日里的伪善了。

 

三月里还有两名逝者值得被记忆,一个叫Elaine Herzberg,另一个叫Walter Huang。Elaine只是一名普通的美国妇女,3月20日晚上,Uber的无人驾驶汽车撞上了她,直接导致了她的死亡,而Walter Huang则是在3月31日驾驶特斯拉Model X汽车,用自动驾驶模式撞上了高速公路的护栏,车辆瞬间起火,38岁的他不治身亡。

 


无人驾驶是不可否认的技术进步,但连续有人因此遇难,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相关的技术是否可以广泛推广。人类历史上的技术进步,确实是多次是依靠无辜者的牺牲取得的,但时代已然不同,如果科技进步不能摆脱用无辜者献祭的窠臼,那进步本身的意义也将因此消解。与此同时,我也为百度捏一把汗,假如是百度的无人驾驶出现类似事故,舆情反应恐怕会吞没这家公司,所以李厂长,请务必慎之又慎。

 

辞职

 

三月,许多人离开了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其中最出名的几人,是薛兆丰、苏芒、孙宏斌和李嘉诚。李嘉诚是功成身退,其余三位的离职,则都有些五味杂陈。

 

苏芒离职的理由是要照顾家人,这当然只是一个官方说法,因为假如她在过去的47年里能够平衡工作与生活,之后也一定可以。关于她的离职有多种传言,其中的共同点是,都与经济有关,而且在社交媒体上不可讨论。我在天眼查看到一份惊人的数据,苏芒竟然在46家公司持有股份,女王头衔,看来还真是有些真金白银的分量,至少在数量上,她比孙宏斌拥有的公司还多很多。

 


亏损165亿之后,孙宏斌向乐视服输了,他辞任乐视董事长,承认自己投资失败,也间接证明了乐视已是一家难以盘活的公司。普通人能从这个故事中学到的,其实是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那就是要忽视沉没成本,无论已经损失了多少,该离场时,别说断腕,断头也要离。

 

很多年前,在薛兆丰还不广为人知时,我便看过他在FT中文网的专栏,所以尽管我没有买他的课程,但对我来说,这不完全是个陌生的名字。薛兆丰从北大离职,被解读为网红身份与教授身份的冲突,再直白一点,人们酸溜溜地评价他是因为人红了,赚钱了,所以不再想教书育人了,言外之意是,你富了,怎么就不为人民服务了呢?当年袁腾飞离开学校时,类似的声音也相当洪亮。

 


我佩服能体面赚钱养活自己的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相信也都与我有同样看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旦财富和教师牵扯起来,人们的看法就变得含混暧昧起来。我一直试图厘清,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认为教师不该富有。

 

也许,是因为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存在有相当程度的“金钱肮脏论”。比如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人认为钱会腐蚀人的心灵,而那些赚大钱的人,一定是做了许多见不得光的事情才能完成财富积累。在“金钱肮脏论”的潜意识面前,教师好像是最应该被保护起来的对象,因为他们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如果工程师都被金钱腐蚀了,那么我们的下一代将无法健康成长。

 

但是,当薛兆丰离职的消息传来,尤其是人们听说他卖课赚了几千万的时候,舆情反应改变了我的看法,我可以察觉到那种蔓延开来的情绪,无外乎就是三个字:凭什么。凭什么一个教书的可以赚几千万?哪怕是北大教授又怎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奖金也不过500万,薛兆丰比得上袁隆平吗?那个瞬间我意识到,打心眼里,这群人轻视教育,不认为一个知识分子该得到这么多酬劳。


这或许也是基础教育在中国乏善可陈的一个原因。

 

3月就这样过去了。


文丨默尔索 独立批评人,微信公众号「默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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